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銀波：思考中國的六個問題
【大紀元11月13日訊】無論體制內外，大家都碰到了不需要再劃分什麼「體制內外」的問題。換句話說，即使是另一批人當政，這些問題依然存在。這些問題具備複雜性、普遍性、迫切性和公共性，又有著相當的歷史性。在當代，我們能夠看到不是一個市，不是一個省，而是自上而下的全中國，都存在著這些問題。從事黨政事務的，從事政治研究的，從事公民維權的，甚至包括部分弱勢群體，大家都在逐漸看透、看清、看懂這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權力效率。
中國的權力結構是集權式的，不是分權式的，職能部門的「唯上性」眾所周知。具體要幹些什麼，不是民眾自發的思路彙集，而是上麵攤派和指定的任務。在最具影響力的「紅頭文件」和「指示」之中，官員重視的是兩樣東西：人和錢。人事變動，意味著權力變動；人民幣下放，意味著自身利益的機會。這一切，似乎與民眾無甚關聯，民眾權利甚至連「民眾」這兩個字自身，都缺乏生命感。有人說，計劃經濟時代已經過去，專制統治已不復存。錯了，仍然有「上面的計劃」，更有「上面的專制」。對於「下面」，不存在服務，祇存在任務和管理。有人提倡「治理」，但很多地方都沒有做到。民眾的渴求，被臃腫而拖沓的行政效率所堵塞。同時，低效的行政效率又加上管得太寬的權力，導致事情越扯越多、越扯越複雜，一件再小的事情也很難找到「空得出手」的人。由此，後門大開，還是由利益來推動行政效率。
權力必須釋放、分化，甚至應更多地以「購買」的方式，交由民間組織——也就是社會組織——來處理。這比裁減人員更為有效，甚至比民主選舉「好官」更有持續穩定的效應。9月20日的《南方週末》，有一篇深度報道《中國醫改ｕ形大回轉？》，很有價值。就醫療改革制度，北大、復旦、國研中心、世衛組織、世行、麥肯錫、北師大、人大，這八家機構一共提出了八個方案，結果完全主張「政府主導」的方案祇有一個半（國研中心的一個和北大的半個），其餘全部主張「市場主導」。這種狀況，被一位參會的醫改學者稱為「這是真理的勝利，是中國明智的選擇。」今後的教育改革，也很可能走向這一步。要讓權力弱化到更小的程度，把市場和社會做大，這是基本的方向。市場與社會的強大，才有可能對權力構成最大的外部制約。尤其是當權力內部制約嚴重乏力之時，我們不能不走這條道路——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成為最大強者的道路。
第二個問題，民意民智。
中國最有力量的民意民智，應該是組織形式的民意民智，而非一般人物的單獨觀點。甚至包括人大代表在內，也不足以與組織式的民意民智相提並論。組織是可以被看見的，比如說民間智庫，一些專業的研究者和推動者集結起來，切合實際而終生致力的思想、路徑、實驗、項目等等，其眼光已經比政府超前得太多。還有媒體，必須開放言禁，引導整個社會來思索、批判和建設。當然，民間團體的直接行動更是民意民智，這些行動往往在組織力量、統籌力量和實施力量上，遠遠超過政府。當市場與社會足夠強大之時，包括黨委、政府、人大在內，都將依附於這些組織式的民意民智，而不是剛好相反。屆時，民眾之意之智，將不是「遞奏摺式」的，而是具有相當的自我活動空間和督促政府的能力，其規模、其影響、其效能，絕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樣子。
民間抗爭事件增加的緣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政府強權、富者蠻橫。權力、財力與智力的合謀，導致弱勢者走向更為弱勢的境地，迫不得已走向反抗。與之相隨的是權利覺醒、自由覺醒的思潮推進，加深了抗爭本身具有的正當性、合理性和前瞻性。被統治者與統治者走向了對立，民眾向既得利益聯盟集團宣戰，各種僵化的控制和壓制更加激起民眾的抗爭之心和抗爭勢態。民意高漲的同時，行政、司法成本昂貴，媒體倒向既得利益的一方，整個社會充滿了困境。熟透官方規則和崇尚「包青天式」的開明專制的人們，祇有通過「大官治小官」、「上級治下級」的辦法，來捍衛自身利益。但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更加鞏固了上層權力，迫使下層權力必須更加小心謹慎地服從和獻媚於上層權力。長此以往的後果，就是更多人選擇開明專制，而實際上還是人治，說到底還是民意民智不被制度所吸收的結果。即使被吸收為制度，也得不到有效實施，因為人治觀念和官本位思想並沒有從根本上去除。
第三個問題，形式官僚。
吳思的《潛規則》對此有著極其深刻的解剖，本質是為了謀利，是當事雙方或多方謀利博弈的一種均衡。從當事者雙方來看，二者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取收益的最大化，或者是損失的最小化。官僚之形式化，或形式之官僚化，全是精心於對「成本」的計算。真正動真格地去解決民怨，將牽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尤其是上級利益和財團利益。在經濟建設的時代，並未在「合法致富」上予以重視，存在即是合理。如同我們看到的很多影視題材那樣，倘若徹底破案，牽出一竿人等，相關企業涉及的幾百、幾千名員工便衣食無著，這些問題不是法律可以解決的。所以，睜隻眼閉祇眼的情況特別多。人浮於事還算是小的，包括上班打麻將、下班去泡妞、政績工程、豆腐渣工程，這些連中央電視台都敢批判，不算是最糟糕的問題。最糟糕的問題是，其腐敗、其勢力、其緊密程度，已經比一般黑道更為強大。「權力型黑社會」比任何販毒、販搶、拐賣、搶劫的團伙組織還要惡劣。電視劇《國家幹部》裡就有這樣一群人物，有著爛熟於心的政治訓練，有著結黨營私的更大網絡，這些官僚被有的人形容為「共產黨裡的敗類」，其實絕非如此，而是這個體制之壞，將其強力集結於其中，無以脫身。
現在體制內最優秀的一批人物，是最能容忍和克制的隱忍不發之人。如同當年的林彪，當年的汪精衛，當年的李鴻章，他們太知道這一切內幕，太懂得這一盤棋的黑局何在。他們無奈，無聲，無以所為，能夠在險惡官場獨善其身就已經是極大的造化。稍微跳了一點出來的人，幾乎沒有一個有通達顯赫的命運，包括魏勝多、劉慎剛這批體制中人，固然推動政治改革，卻都是悲劇人物。也是在9月20日的《南方週末》，有一篇深度報導《龐家鈺案「深喉」真名現身，十年官場恩怨首度述說》，該報導說，陝西省寶雞市司法局幹部曹長征告倒陝西省政協副主席龐家鈺，但其狀況卻是：「告倒了龐家鈺，曹長征的職務仍然沒有變化，仍然是市司法局的助理調研員，業餘時間以公民代理的身份幫別人打一些官司。他一直為自己當初被免職而申訴，但至今沒有效果」。這批人都是鐵桿的中共黨員，硬骨、無私、有才、有苦，但這個體制卻越來越淘汰他們。包括現在很多退休的老幹部，我見過一些，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都是對當前政局的痛心疾首，卻又無可奈何，唯有深深懷念當初那個廉潔奉公的激情歲月。
第四個問題，依法行政。
「紅頭文件」和「指示」不是法律，卻比法律更為有用，在當代官場不懂得在這些文件與指示之中挖金掘銀，證明其本領還不到家。法律是一道防線，當行政越過這道防線，就等於在公共事務之中侵害了公共利益。依法行政的深刻內涵是獨立負責、獨立行動，催生了問責制的產生。比如說，你負責建設轄區內的水管系統，花了很多錢，結果水管總是爆炸，總是停水，你要拿話來說，你要負行政責任，造成重大事故的你要負刑事責任。同時，法律明確了你自身的權力界限，不可濫用。我們從媒體中經常能夠瞭解到許多冤案，這些冤案被曝光之後，整個社會群情激憤，痛罵公安、司法。關於「國家賠償」，我們也瞭解很多相關案例，這些案例一次次地告訴我們：依法行政。冤案之所以成為冤案，事實上是由很多原因促成的，比如栽贓陷害，比如強力破案，當然還有一個自上而下的最大問題——缺乏法律依據的定案。出於政權穩定的角度考慮，行政系統成為執行政治任務的工具，政治問題被專政化解決，而這個「專政」往往是一邊倒地傾向於黨的利益考慮，諸如對不同政見者、不同教見者的打擊、圍剿和迫害，就凸現了核心問題的暴露。
憲政是法治國家的綱中之綱，但中國式的法律其最大的漏洞，就是同樣一條法令，可以用其它法律、法規、政策、文件、指示來予以消解，導致「大法無用，小法實用」，實際上就是弱化法律，並利用信息不對稱的特點，使得行政者具備強勢地位，而弱者愈弱。昨晚看《中國大案偵破實錄》紀實片，貴州貧困地區60多名少女、女童被誘騙至福建等省，遭到暴力威逼賣淫，患上四種惡性婦科病。此案雖然獲得偵破，但貴州當地的貧困、麻木、冷血更令人震撼。這說明依法行政並沒有解決經濟問題，沒有解決最基本的生存問題。法律在維持秩序、保障公民權利方面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但中國歷來的「重刑輕民」執法傳統，卻導致民權弱勢的結局。所以，行政絕非行政本身，法律也絕非法律本身，對於許多應當涉及到的領域，實在還有任重道遠的更多實務要做。當貴州那批少女、女童遭到侵害之後，她們的父母卻說：「我不管我的女兒在外面做了什麼，祇要每個月能夠匯錢回來就行。」當一位父親狠狠地罵女兒：「反正你也要嫁人，看你這輩子也沒什麼出息，不如殺了你！」這個時候，我們能對法律、對行政說什麼？寫到此處，我心極其冰涼。
第五個問題，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是一個充滿自由公平競爭，同時又亟待提倡自利、利他原則的經濟模式。在中國，人們尤其擔憂的是權力干預及過分干預，這方面的專業研究領域是「尋租」。尋租很容易解釋，就是政府對經濟活動的限制滲透到了各個方面，這些限制產生了形式各異的租金，從而引發了人們對租金的競爭。有時，尋租通過各種非法途徑進行，如賄賂、腐敗、走私和黑市。擁有特權的特殊利益集團可以充分利用其地位優勢，對尋租和社會財富的消耗起著重要作用。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在我們這座城市的郊區，假設開發商看重了一片土地，他們與政府商量，出錢買土地。假如農民不同意，他們可以施以更大的惠利，比如幫你們修路，幫你們解決孩子讀書的問題，然後每畝兩萬，而後解決安置。開發商將土地推平，然後建立商廈或商品房，跟官員分點利，自己又賣出高價，幾十平米就可以賣出幾十萬。這些「圈地運動」的規則，就是尋租規則。政府得利，商人得利，最終受害的是那些祇分得殘羹冷飯的貧困民眾。賄賂、腐敗，祇不過是權錢交易的必要環節，最終的目的就是「少數人先富起來」，並不在乎合法與不合法，以及是否屬於暴利性質。
招商引資也是相同的道理。許多民眾期待已久的經濟浪潮，最終都毀在政府的手中。吃吃喝喝，就可以吃掉一個項目，投資商不敢來，來一個吃一個。好不容易逮著一個投資商，灰色空間就陸續建立起來了。當然，企業入駐對政府的公共財政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公共財政，民眾的福利公益就可以做起來。但在實際操作中，仍然容易出現這樣一種情況，那就是政府絕買農民土地，然後出租給企業。企業要減少成本的辦法，就是反過來提供好處給政府。有的成本是不能減少的，比如有極大污染的企業卻不排污，這對全民的身體健康都將造成威脅，物價的猛漲也將對原住民造成威脅，但政府在控制著這一切，它不管什麼威脅不威脅。這種市場經濟的最大問題，就是灰色空間，政府可以幾頭吃錢，因為權力在其手中，就可以權換錢、錢滾錢，政府假借商人的手自己反而成了最大的商人。
幾年前，浙江某個村的村民與警察、武警發生血戰，究其原因，就是因為當地某企業的污染問題，而政府竟然以如此武力威逼村民，那同樣是官商合謀所致。中國民眾的弱勢在市場經濟之中就能看出許多，大家看中國的壟斷行業也明白為什麼民眾會那麼普遍的貧窮，其貓膩就是權貴資本主義制度的橫行無忌。
第六個問題，NGO——非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是公民社會最頑強、最廣泛的組織基石。中國大陸的NGO，有一半左右成立於2000年之後，是個新事物。業內人士我接觸過很多，至今我都還在不斷地思他們所思、想他們所想。中國不容易做出有影響力的NGO，而有影響力的NGO又滿受束縛，並且被束縛得越來越緊。其問題是：一是自身發展動力不足，二是沒有強大的外界支持。北京零點調查公司董事長袁岳說：「由於行政決策過程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運行，為政府高度控制，標準單一化，這就決定了祇有極少數、單一渠道的東西才會被接受，而異於官方價值體系的人和聲音，往往被認為是’不安全的’而不受歡迎和認可。這種官本位化的制度導向，帶來的結果是官方對NGO的歧視。」官方的研究機構倒是一大堆，但是其官方立場嚴重，這幫人總是不斷揣摩官方意圖，向公眾解釋官方的政策、口號，缺乏獨立思考，不能推動制度創新。中國的NGO極其弱小，純粹的民間NGO更是幾乎被當作「反動勢力」來對待，仿似面對反對黨，當局極其憂慮，時刻充滿警惕。有次與幾位官員吃飯，談起某知名NGO，某官員居然說該NGO創辦人是個好色之徒，如此下作地栽贓NGO，實屬卑鄙。
NGO在中國的抬頭和迅猛發展是必然的，即使是有意成立維權組織或政黨組織的人，也需要對NGO有著深刻的瞭解。NGO的能力訓練是絕對有利於任何從事公共事業的人的，它的目標非常明確，有的甚至縮小到具體祇做一件事，把這件事做精、做專、做嚴，最終形成權威。北京零點調查公司就是一個民意調查機構，它有實力做政府的訂單，而且越做越大，這一點似乎有意在模仿國外的蘭德公司。我當年在嘗試做「網賺」行業時，曾經接觸過很多「調查網站」，有的網站其實已經涉及到了相當多的民意調查，它們有意改革政策，絕不是普通的「網賺」那麼簡單。但是，政府正在限制類似的NGO，不允許它們在民政部門登記，祇允許在工商部門註冊，並且收取它們的稅額，禁止它們進行募捐，亦即從制度、資金上歧視這些NGO——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和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就是典型的案例。而利用體制內網絡——無限利益的那張網絡——的NGO則是如魚得水，諸如許多不觸及要害並發行暢銷刊物的NGO，它們不容易與政府發生分歧，相反卻是不斷地幫助政府維持弱勢群體的內部穩定。即便如此，那些充當各種社會力量——乃至官方力量——與弱勢群體之間聯繫的中介的NGO，仍然在試圖發出自己獨立的吼聲，這一點在近幾年我們已經看到，值得期待。
──轉自《北京之春》07年11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