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犯人判刑以後，待湊滿一個數，便被押送監獄或勞改隊服刑。但我卻例外地繼續留在看守所，什麼原因我不知道。直到1976年8月上旬，我這才離開阜新市看守所來到了錦州南山監獄入監隊，在那裏關押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期間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唐山大地震，監獄當局似乎有些緊張，採取了一些措施防止萬一發生地震犯人趁機逃跑。

遼寧省各地犯人判刑以後，都要到南山監獄「入監隊」集中，一邊對他們進行「入監教育」，一邊等待「分配」（即發送到各勞改單位）。後面將要提到，南山監獄各方面條件都比較好，我內心希望留在這裏服刑可以少吃些苦頭。但我的刑期不夠長（當時要求九年以上），因而被轉押到盤錦勞改隊。我在盤錦勞改隊服刑到1979年1月。

「假如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在毛澤東逝世以後不久，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江青為首的超級封建法西斯小集團被黨內進步力量一舉擊潰，從而為一九七八年冬天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鋪平了道路，這次會議是當代中國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轉捩點，結束了自一九五七年開始的黨內極左路線的統治，停止了對知識份子蓄意的大規模迫害，並且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了大陸上幾乎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以勝利者的姿態，挺著胸脯走出了監獄，而在不到四年以前，我是懷著自豪和鄙夷的心情挺著胸膛跨進監獄的。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我出獄前後，大名鼎鼎的張鐵生先生被押送到曾經關押過我的南山監獄服徒刑。張鐵生原是在農村勞動的知識青年，在一次選拔工農兵大學生的考試中，他因為答不出題交了白卷。但他內心不服，在試卷中塗寫了許多牢騷話，抨擊當時剛開始試行的考試制度。這事被在遼寧坐鎮的毛澤東侄子毛遠新知悉後，便把張鐵生樹為反擊「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英雄」，一時間，張鐵生的名字紅遍了整個中國大陸。他被欽定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張鐵生伶牙利嘴，能說會道，到處演講作報告，並出訪過日本。張鐵生訪日歸來，楊麗蘭老師聆聽過他的講話。楊老師是我摯友賈慶華的妻子，她後來告訴我，張鐵生自鳴得意地對聽眾說：「我考日本教授：『一頭老母豬一窩下幾個小豬崽？』他們一個個都傻了眼，誰也答不上來。我一下子就把這些資產階級教授考倒了。」儘管張鐵生被日本報刊恥笑為「白卷英雄」，也有的把他叫作「白卷狀元」，但他卻備受國內當權者的青睞，把他內定為未來的教育部長。可惜好景不長。不久毛澤東去世，「四人幫」隨即垮臺，毛遠新也被逮捕了。張鐵生把「四人幫」的垮臺和毛遠新的被捕看成是「反革命政變」、「修正主義路線復辟」。他到農村知識青年中間去串聯，號召他們挺身而出，「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以無產階級革命派自居的張鐵生先生，這時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犯」，被判處十五年徒刑。

自由！自由！我應當感謝人民，感謝歷史，感謝真理，阿門！

我出獄不久，便去上海探望父母。往事如煙，歷歷在目。那天下午，我背著手被扣上手銬告別母親的時候，我的心裏沒有一丁點兒傷感的成分，有的只是憤怒、鄙夷和自豪。然而，傍晚踏進提籃橋監獄第十二號牢房，當牢房的鐵門哢嚓一聲上了鎖，我的第一個思想便是：我再也見不到母親了。她已經七十四歲了，而且又有嚴重的心臟病，哪裡能夠承受得住這麼大的打擊呢？當我從十二號牢房被叫出來，扣上手銬，押解著就要離開上海的時候，我曾要求他們從人道主義考慮，讓我和母親見一次面。

「快走！誰叫你當反革命啊？」丁志良獰笑著，把我推進了吉普車。那位穿著漂亮警服的胖子，卻在一旁笑咪咪地說：「只要你坦白交待，揭發別的牛鬼蛇神的罪惡，就可以把你放了，讓你回家。你認識很多牛鬼蛇神，知道的事很多，你可以立功贖罪嘛！」

犯人判刑以前關押的地方叫看守所，在看守所是不允許和外界有任何接觸的，只有在判了刑、到了監獄或勞改隊服刑以後，才准許和家屬通信甚至見面。我到了盤錦勞改隊，給家裏發出了第一封信。我母親還在人世嗎？她現在怎麼樣了？我父親雖然也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但每天鍛煉，身體很結實，飯量比我大得多，而且一向比較豁達，很少為兒女的事愁心，我相信他一定還活著。我忐忑不安地等待著家裏的復信。我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滿含疑懼，也懷抱希望——但，說到底，我還是相信母親已經去世了。我希望快快地收到家裏的復信，又希望這封信永遠也不要到達我的手裏，好讓我心中永遠懷有一線希望。寄給勞改隊犯人的信，不是一寄到就交給犯人的，必須彙集到一定數量，由管教人員統一審查過後，才發到各個犯人手裏。因此，這段等待的時間，要比正常情況下長好幾倍。過了大約一個多月，我終於見到了家裏的信。是母親寫來的，我一看信封就知道了。她還活著——我高興得心臟幾乎要蹦出胸膛。

母親在信中對我沒有一句責備的話，只是限於當時的形勢和我所處的具體環境，帶上一筆希望我「努力勞動，好好改造」的話。她表示很想來看望我，實在因為年齡太大，腿腳不靈，加上交通又不便，沒法來了，希望我原諒。最後，她又問我需要一些什麼東西。

一個陷在危險境地的人，在發出求生呼喚的時候，大概是考慮不到「羞恥」二字的。儘管我母親經濟很困難，我還是去信向她要東西。由於長期關押，備受虐待，我當時體重不到八十斤，走路搖晃，小便失禁，生命依然岌岌可危。我迫切需要營養品。但勞改隊有規定，不許犯人向家屬訴苦要吃的東西，這類信件一概不給發。怎麼辦呢？我想了一下，在信中說，因小便失禁，並且牙疼，需要一些藥物治療。什麼藥物呢？我用英文寫上「牛奶」和「蜂蜜」，冒充藥物的名稱。勞改隊的管教人員當然不懂英語，但大概也聽說過有些藥物是用外國字寫的，因而我的信便順利地蒙混過去了。母親給我寄來了一個大包裹，內有四袋奶粉，兩個用大塑膠瓶改裝的蜂蜜，還有蜂乳片、白糖、藥物牙膏，以及內衣褲、手套、毛巾、牙刷等不少衣物和生活用品。此外，包裹裏還有一支嶄新的、帶有精緻盒子的高級鋼筆和兩雙漂亮的尼龍襪子。

一九七四年秋天，也就是我被捕前的半年，經好心人介紹，我認識了F，一位元外科女醫生。那時我三十多歲，臉上皺紋當然沒有現在這麼多，除了個子略微矮一些，長得也不比別的男人難看。也許，更可能是我的坦率和談吐使她感到吃驚和新鮮，總之，這位長得雖然並不漂亮、但性格有些孤芳自賞、不入俗套、說話喜歡帶點幽默的女醫生，常常打電話邀我去看戲，看電影，逛公園，每次戲票、電影票都是她提供的，而且都是上好位置。她還主動把自己的自行車借給我，希望我在她值夜班的時候騎自行車去和她多聊聊天。她的父親知道了，焦急得夜夜睡不好覺，血壓上升了。她的妹妹已先她結婚，而且有了孩子；妹夫是政工小幹部，惟恐攀上右派親戚影響他的前程，天天到岳母面前挑撥。她的弟弟快要中學畢業了，希望畢業後去參軍，因此也用誠惶誠恐的眼睛注視著他的大姐。唯獨她的母親力排眾議，堅持邀請我去吃飯，居然擺上豐盛的酒菜，看來是想承認這位大家都反對的未來的准女婿，因為在她作母親的眼睛裏，她的大女兒早就該結婚了。

一位堂堂的外科女醫生，竟然和賣臭力氣抬鋼材的工人搞對象，特別還因為這個工人是被打入另冊、永遠抬不起頭的右派，這件事，難免引起部分知情人的轟動和議論，流言蜚語自然少不了。F終於經受不住內外的壓力，不到三個月就和我分手了。分手之後，她又悄悄托人送給我鋼筆和襪子留作紀念，還表示她想一個人過一輩子，永遠不結婚了。我1975年回家，向母親談起這件事的始末，現在母親把我從未動用過的鋼筆和襪子寄到勞改隊，顯然是想喚起我對生活的美好回憶，從中汲取安慰和力量。啊，母親的心！

一個月以後，母親又給我寄來了第二個郵包。此後，平均每隔兩到三個月，我總能收到母親的郵包，裏面都是昂貴的高級營養品和衣物、生活用品。母親知道我在勞改隊要挑擔，怕我肩膀受不了，還特地寄來了墊肩。我怕英語荒疏了，請她寄《毛澤東選集》的英文譯本。母親心領神會，又給我寄來了。但事實上，我在勞改隊並沒有時間看書。我們是種水稻的，每天天不亮就起來，傍晚才歸監號，星期天也很少休息。至於晚上，時間也不是由自己支配的。同樣是服徒刑的犯人，農業勞改隊（尤其是種水稻的）和監獄工廠有天壤之別。例如，我在錦州南山監獄待過，那是一座監獄工廠，有模範監獄之稱，赫魯雪夫曾去那裏參觀過。赫魯雪夫建議政治犯和刑事犯有所區別，應該分開關押。根據他的建議，南山監獄一度成為專門關押政治犯的監獄。但後來不知什麼原因又把政治犯和刑事犯混在一起了，這和北京秦城監獄始終關押清一色的政治犯不同。南山監獄可以看成是一個獨立的小社會，犯人的物質生活水準（包括文化娛樂和衛生條件），據我客觀比較，實際上優於當時阜新市大多數居民。這是外人很難相信的。如果我不是身曆其境的囚犯，也許會被人誤認為是替共產黨作宣傳。犯人們的痛苦主要是精神上的壓抑，也包括性的苦悶。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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