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在上海家裏收到了法院的通知，要我速回阜新：「本院對你宣判。」落款的日期是1979年3月15日。但法院的判決書事實上早已製作好，下面的落款日期是1979年2月21日。判決書上說，我因被定為右派分子不滿，「而用寫『小說』發洩對黨和無產階級專政不滿，雖屬於思想反動，但尚構不成現行反革命犯罪。」儘管撤銷了75年的刑事判決，對我「無罪釋放」，但卻給我留了一條「思想反動」的尾巴，這實際上也是一個不輕的政治帽子，將來如果再搞什麼政治運動，我免不了因「思想反動」而成為活靶子。我在法院讀了這張判決書後，立即提出抗議，並聲明要上訴。法官傅政新先生苦苦勸說，要我息事寧人，說「無罪釋放」就是徹底平反了。我和他辯論。他很尷尬，最後不得不向我攤出底牌：當初判我七年是市政法委書記定的，現在這張平反判決書也是他親自擬定的。傅先生坦言，他雖然名為審判員，實際上只不過是塊橡皮圖章。傅先生還告訴我，他是從軍隊轉業到地方，在工廠擔任保管班班長，後來被上級抽調到法院擔任審判員（即法官），他本人並沒有在正規學校學過法律。應該指出，像傅先生這樣的法官，在當時的大陸中國比比皆是，沒有什麼好奇怪的。我理解傅先生的難處，但也沒有接受他的勸說，而是向市中級法院提出了上訴。

我的上訴狀寫得很長，大約有一萬多字（具體數字我記不清了，因為不是寫在帶格的稿子上，也無法準確計數），從方方面面論證了我的小說不「屬於思想反動」，而應歸入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我的字既難看，又潦草，如同龍飛鳳舞。幸好有朋友賈慶華不辭勞苦幫我謄清。老賈因為家庭經濟困難，在大學時代曾經為學校刻臘版，因而練出了一筆好字：一個個既端正，又美觀。這時，有一位好心的同事悄悄提醒他，我是有問題的人，暗示他不要引火焚身。說這話的是一名大學畢業生。當時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我雖然從監獄裏回來了，那是因為黨對我的寬大，我不是沒有問題的，不然，當初怎麼會坐牢呢？而且還當過右派！我是右派兼反革命，雙料反動！在毛澤東極左路線的長期統治下，中國大陸不少知識份子已經喪失了獨立思考和辨別是非的能力，有的精神上都已麻木不仁，更多的畫地為牢，整天龜縮在恐懼症的陰影下。賈慶華雖然也是中國牌號的知識份子，但和上述帶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烙印的知識份子顯然不同，在當時極左思潮仍然不弱的形勢下，他熱情地為我謄清上訴狀是需要有政治勇氣的，老賈既體現了對我有困難就幫忙的真誠友誼，也顯示出了他與眾不同的政治智慧。

我把上訴狀親自送到市中級法院。法院雖然收下了，但一直拖著不開庭，我去查詢也是愛理不理的。在中國大陸要想解決什麼大問題，往往需要黨政領導出面干預。於是我去找市委第一書記邱新野。阜新地方不算大，他的家我很快就打聽出來了。當時已經開始平反冤假錯案，在老百姓中間傳說邱書記家門前有許多員警嚴加把守，誰如果要想去他家申訴案情立即就被員警架走。這個消息激怒了我。我非去他家找他不可。我暗自下了決心：如果他竟然無理地讓員警把我架走，我一定要寫信向《人民日報》反映，我已經覺察出政治風向對平反冤假錯案有利。我第一次去他家是在傍晚。我脫下了在廠裏穿的工作服，換上了我用補發的工資在上海買的一身呢制服。我把賈慶華為我謄清的上訴狀（當時阜新好像還沒有複印，老賈特意用複寫紙謄寫，一式四份）裝在一個牛皮紙大信封裏，來到了邱新野家。他家門前並沒有員警把守，看來老百姓的傳說是不屬實的。我叩門後，出來了一個二十來歲的漂亮女孩子。我把大信封遞給她，說：「這份材料請邱書記看一下。過幾天我再來。」她接過信封，很有禮貌地說了一聲「謝謝！」我後來琢磨，她根據我的衣著和年齡，可能把我誤當成是市里一個中層領導幹部，所以態度比較客氣。幾天之後是星期天。上午我再次去叩邱新野家的門。出來開門的還是那個漂亮女孩。我問她邱書記在家嗎？她認出我就是上次送材料的人，冷冷地答了一聲不在家，並且想關門，態度和前一次判若兩人。我立即把一隻腳伸到大門裏面，非要進去不可。我們發生了爭執。邱新野的夫人劉助民出來接待了我，讓我進了一個小房間，還沏了茶。我和劉助民談了不少時間，說話很費勁。劉助民告訴我，她在海州區人民政府工作，她的耳朵有些背，我的話有許多她不是聽不懂就是聽不清楚。我無果而返。又是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我第三次去叩邱新野家的大門。這次開門的是邱新野的兒子。我通報了自己的姓名和來意，他立即把我請進了他自己的房間。看來他似乎已看過我的上訴狀，對我的態度頗熱情，並且作了自我介紹：他是瀋陽魯迅藝術學院的學生，學的專業是舞臺美術設計。他對我的事好像有些興趣。他告訴我，他父親只抓礦上的生產，常常在礦上過夜不回家。即使他父親今天在家，也不會親自管我的事，最多把我的材料交給他的秘書于曉生。他建議我去找市委書記處書記張英華，說張書記負責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如果張書記找不到，不妨去找於曉生，說他多少也起點作用。

我在機床廠有一位女同事叫王鳳琴，一直像老大姐一樣關心著我，還常常把我請到她家吃飯。她愛人叫王克奇，是礦務局教育處的科長，對我也很好。王姐認識張英華的愛人，便把我領到了她的家。我把複寫的上訴狀交給了張英華的愛人。第二天早晨，王姐又領我去張英華家。張英華剛從家裏出來，立即有一個老頭兒從旁邊竄出來跪在他的面前大叫：「張青天！我冤枉哪！我冤枉哪！」張英華慌忙彎下身子要把他扶起來。但他硬是不肯起來，跪著用兩隻胳膊緊緊抱住張英華的一條大腿號啕大哭，邊哭邊嚷：「我兒子是個好會計，他不肯造假賬被撤職。他是因為向省領導寫信揭發工廠書記貪污公款才入獄的啊！他不是反革命喲！張青天你救救他！」王姐見狀和我一商量，我們兩人便打道回府。後來通過王姐的穿針引線，張英華約好和我在辦公室見面的時間。到了約定時間，我去市委找到了張英華的辦公室，接待我的是他的秘書。這是一個長得很英俊的高個子青年，他對我說：「英華書記和我兩個人對你的申訴材料研究了整整一個上午。你的問題解決了。」我問：「怎麼解決法？」他說，英華書記在申訴材料上簽了自己的名字，把它轉給了法院。

幾天以後，我收到了市中級法院的二審刑事裁定書：「取消海州區人民法院（1978）刑申字第二號判決書中『而用寫「小說」發洩對黨和無產階級專政不滿，屬於思想反動』之論述；維持原審判決結果（即無罪釋放——作者注）。」

此裁定書的最後一行是：「本裁定為終審，不准上訴。」

我後來就這一行文字請教我的父親，他說：不准上訴是對我有利，不然，區法院也可以不服中級法院的裁定而向更高一級法院提出上訴，要求維持原來「屬於思想反動」的結論。

至此，我終於算割掉了「尾巴」，徹底平反了。

似乎有必要指出：被平反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幾乎人人都在判決書上留了一條「尾巴」。「改正」的右派也是如此。很多右派為此提出申訴，但都沒有結果。後來根據胡耀邦任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幾乎每個右派的「尾巴」都在1984年的復查中徹底割掉了，這就為在「右派」中提拔幹部掃除了障礙。

這裏附帶提一下。傅政新先生曾向我透露，市政法委處理我的問題很慎重，曾專門找了市文聯兩位搞文藝創作的人審讀了我的小說，徵求他們的意見。他們兩人一致認為：小說《雪》確實有問題。我曾要求和他們兩人面對面辯論有什麼問題，希望他們收回自己的意見。但市文聯這兩位先生始終避而不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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