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0日訊】包遵信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2007年10月28日18時在北京逝世，享年70歲。

11月3日上午11時，包遵信先生的送別儀式在北京市東郊殯儀館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約200多人前來送別，告別大廳的裡裡外外擺滿了花圈和輓聯，82歲的著名憲政法學家于浩成先生致悼詞，送別儀式由包先生的摯友張顯揚、劉曉波、張祖樺、徐曉等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而日夜操勞籌辦，雖有百餘人被警方攔截而未能前往，仍得以順利進行。我因臨時被警方拘禁而未能前往，之後訪談幾位經辦人作為後記。

包遵信的生命價值

于浩成（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原副總幹事）：包先生是我國現代啟蒙運動的一位先知和導師，他「坐而論道」，又「起而踐行」。在「八九民運」中，積極支持和引領廣大學生要求政治改革，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在當局宣佈戒嚴後，他挺身而出，擔任「中國知識界支援學生聯合會」領導人，被判刑五年。刑滿後在當局的長期監視、不斷騷擾、警告、威脅和迫害下，堅持活動和鬥爭，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作為後死者，我們將接過他的擔子，繼續為我國的自由民主而努力奮鬥。我的輓聯：

一生追求真理傳播真理堪稱 啟蒙先導

至死爭取自由捍衛自由無愧 維權英雄

張顯揚（71歲，中國社會科學院原馬列所研究員）：包先生是著名學者、中國思想史專家，畢生致力於批判專制主義和朦昧主義，為中華民族的民主自由而奮鬥。一九七六年，我國出現大轉折的形勢後，思想文化領域中湧現的幾次大浪潮：思想解放運動，新啟蒙運動，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他都是聲名顯赫的參與者。尤其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文化熱」為表現形式的新啟蒙運動中，他是有數的幾位先知和主將之一。當時的三大標誌性事件，《讀書》雜誌、《走向未來》叢書和中國文化書院，包先生都是主要當事人。他因「六四」入獄，刑滿後，無工作、無收入、無最低生活保障、無醫療保險，什麼都沒有，等於被剝奪了生存權。但為自由民主而鬥爭的初衷不改，他寫文章，發宣言，抨擊一黨專政，積極倡導憲政民主，參加維權活動，提攜後學等等。他是公共知識界的楷模，青年學子的良師益友。告別儀式上，有那麼多三、四十歲的中青年朋友含悲為他送別，說明老包的事業和精神後繼有人，這是可以告慰於他的在天之靈的。

劉曉波（獨立中文筆會會長）：《走向未來》叢書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引進西方的現代觀念和對中國傳統的反省和批判，我從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資源。包先生在六四以後的文字對現存的一黨專制，中共的奪權史和執政史的基本史實，有了更深刻的清理和分析。他在分析中國民主化之所以長期滯阻不前，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共對世界文明一直採取拒斥的方針。所謂世界主流文明，直白地說就是以英美文化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原則和制度規範」。這段話說明包先生所堅守的信念，非但沒有因「六四」悲劇以及他個人所受到的不公正而改變，反而更加堅定和明晰了。

江棋生（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在震撼世界的八九民運中，包先生以思想引領者和政治活動家的身份，發出來自良知和理性的聲音，並以自己的道義擔當為歷史所銘記。在中華大地上有志於他未竟事業的人，做到哪一步才能告慰他的在天之靈？我以為，可以定位在：那些在內心裏對一黨專政表示厭棄的國人，已經不再迷茫，他們在民間自由民主力量身上的確看到了希望，並敢於公開或半公開地投以敬重和信任的目光。到那個時候，我會動情地喚一聲：老包，安息吧！

張祖樺（共青團中央國家機關團委原書記）：我和包先生長期相處，他的大仁、大義、大智、大勇，使我受益匪淺。

徐曉（光明日報出版社原副總編）：儘管許多人被當局阻攔，但卻仍來了那麼多人，尤其是于浩成和包的女兒包瑗宣讀悼詞，有那麼多的輓聯，成為有聲音有文字的送別，難能可貴。相比我的先生周楣英（曾參與西單民主牆的民主人士）1994年去世時，當局如臨大敵，來了幾十輛警車，不准有花圈輓聯和聲音，不准人們前來送別，而這次卻很成功，但這未必是當局執政能力的提高和進步，似乎沒料仍有那麼多人冒著風險前來。我和甘琦、許醫農等人的輓聯：坐看星雲獨釣銀河。

俞梅蓀（法律人）：在上世紀80年代我與包先生相識，2000年我有幸和他相處共事達半年，深受啟蒙，他是我為人為學的楷模。送別那天我被拘而未能前往，從圖片和錄像中看到，那一排排的送別者和一排排的花圈花籃望不到邊，非常肅穆、壯觀，似趕上1992年6月我參加送別全國政協主席並國家主席李先念在八寶山的國葬場面，而包先生的葬禮卻是在警方重拳打壓之下，前往者需要具有衝破阻力的勇氣，可見民心所向，民意不可欺。送別大廳的無數輓聯，是對包先生一生的真實寫照，激情燃燒，力透紙背，其中三幅如下（其他見下篇）：

走向未來未竟神州啟蒙業 囚居京城鍛造華夏自由魂（主輓聯）

筆下風雲際會 獨立迎風而立（獨立中文筆會）

啟蒙未盡 死不瞑目（張思之）

送別包先生時，在殯儀館內外約有上百名警方的便衣人員嚴密監控，不少車輛裡的警察用電話指揮，現場氣氛很緊張。不少警察身穿殯儀館的制服喬裝工作人員，監視並制止人們攝影留念；悄悄拿走了準備散發的《包遵信生平》，劉曉波為此與便衣人員交涉未果，還差一點打起來，直到送別結束，人們散去時才索回。

由於《生平》被收走，張祖樺把擺放在送別大廳裡的《生平》大展牌，搬放到送別大廳的門口，人們圍上來仔細觀看，被喬裝成殯儀館工作人員的警察制止。張祖樺堅持護著牌子不讓拿走，又被步步緊逼，驅趕至幾十米以外（見附圖）。在警方的騷擾下，送別在一個小時裡匆匆結束了，有八、九十人久久不願離去，聚在某餐館追思，午飯後才散去。

對包先生的去世，國內媒體概不報導，但卻在世界各地被廣泛關注，世界三大通訊社美聯社、路透社和法新社，都從北京向全世界報導。美國紐約時報等平面媒體、ABC美國廣播公司、香港鳳凰台等電視網、歐洲、澳大利亞、港台媒體等紛紛報導。

當局的愚蠢、恐懼與暴力

在送別日的前四天，包先生的老友、流亡美國的嚴家祺（中國社會科學院原政治研究所所長）在大洋彼岸一再呼籲並喊話：「北京市長王岐山是包遵信的朋友，二十多年前曾任包遵信主編《走向未來》的編委，大家都會歡迎王岐山市長前來送別，王市長如果不能參加，務請關照有關部門，不要設置障礙，不要干擾追悼會。友誼高於政治，沒有一位大政治家不懂得這一點。」

于浩成：包先生病危，我去醫院探視，次日派出所長來盤查問我是否去過？還有哪些人去過？如此對待生命垂危的人，令人髮指！他去世後，警察來勸阻我去送別，我嚴詞拒絕，又要求我不能提「六四」，真是荒唐。我抗議這種無法無天、肆無忌憚的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行徑。

張顯揚：在送別的籌備期間，警方4次上門勸阻，之後又要求我「在送別現場要把握住自己」，真是荒唐之極。警方的打壓，大概有這樣五種手段：一、日夜看管，不讓出門，如對江棋生、曹思源、劉蘇裡等；二，在殯儀館門口抓捕，如對李海、劉荻等；三，把人拘禁在派出所，如對俞梅蓀、浦志強等；四，通過黨政系統「打招呼」，包先生原來所在的幾個單位的老同事，就是這樣被阻止的；五、還有就是把人堵在半路上。這是全國性的大行動，約百餘人受阻而未能前往，如此重拳打壓包先生的喪事，可謂喪盡天良。

劉曉波：受包師母委託，我們籌辦為包先生的送行。他的一生有十八年與「六四」相關，官方卻要求在送別時迴避，這是對其亡靈的褻瀆，更是對我國當代史的刻意掩蓋。當局大規模的阻擋人們前來送別，有悖天理人心和法律，使生者憤怒，使死者無以瞑目，不僅蠻橫之極，而且愚不可及。

江棋生：官方不准在送別時提「六四」，是因其犯下了「六四」屠殺的反人類罪，禁令只能表明其蠻橫與無理，恐懼與虛弱。那麼多人不畏寒風、不懼阻遏，從本市和外地紛紛趕來送別，並保持理性和克制。官方竟悍然出動大批警察，不需要任何理由和法律手續，像堵槍眼一樣，把我們死死地堵在家裏，還在追悼會上試圖搶奪死者的生平材料。可見當局所謂在奧運會前改善人權的承諾，所謂構建和諧社會，不過是愚弄民眾的謊言。官方的悖逆不道，使人怒火中燒。

俞梅蓀：10月23日，得知包先生在醫院病危，我因被警察日夜看管而未能前往探視。包先生去世後，我見到嚴家祺先生喊話王岐山市長給予關照。想到80年代我曾見過王岐山，與他同為國務院直屬研究機構的熱血青年同事，想必葬禮能夠仰仗市長大人而不被非難，故我不必事先離家出走。不料在葬禮的前夜，警察上門勸阻被我拒絕，進而被推搡而摔在地上，眼鏡被摔壞。之後，被拘禁在派出所裡，我要求找王市長被警察拒絕後，又兩次被推搡扭打而摔在地上，肩膀被扭傷，相機被摔壞，失去自由達26小時。他們公然徹頭徹尾地違反《警察法》，如此攪局鬧喪，傷天害理。莫非嚴先生的喊話，反而促使王市長調動警方重拳出擊？在如此混沌的世界裡，嚴先生的美好願望卻適得其反。

被警方拘禁的有齊志勇（「6．4」傷殘者）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刑事傳喚，羈押在北京市公安局國保總隊選定的地點，達37個小時；浦志強律師被叫到派出所扣留達5小時。

被警方堵截而未能前往的還有莫少平律師、李和平律師、王力雄、劉蘇裡、胡佳、余世存、張先玲、王國齊、劉鳳鋼、王美茹、賈建英、劉京生、謝福林、陳子明、劉軍寧、唯色、薛野等和外地的約達上百人。

治喪活動的組織者和前來送別的人們，始終保持理性和克制，希望送別活動在平靜中進行，不願發生任何意外，以使亡靈得以安息。而警方卻悍然出動，攪局鬧喪，挑起事端，擾亂社會秩序，不顧「十七大」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警方如不攪局鬧喪，前往送別者至少可達400多人。

11月10日，江棋生等20位未能前往者和丁子霖、于浩成等32位聲援者，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區國保大隊提交的《包遵信葬禮缺席者聲明》（見下篇），其中的一些法律人還要為此與警方打官司。

大無大有包遵信

徐曉：我與包先生交往僅五年，他為人真誠樸實，刑滿釋放後沒有任何收入，和兩個十來歲的兒女，靠其妻一人的低收入工資維生，十分貧困，要不是常有人接濟他的生活和治病，他豈不要慘死街頭嗎？我頂著單位的壓力，參與操辦喪事，看到很多人出錢出力，包先生如此邊緣和落魄，竟受到海內外這麼多人的熱誠關愛，使我深為感動。

俞梅蓀：10月24日，我向朋友們發出包先生病危的信息，立即收到《開放》雜誌蔡詠梅托我轉交的捐款，還有人索要包夫人的帳號，以便通報其朋友們捐助醫療費。據前來勸阻我的警察說，近年，他的低保生活費和醫保已經解決，使我很欣慰。後來，我見到其家人得知，低保生活費並未解決，至於醫保，當地社區曾按照北京市對六十歲以上老人統一發給醫保藍本，在包先生住院期間，家人用藍本刷卡，試圖報銷一部份醫藥費，但卻由於其中的某個程序不完全而並未生效。家人在包先生的遺物中發現其16年前的獄中日記，幾乎每天都有測量血壓的記錄，均在170/100至200/150之間，卻未經治療，可見他的血管就是這樣在長期超高血壓的狀態下變得越來越脆弱，以致近年來不斷發生腦溢血。2004年春，包先生腦幹大出血在醫院搶救，各方人士捐款達幾十萬元而得以手術，包先生起死回生後，將餘款奉還。

俞梅蓀：我發出包先生去世的訃告，立即收到不少回復。林凌（82歲，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博導）來信：「我認識包先生，最近還讀了他主編的《富饒的貧困》（走向未來叢書1986年版），現在的西部還遠遠沒有走出富饒的貧困，可見包先生和該書作者的遠見卓識。他70歲就走了，令人惋惜。如有包先生的代表作，望寄我拜讀。」戴煌（81歲，新四軍抗日老戰士、新華社記者）來電話，托我向包家轉達哀悼之情。有的年輕人雖不知包先生為何人，得見其簡介，紛紛前往送別。還有的托我轉交輓聯（見下篇），其中一幅：

風雨如晦，遵信如在，中華盼再生；

雞鳴不已，人心不死，自由總可待。

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先生給香港記者題字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中華再生，指日可待。」（武宜三敬挽）

包遵信的安息地

十一月九日，張顯揚、劉曉波夫婦、張祖樺、江棋生、俞梅蓀等，陪同包先生的夫人、女兒和女婿，一起來到北京西山毗鄰戒台寺、西峰寺、潭柘寺的陵園，為包先生選墓地。這裡是他生前喜歡的風景區，大家一致決定讓他在此安息。這裡安葬著吳祖光夫婦，陳景潤、馬季、李苦禪等一代風流人物，想必包先生的在天之靈在這裡不會寂寞。

包遵信遺言的啟示

最近，包先生在新作的草稿中寫道：「我國要跨入現代民主制度轉型的門檻並不難，只要開放黨禁，還政於民，放棄一黨專制，就可打開通向現代民主政治的大門。然而，這個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被時下執政黨叫得最響的口號，輪到自己時卻總是兌現不了，原因當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被用謊言與欺騙所編造的歷史尚未得以清算，甚而連世人皆知的歷史真相，也被列為禁區，不許說，不許寫，試圖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這種霸道的行徑，連希特勒治下的德國也不曾有過。在謊言與欺騙所編造的歷史殿堂，儘管似乎’巍峨輝煌’，卻經不起事實的戳穿，早晚都有顛覆的可能。」

孰料十餘天後，包先生突發腦溢血而昏迷數天後逝世，他最後的遺言，正是對送別活動被警方打壓原因的深層詮釋。

學術無良知就是靈魂的毀滅，政治無良知就是社會的毀滅。

(原載《動向》雜誌，2007年11月號，修改於11月19日）

下篇預告：年輕人的送別感言、輓聯內容和獻花圈者的名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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