【大紀元12月15日報導】（中央社記者張芳明東京特稿）日本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至一九九零年代初期的泡沫經濟時代，多數國民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但是，隨著泡沫經濟崩潰帶來的長期景氣不振，生活貧困者逐年增加，底層社會的族群為求生存造成的社會新現象一一浮現，流浪漢的日益醒目和網咖難民的出現，益發引人注意。

泡沫經濟崩潰前的一九九零年代初期，接受生活補助的家庭只有約六十萬戶，泡沫經濟崩潰後逐年增加：二零零一年首次突破八十萬戶，二零零六年則突破百萬戶，達到一百零八萬戶的最高紀錄。調查顯示，一九九零年代後半，完全沒有儲蓄的家庭只占總數的一成左右，二零零六年則增至近兩成三。

日本底層社會的族群，主要是無處可住的流浪漢，以及利用網路咖啡店作為臨時住處的「難民」。前者是野宿在外，後者則付出和住旅館或租房子較為合算的價格，隨處「寄人籬下」，在有網路設備的小空間內過夜。他們主要都以打零工討生活，有一天工作算一天，在全無保障的不安定工作環境下過日子。

日本厚生勞動省今年發表的調查指出，全國野宿的流浪者在二零零三年總數約兩萬五千名，今年減至約一萬八千名。但是，專家指出，實際人數約在三萬人。流浪者分布全國，但以大阪最多，約占全國的四分之一。

據調查分析指出，在一九七零年代至一九九零年代，野宿流浪者主要是打零工的勞動者，以失去工作的五十、六十歲中高齡者為主，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開始出現四十多歲的流浪者，年齡最輕的只有二十多歲，反映出流浪者已遍及青年層，同時也出現女性野宿流浪者。

厚生勞動省調查指出，全國的野宿流浪者有七成從事卑微工作討生活；其中七成五是以撿廢品維生，例如空鋁罐和紙箱，售價依地區而有不同。空鋁罐目前一個可賣兩日圓上下，一公斤在一百日圓至一百五十日圓之間，紙箱則每公斤只有六日圓左右，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

流浪者擺臨時露天小攤位也是討生活的方式之一，出售的東西包括撿來的雜誌、舊書、舊電器用品、舊衣櫃等各色各樣的東西。此外，打零工仍是流浪者的傳統討生活重要方式。

厚生勞動省的調查顯示，約八成五的流浪者野宿固定的地方，其餘一成五則未固定。固定的地方依次是公園、河邊、路旁和車站。此外，橋下、堤防、樹叢乃至墓地等處，都可看到流浪漢的行蹤。

流浪者何以無法得到政府的生活補助？專家指出，生活保護制度是對生活困苦者提供援助，但是，儘管並無法律上的根據，地方行政長年來的慣例是，有資格接受補助者必須有固定的居住住址，且限於六十五歲以上，特別是前者的條件把流浪者排除在對象之外。

屬於底層社會的族群除傳統的流浪者外，最近還出現所謂的「網咖難民」。這個新名詞來自日本電視台（東京第四頻道）今年一月底播放的「網咖難民—漂流的貧困者」紀錄片。這名新型難民因失去住所，在二十四小時營業的網路咖啡店或漫畫喫茶店過夜。

和以高齡者為主並失去工作意願的傳統野宿流浪者相比，以年輕一代為主的網咖難民具有工作的意願，主要以打零工維生。日本政府今年八月發表的首次調查指出，全國至少有五千四百名「網咖難民」，約半數以打零工為業，最多的是二十多歲者，其次是五十多歲者。

五千四百名「網咖難民」中，約有八成以上是男性。就年齡層來看，二十到二十九歲者占兩成六，五十至五十九歲者占兩成三。這種新型難民有四成六滿足打零工的現狀，另外三成希望找到正式的工作。大多數二十五歲至三十九歲的男性「網咖難民」希望有朝一日能成為正式員工。

網咖的「夜間時段」是由晚上十一時或十二時開始，時間限制至清晨五時為止，費用約一千五百日圓（約十三美元）上下，逾時須加價。個人擁有的室內空間不及兩平方公尺，提供的設備服務包括電腦、電視、漫畫書和飲料等，通常有共用的淋浴設備。

日本一名獲得藝術學碩士學位的畢業生最近在出版的專書中，敘述自己的網咖難民生活，讓人一窺這種新型流浪者的生活方式。畢業於東京藝術大學、二十五歲的作者在書中強調，網咖難民並非新型的野宿流浪者，他只是不想再打擾父母而離開本就不屬於自己擁有的家。

書中指出，住在網咖找工作的方式是在打零工網站登記名字，就等僱主經由手機通知通常以一天為限的工作。若沒有聯絡他，就前往柏青哥店試試運氣賺點小費，否則就看舊書打發時間。作者就以打零工的方式維生，自得其樂。

日本最底層社會的族群人數雖尚不多，但屬於預備軍的所謂「飛特族」（FREETER）和「尼特族」（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TRAINING）卻數以百萬人計。日本政府為促進景氣復甦，從一九九零年末期起對企業放寬限制，造成非正式員工大幅增加，已成為社會貧富懸殊的原因。為防止底層社會人數的擴大，如何調整政策已成為日本政府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