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良慶：婊子、牌坊與反道德國家
【大紀元11月23日訊】文章摘要: 所以什麼時候抓、抓到什麼程度、抓大放小還是抓小放大，都很有講究，這叫”養雞生蛋”。用共產黨的話來講，這就叫”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如此一來，國家、社會和老百姓的生活就都像患了羊癲風一樣，隨著黨的指揮棒週期性發作，這就叫”運動”。黨國的生命就體現在”運動”之中，並靠”運動”來維持，反正怎麼說都一樣。
9月上旬在安慶期間，從中央電視臺（CCTV）新聞聯播看到一則頗為滑稽的新聞廣告，說是中宣部下屬所謂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簡稱文明委）和相關部委辦、官督官辦群眾組織（如工會、青年團、婦聯）組織評選全國道德模範，號召大家用寫信、打電話、發電子郵件等形式踴躍參加評選活動。估計又是那班顢頇、貪婪、無恥的黨官僚與喉舌聯手策劃的勾當，試圖通過”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包裝、製造、推銷一批社會主義柳下惠。一個從根本上來講就是反道德的強盜國家，怎麼有資格並且好意思利用搶來的資源為官娼樹立牌坊，以便禁絕私娼，讓大家都去做領取黨文化營業執照的社會主義好婊子呢？竊笑之餘，很想提醒觀眾一句：”小心你的腦袋（被洗腦），捂緊你的錢包（被搶劫）。”
這類美其名曰社會公益實則滿足集團私益（黨國之私兼黨官僚之私）的活動，不僅要大量耗費納稅人的錢財，還要直接騙取參與者的郵資、電信資費。須知，活動組織者是可以和郵政、電信部門坐地分髒的。跟毛澤東時代罔顧老百姓死活公然提出的反動政治口號”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相映成趣的，是後極權時代同樣罔顧民權與民生的既要社會主義草，也要官僚資本主義苗。官方語言是號稱鄧小平理論的”兩個堅持”，即用社會主義毒草為官僚資本主義莠苗遮風蔽雨、保駕護航。千萬不要說：皇帝其實沒穿衣服。前不久，一位號稱”紅鑽帝國”的網蟲還因為散佈濟南市暴雨成災淹死人的消息而被黨國豢養的警犬狠狠咬了一口。倘若有人像柳宗元那樣對自然或人為災難進行深度挖掘，得出苛政猛於虎，亦猛於地震、山洪、海嘯、礦難、交通事故之類的自然或人為災難的結論，員警國家豈能不以妖言惑眾的罪名將你綁上火刑柱。
今天的黨國及其黨官僚，不僅要壟斷權力，還要把壟斷權力變現為滾滾財源。簡言之，就是所謂政府行為商業化。今天的黨國及其黨官僚，根本不存在單純的理想主義，哪怕是虛幻的、反動的理想主義，普遍信奉極端利己主義的”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離開腐敗潤滑劑，整個官僚機器根本就不能運轉。權力尋租必須先設租，設租必須有冠冕堂皇的藉口。只要有了牟利的動機和不受監督、制約的權力，藉口總是容易找到的。這就是政府行政管理部門及其管理職責、執法許可權、審批許可專案越減越多，國家權力壟斷和壟斷企業越改越強的動因。為了達到弄權斂財的目的，政府各部門都想方設法尋找冠冕堂皇的藉口設立行政執法部門、專案，加強行政執法力度。只要爭取到一頂大簷帽，不僅可以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還可以合法地暴力執法，商民被迫進行的反抗則成了暴力抗法。這無異於合法地組織了一支又一支暴力搶劫隊伍。這類合法的暴力搶劫隊伍在中國比比皆是、多如牛毛、數不勝數，商民則防不勝防、苦不堪言。
即便中國的社會治安狀況很不好，也不可能每個人都有被流氓、劫匪、小偷、騙子強暴、搶劫、盜竊、詐騙的不幸經歷，但每個人都免不了不斷遭到強盜國家和貪官污吏強暴、搶劫、盜竊、詐騙的不幸經歷，甚至連失寵的達官貴人也不例外。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就有類似的不幸經歷。至於其遺孀仍然苦戀昔日的黨主，到處宣稱”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只能說明她死不改悔。此等人若非聰明絕頂，就是愚蠢至極。
不要以為只有管人財物的部門才能撈到好處，清水衙門油水照樣大得很。只要你的心夠貪婪、歹毒，鷺鷥腿上也能剔出肉來，而且還是精美、可口的全瘦肉。宣傳部轄下的一畝三分地，不僅教育、衛生部門肥得膩人（教育、衛生事業的貧窮落後是另一回事），看似無利可圖的意識形態宣傳本身就風光無限、大有作為。黨國靠的就是兩杆子，兩杆子當然也就可以要脅黨國。有了博弈的籌碼，自然是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不久前，王溯不知哪根筋出了毛病，以”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大無畏精神發了一回狠，在鳳凰衛視訪談中抖出中宣部利用影視節目審查斂財的猛料。這就叫”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對於黨國及其黨官僚五花八門、無孔不入的斂財術，你得有足夠的想像力才行。黨國不是要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嗎，宣傳部就可以成立高規格的文明委，提拔、安插一批顢頇而又貪得無厭的黨官僚。文明委當然不能光說不練、坐而論道、餐風飲露，它要真抓實幹，而且什麼都抓、什麼都幹，連市容是否整潔這類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要抓，這叫官僚眼中無小事。小事的背後也有大收益。長家猶如針挑土，幫弟兄們搶點錢容易嗎！連出身高貴的古羅馬皇帝都不嫌廁所稅有臭味，本來下賤的共產黨人還能嫌市容捐髒嗎？
1996年上半年，剛剛成立的文明委很抓”創建文明城市”工作，一向擅長於鷺鷥腿上剔肉的市容部門投其所好、狐假虎威，滿大街逮商民罰款，黨國、集體、個人鹹與創收。當時，我仍在擔任一家裝飾公司負責人，被迫乖乖地繳納了一筆不菲的市容捐。
我們在合肥市三孝口商業繁華地段承接了一個化妝品商店裝飾工程。預算工程造價僅9萬元，按20%毛利計算約能賺取近2萬元，但在中國特色市場環境下，私人老闆不僅在項目單價和總造價上摳得很死，而且信譽極差，占總造價10%的工程尾款通常會打水漂。或以為發生這種情況，可以按合同起訴對方。我在司法機關工作多年，很清楚為萬把塊錢打官司，即便官司打贏了，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執行，所付出的包括時間、金錢（訴訟費、律師費和無法公開定價的請客送禮或者說賄賂費用）在內的司法交易成本也遠遠超過訴訟標的，還要欠一屁股人情債。在商言商，我只能像”經濟人”那樣通過理性計算來選擇行動路徑，不會固執到為這點錢打一場得不償失的官司。同理，面對政府管理部門形形色色、多如過江之鯽的形式上合法（有行政法規作為依據）或者形式上不合法（違反行政法規規定）的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我也不會固執到要據理力爭，依據行政訴訟法把對方告上法庭。面對居高不下的政府交易成本，只能”明智”地選擇按照官場潛規則辦事，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去走後門，盡可能通過在中國僅僅被視為”不正之風”而在西方世界或資本主義香港都會被視為商業賄賂的請客送禮等公事私了的方式降低交易成本。
坦白說，短短幾年經商、打工的過程，就是一個為了生存而被迫在合法經營和商業賄賂之間那個美其名曰”不正之風”的灰色地帶不斷走鋼絲的過程。究竟請了多少客、送了多少禮，連自己也記不清了。唯一能夠記得的，就是請客送禮的物件基本上都是政府官員。惟其如此，我才如履薄冰，最終退出市場，被迫接受做一個窮愁潦倒的無業遊民的現實。好在承攬工程時，除了這裏提到的私人工程，其餘都是股東單位內部工程，或者是股東直系親屬單位發包的工程，雖然難免肥水不流外人田之嫌，卻無須提供回扣（商業賄賂），連請客送禮都免了。這樣的好事當然不符合承攬工程的常規，卻使我能夠走在骯髒、潮濕的河邊而不至於弄髒、弄濕自己的腳。安慶市稅務檢察室的官員為了在工程所在地和公司所在地之間爭奪稅源（至於背後是否還有僅僅涉及我個人的政治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在我辦公司期間，不僅警方直接”口頭傳喚”我瞭解公司投資與經營情況、監控股東電話，工商、稅務也不斷以各種藉口來查賬）而不辭辛苦來合肥查賬時，也對此感到奇怪。按照他們的說法，所有工程都有回扣。這或許是中國特色。不過，依此邏輯所有工程發包方和承包商都是受賄者和行賄者，檢察院完全可以像那些大街小巷轉悠、看到工地就去收費、罰款的各個政府部門那樣，看到工地就去抓人可矣。我能夠在警方無孔不入的嚴密監控之下全身而退，沒有因此受到檢控或要脅，並不一定是因為我的道德覺悟高。有這樣的結局，首先應該感謝員警國家的過度關心，讓我生活在一個全景敞視式監獄中，完全缺乏安全感、隱私權和商業秘密；其次應該感謝自己膽小如鼠，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我才敢說請客送禮的對象基本上都是本來應該與”不正之風”（商業賄賂）不相干的政府官員。淺嘗輒止，也讓我領教了民間資本合法經營的艱難，甚至根本不可能。商民向官員行賄，不一定都是為了牟取非法利益。卿本佳人，奈何為娼？正如學閥何祚庥在談到礦難時說的：”誰叫你生在中國呢！”不幸生在這樣一個國家，僅僅為了保護自己 的合法利益免受或少受來自強盜國家的非法侵害，也得厚著臉皮拉關係、走後門，積極繳納保護捐。
簽訂合同前的談判過程中，我悄悄地把工程尾款視為爛賬納入成本。考慮到預算剩餘利潤不足萬元，施工過程中還有難以預計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如工程本身的質量、安全，工程之外的亂收費、亂罰款，弄不好會白忙一場，甚至花錢找氣受，本來打算放棄。僅僅礙於不諳事的股東施加的壓力和仲介人的情面，我才勉強攬下了這筆活。
平常能夠管到裝飾公司的，除了工商、稅務，還有行業管理部門如城建系統的建管處、輕工系統的裝飾辦（這兩個政府部門為了爭奪行業管理權混戰多年，直到輕工系統在機構改革中退出政府序列才告一段落，當時可苦了裝飾行業，兩個婆婆一個都不能少，必須辦理兩個資質證書，否則，施工時就會遭遇哪壺不開提哪壺的行政執法，如果不能臨時抱佛腳打通關節，只能退出該地市場）和消防管理處。施工過程中能夠管到裝飾公司的非行業管理部門，簡直多如牛毛，如市政、市容、規劃、交通、環保、勞動管理部門等等。多辦一次手續、多蓋一個公章，就要多找一回人、多請一次客、多送一回禮、多繳一次費。一柱香沒燒到，沒准哪天就會冒出行政執法，要麼漫天罰款，要麼停工走人。如果不想或者根本就不能停工走人，或者想少罰一點，甚至不罰，還得補找一回人、補請一次客、補送一回禮、補繳一次費。斷斷續續在裝飾行業幹了幾年，至今也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政府部門能夠管到該行業，只能是碰到一個算一個，碰到誰都要掉層皮，甚至傷筋斷骨。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合肥本地施工，盤算了一下，平時少不了跟建管處、裝飾辦、消防處等行業管理部門打交道，早已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各類資質證書、許可證齊備，這些部門應該不會找麻煩，按例行公事把設計圖紙報到消防處備案，竣工後請他們驗收即可。非行業管理部門到底哪個部門會跑到工地上找麻煩，根本難以預料，為這麼小的工程主動燒香交易成本太高，弄不好還燒香惹鬼叫。我打定主意，等這些部門找上門來再相機行事。這些非行業管理部門跑來找麻煩，無非就是提醒你不要忽略他們的存在、權力和利益，只要補辦許可手續、補交費用（通常幾百元，或者視工程造價不等，如市政就是先按工程預算比例預收費用，決算後再憑工程發票補、退費用並開收費票據），再花幾百元請他們吃頓飯或者送點禮物也就解決了。我知道有一個部門是肯定要來找麻煩的，這就是像蒼蠅一樣到處亂飛、誰見了都煩的市容管理執法狗仔隊。1995年初，我還在另一家裝飾公司擔任辦公室主任時，該公司承攬了位於合肥市三牌樓商業繁華地段的一家國營眼鏡店裝飾工程。該工程預算造價近50萬，決算通常還要更高些，能夠承受各種政府交易成本。因此，凡是能夠想到的非行業管理部門，如市政管理處、交警支隊等，我都主動去辦理了許可手續。當時根本不知道連市容都能管到我們。事實上我們已經按照市政和交通管理部門的要求在腳手架外邊加裝了隔離護攔，根本不存在影響市容問題。沒想到開工後中市區市容大隊的狗仔子就跑到工地找麻煩，勒令停工、罰款。幸好甲方經理的親戚就是該大隊負責人，他應我的請求給對方打個了電話也就煙消雲散，請客送禮、補辦手續、補交費用通通都免了。
因為這次教訓，我知道避不開市容狗仔隊，開工前就讓施工負責人去中市區市容大隊辦理許可手續，並按他們的價碼繳納費用。也因為這次教訓不痛不癢，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班狗仔子的貪婪和無恥。據工程部經理講，辦手續很方便，只要交費就行了。
開工沒多久，工程部經理從工地上打來電話，說市容跑來找麻煩，讓我趕快去一下。我很清楚這個工程主要是室內裝飾，門面裝飾很簡單，腳手架都不用搭，不存在占道施工問題，連交通許可也無須辦理，除非是在門外亂扔、亂堆垃圾影響市容。我問他可有此事，他說絕對沒有。我說手續不是辦了嗎，還能有什麼麻煩？他說工地已經停工，工程機械都被他們搬上車了，你再不來就遲了。我趕到工地，看到門口除了一捆材料，並無垃圾，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他說這是剛買來的材料，正準備搬進去，這班市容就開著宣傳車突然沖過來，喝令不許搬，要立即交罰款，否則就要停工、搬走工程機械，然後再罰款。這不明擺著找茬搶錢嗎，難道這些材料還能從供應商那裏直接空降到工地內？
我問這班黃狗皮誰是負責人。一位戴著眼鏡、看起來文質彬彬的被稱為 某老師（時過十年，具體姓陳還是姓趙記不清了）的人自稱是負責人。我想跟他解釋一下，他氣勢洶洶地說：省文明委正在抓”創建”，省委方書記（指中共安徽省委分管組織、宣傳工作的副書記方兆祥）親自抓這件事，對我們的工作很支持，我們已經處罰了很多單位，前幾天某商場還被我們罰了3萬元，你們還敢把東西放在人行道上。我不知道某商場是不是真的被罰了3萬元，但所謂省委方書記、文明委、”創建”云云，肯定是拉大旗做虎皮，為乘火打劫壯聲勢。省委這些高官只不過是想當然地坐在辦公室裏擘畫”創建”藍圖，根據部門利益制定一些對下邊這班八杆子打不著的小玀玀有利的宏觀政策，至於這班下三爛是否拿著雞毛當令箭瘋狂斂財，就跟他們無關了。難道計劃生育工作中牽豬趕羊、搶糧扒房、打死人命不賠償的強盜行為都是制定基本國策的黨中央、國務院和國家計生委明確要求幹的？我輕描淡寫地說：不就是一點材料嗎，就算影響市容，搬進去不就得了。他跳起來：不准搬，你要不交罰款，我就通知電視臺來曝光！到底是明火執仗的官匪，又有”創建”風頭撐腰，搶劫都理直氣壯。他只顧拉大旗做虎皮，卻不說罰款依據什麼法規、哪項條款。我當然不便詢問，詢問只能說明態度不端正，甚至惡劣，招致加大執法力度。我倒不在乎什麼電視臺曝光，但早已心灰意冷，股東也讓我工程結束就辭職，不想再利用私人關係從中斡旋，甚至懶得囉嗦，乾脆問他要多少錢。一開口，我還是嚇了一跳：5000元，必須立即交。
真夠貪婪的。我咬咬牙，打電話給出納，讓她送錢來。等待時，他跟甲方小老闆交頭結耳，小老闆又兩面討好地跑過來跟我交頭結耳：我跟他認識，幫你說情了，他們答應改罰4000元，不過你晚上要在指定飯店請他們吃頓便飯。真夠無恥的。我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咬咬牙還是答應了。出納來後，他們只罰了4000元，撕了厚厚一遝子自己列印的面額僅5元的罰款單。我一看就明白這是隨心所欲地超額完成了上邊下達或者說允許的罰款指標，故意調侃說：這麼多罰單貼報銷單據不方便，請你們給幾張面額大點的。某老師嘿嘿笑道：我們也沒辦法，上邊只給印這麼大的。看來，市容管理部門除了財政撥款之外沒有其他豐厚的灰色收入來源，只好靠山吃山，滿大街嚴格執法，直接從商家、老百姓口中搶飯吃。我當然不會考慮打”民告官”的行政訴訟。”民告官”勝訴機率太低、太不確定，即便勝訴也難以執行，而且司法成本太高。我這裏指的是時間成本，官司尚未結束，工程早泡湯了。這種損失，即便勝訴也不能獲得賠償，很可能還會招致甲方的違約訴訟。更糟糕的是，以後企業會遭到官府沒完沒了的報復，被迫退出本地市場。
回到辦公室，我把情況跟正在等我的一位股東說了。此人是我的同學，供職于級別僅次於《人民日報》的中央某報。這次輪到他跳起來。平時都是人家求他辦事，地方黨政領導對他都客客氣氣、禮尚往來，哪能受得了這種窩囊氣。他要我把司機喊來，送他到省委找方書記告禦狀。這回可不是拉大旗做虎皮，他跟方書記打了十年交道，在宣傳工作方面對老家（安慶官員）頗有貢獻，算是公私鹹宜的老朋友。上次來合肥時，已經位高權重的方書記還送了他一套文房四寶，勉勵他好好練字、天天向上。我提醒他：去年介紹你認識的本公司另一位股東妹婿、也是我的學長楊某就是剛成立不久的省文明委副主任（實際負責人），方書記只不過是掛名主任，表示省委領導對精神文明建設高度重視而已。連楊（副）主任我都覺得跟此事隔得太遠，不願意去找他，你還犯得著為區區幾千元罰款驚動一位封疆大吏嗎？他說：你願意挨宰嗎？我說：錢都交過了，還有什麼不願意的。他問我：晚上請不請那班狗仔子？我說：已經答應人家了，哪有不請之理。他提出陪我一道請客，叫我不要說他在新聞界工作。我知道他不懷好意，只能要求他吃飯的時候不要搞得不愉快。
晚上，在狗仔子指定的一家位於桐城北路與紅星路交叉路口的小飯館吃飯時，某老師BP機叫起來。我把手機借給他回話，對方向他報告發現有人用汽車在什麼地方私倒土方。他興高采烈地安排一個狗仔子去處理此事。我想這班人工作積極性真高，竟然學警方利用線人提供情報，就笑著說：你們工作真忙，連吃飯都顧不上。這個傻逼不知道我在嘲笑他，謙虛地說：我們也沒辦法，都是為了工作。主隨客便 ，吃得很簡單，只點了幾個家常菜。這是我經商以來唯一的一次名副其實的招待政府小吏以”便飯”。我心裏有數，同來的股東也不傻。埋單時被告知要近500元，股東悄悄囑咐我：你去吧台付款，要一份消費清單。我看他賊心不死，還想告禦狀，或者利用自己的近水樓臺給狗仔隊曝光，就像他們聲稱要給我曝光一樣。我沒吱聲，當著大家的面把錢交給服務員，讓她把發票開給我，事情也就到此為止了。現在回想此事，除了對經商心灰意冷，我也不明白當時為什麼願意挨宰，甚至阻止別人懲治這班狗仔子。或許是不願意用開後門的方式借大官之手懲治小吏之貪吧。
為了讓城市保持整潔、讓道路暢通無阻，任何政府都有必要對市政、市容進行管理，包括對違反規定的人一視同仁依法懲罰。但為了達到斂財的目的，以此為藉口制定苛刻的規定，並在執行過程中隨心所欲、漫無邊際地進行高度選擇性的彈性執法，就另當別論了。搬運過程中臨時在人行道上放點材料或其他什麼東西，跟亂堆、亂放、亂扔垃圾或占道經營、施工畢竟是兩碼事。如果連這種情況都必須罰款，甚至巨額罰款，打擊面太廣、太重，根本不可能進行公平、公正、普適的嚴格執法。不要說那些長期亂堆、亂放、亂扔並且占道施工的大大小小政府重點工程或者財大氣粗的房地產開發工程，凡是沿街施工，恐怕都難免偶爾在路邊堆放一點材料或者施工操作，商家和行人也難免會臨時在路邊放一點什麼東西。只要不是長期堆放或占道經營，通常並不影響市容和交通，即便有點影響，通常也只要責令消除影響即可。只有對嚴重影響市容和交通、拒不悔改的，才能適用懲罰措施。如果只要看見路邊有東西就罰款，甚至巨額罰款，那樣的城市、道路還是供人生活、使用、行走的嗎，豈不是死城一座、死路一條？如此嚴格執法，罰款就變成了全民繳納的市容捐。很顯然，這裏不存在嚴格執法問題，只有高度選擇性的彈性執法。對被選中的倒楣蛋來講，所謂罰款就是在國家暴力隨心所欲的脅迫之下繳納的一筆市容捐。
忙了個把月，只賺幾千元毛利。這是我組建公司以來賺得最少的一筆工程。如果攤入股東投資利息和企業運營成本，連保本都不夠，算是倒貼”為人民服務”了一回。那幾個狗仔子沿街轉一圈，就能隨心所欲地以黨國和”創建”的名義合法搶劫幾千元甚至上萬元。高高在上的宣傳部能夠從中分贓若干，除了局中人，只有天知道。
前段時間，本省幾家媒體不約而同地報導本市投資環境如何好，連當年被迫退出本地市場的前臺灣國民黨高官關某的母親關老太太都被吸引回來，向福利院捐了一筆款，表示要打道回府、重新投資。大約十年前，這位關老太太滿懷愛國愛鄉、共同富裕的熱情，在離我家僅兩站遠的一環路與桐城路交叉口投資興辦頗具規模的環龍大酒店。沒多久，這條肥龍就被工商、稅務、市容、衛生、公安、消防等各路”政府”吃得連骨架都沒了。金鳳凰飛走了，落下一地雞毛。這則顧此失彼的正面報導，只管鼓吹現任官員栽了一棵大大的梧桐樹，卻不顧中國並沒有發生革命和政權更迭，今天廉潔高效的官僚隊伍仍然由昔日的貪官污吏組成，他們人還在、心不死，照樣會吃掉金鳳凰。
幾年前，我寫過一篇關於”暴力抗法”的評論。當時，浙江某縣工商局為了維護本縣國營肉類加工廠利益，以定點屠宰為名嚴禁屠戶”非法屠宰”，像鬼子進村那樣不斷對屠戶進行掃蕩（官方的說法是”行政執法”），暴力搶劫屠戶的全部肉類產品和生產工具。搶劫過程中，某屠戶在哀求無果的情況下被迫正當防衛（官方的說法是”暴力抗法”），造成劫匪一死一傷的嚴重後果。劫匪以身殉國被冊封為”革命烈士”，屠戶自力救濟被判處死刑。為了激勵士氣、穩定隊伍，案發後吳儀副總理迅即號令全國工商系統向這位元”革命烈士”學習。在這個無法無天的反道德國家，官府可以肆意殺人越貨，老百姓卻不能自力救濟。
只要有暴力搶劫的欲望和不受制約的權力，藉口總是容易找到的。即便在壓力下被迫採取讓步政策，也只不過是以退為進的緩兵之計。過去很多政府職能部門、臨時機構和事業單位及其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專案與執法許可權，都是通過黨政機關內部的紅頭文件設立的，似乎不夠合法、權威、規範，問題多多、意見多多。從中央到地方 ，各級領導幹部以開放的心態從善如流。不就是脫褲子放屁多一道手續嗎？讓橡皮圖章多制定、通過一些法律、法規，讓發改委、物價等職能部門多審批、通過一些攤派、收費、罰款專案好了。如此一來，機構設置、管理職能、執法許可權不僅有法可依，而且更權威、更規範。在中國，任何看起來似乎合情、合理、合法的政府行為背後，都隱藏著骯髒的逐利動機，甚至是血腥的劫奪殺機。惟其如此，政府那只看得見的黑手才會巨細靡遺、無孔不入，伸向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任何一種營生，除了工商、稅務等管理部門，至少還有一個以上專業化的行業管理部門。如今車輛多了，洗車行遍地開花，就連這種升鬥小民經營的不起眼行當，政府也能從中聞到血腥氣。前幾天，偶然進城辦事，竟然在寬闊的美菱大道一側看到醒目的”機動車輛洗車管理處”招牌和用於審批、收費的政務大廳。
為非作歹的市容行政執法，搖身一變成了許可權更大、更加無法無天的城管行政執法。如今被迫賦閑，每天散步時看到燈紅酒綠的酒店、茶樓、桑拿門前停滿食客、茶客、嫖客的各種車輛，不僅擠滿人行道，連慢車道也被佔用，老遠就能聞到路邊燒烤的滾滾隆煙，占道洗車污水橫流、水沫四濺，占道板金、電焊、噴漆錘聲朗朗、鋼花飛濺、漆霧彌漫，一派繁榮娼盛的大好景象。此情此景令我納悶：狗仔隊怎麼不來嚴格執法呢，想必平時已經喂飽了吧。這跟土匪打家劫舍和員警抓賣淫嫖娼是一個道理：不能不搶，也不能搶得太頻繁；不能不抓，也不能抓得太死。對土匪來講，搶得太頻繁會把居民、商旅都嚇跑，從而失去財源。略成規模、建制的土匪，甚至會以”經濟人”的理性選擇儘量把打劫變成半公開、半合法、有節制、可持續的索取保護費，並儘量為納費人提供國家力所不及的保護，以便培植費源。對員警來講，抓得太死會把嫖客和娼家都嚇跑，這叫”殺雞取卵”。所以什麼時候抓、抓到什麼程度、抓大放小還是抓小放大，都很有講究，這叫”養雞生蛋”。用共產黨的話來講，這就叫”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如此一來，國家、社會和老百姓的生活就都像患了羊癲風一樣，隨著黨的指揮棒週期性發作，這就叫”運動”。黨國的生命就體現在”運動”之中，並靠”運動”來維持，反正怎麼說都一樣。
2007年11月20日
──轉自《自由聖火》(//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