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意助人。我有一個表哥，叫姚牟海，又叫牟心海，是石家莊某中學語文教師，這時正在我家長期養病。他的中文字寫得很好。我請他幫我謄清手稿。我一邊寫，他一邊謄清，等我寫好了，他謄清稿也出來了。

我知道，在國內發表作品，哪怕只是一篇小小的文章，都要首先徵求作者所在單位黨組織的意見，沒有黨組織蓋章同意，你休想發表一個字。因此，只能把腦子動到國外。況且，劇本裏的人物都是大鼻子、碧眼睛的美國人，在中國也無法拍成電影。我當然只有打蘇聯的主意。這是我事先就想好了的。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這個劇本實際上就是美蘇兩大陣營互相攻擊的冷戰產物，我相信「老大哥」是不會拒絕自己主動送上門來為他宣傳服務的劇本的。只要「老大哥」肯接受，並把它拍成電影，學校黨委知道了也會對我另眼相看、「高抬貴手」了。這是我當時的如意算盤，或者叫「白日夢」。我到上海後，給蘇聯駐滬領事館去了一封信，詢問莫斯科電影製片廠的位址，表示我想投寄一個電影劇本。但蘇聯領事館沒有回復。我在上海不能久等，便在裝著稿子的大信封上用俄文寫上「莫斯科電影製片廠」。我知道，這是蘇聯最大的電影製片廠，不怕收不到。我親自把稿件送到靜安寺附近一家比較大的郵局，並且掛了號以防郵途丟失和便於今後查詢。稿件送寄後，我到上海「人民公園」徘徊了一會兒，對自己的未來心裏是一片迷茫。我在公園照了一個相留作日後紀念。

我如期回到農場，主動向管理「右派」的幹部彙報投寄劇本的事，並解釋說這個劇本是抨擊萬惡的美帝國主義的。對方冷冷地聽我彙報，不作任何表態，這使我有點吃驚。但我心中暗暗竊喜：你不批我不處分我就好了，今後就等著看「老大哥」方面的反應了。但我始終沒有收到莫斯科電影製片廠的回音。我母親應我去信要求，拿著掛號函件收據多次去郵局查詢，也沒有任何結果。將近十六年以後，終算盼來了結果，這個結果出現在阜新市海州區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上，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判決書裏那行令人多少有點費解的文字。原來，我寫給蘇聯駐滬領事館的信，還有向莫斯科電影製片廠投寄的劇本謄寫稿，對方根本就沒有收到。看來，他們都被公安局「接收」了，最後歸入到法院我的刑事檔案裏。其實，1960年秋天，中蘇兩黨關係已經嚴重惡化，但還沒有演變到後來的公開決裂，我天天在農場「勞動察看」，當然就不知道了。不過還好，沒有把我當成「投敵叛國分子」投入監獄。我後來在審訊過程中明白，「右派」們的檔案，除了同平常人一樣，有一份如影隨形跟著本人走，另外還有一份存放在公安局。——這份檔案更詳盡，材料更豐富。比如，我在1959年寫的一份例行的「思想檢查」，裏面涉及的內容竟然被1975年的審訊人員所引用，我著實大吃一驚。

我出獄平反後，屢經周折，最後不得不上訴到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終於在1979年8月9日，從阜新市海州區人民法院的刑事檔案室裏索回我的全部文稿，這裏還包括表哥姚牟海為我謄抄的電影劇本：《瑪麗•露易絲小姐的悲喜劇》。這份謄抄稿我現在仍保留著，因為它是一段心酸、痛苦的回憶。

1960年的秋天，中國大陸開始了三年的「自然災害」。對我個人來說，這是一個多事之秋。我僥倖沒有受到懲罰，因而也就沒有從中接受教訓。

我在1961年12月28日復學後的三年半裏，除了完成學業，還用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寫作小說《夢城塵囂》。夢城，是好萊塢的別名，在這裏也泛指美國。這是根據前面那個電影劇本擴充改寫成的長篇小說，分兩部。第一部《魘》，敍述影星露易絲自編、自導、自演的「綁架」，約占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第二部《魔》，描寫普洛斯特律師如何借「綁架」案掀起反蘇反共的歇斯底里，因而受到某些權勢的青睞，打算資助他競選下一屆的國會議員，而他本人則暗暗覬覦著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職位。就在這時，「綁架」真相浮出水面。小說的結尾是普洛斯特律師在法庭對記者們的談話，也就是前面提到過的那些話。為了深入露易絲的內心世界，我在校圖書館翻尋到了好幾本介紹好萊塢及其女影星們的書借來閱讀，也算開了眼界、開了「洋葷」。

我在1965年大學畢業前夕寫完了小說手稿上的最後一個字。我沒有時間，也找不到人幫忙謄抄，迫不及待地通過生物系黨總支把手稿呈交給當時南開大學黨委書記臧伯平。臧伯平先生曾出版過一部長篇小說，叫做《破曉風雲》，這是我對他心存幻想的主要原因。惺惺惜惺惺。我故伎重演，幻想小說受到臧伯平的欣賞因而摘掉我的「右派帽子」。我還是不能擺脫中國讀書人自古就有的工具欲。我耐心等待臧伯平的反應。等了不少日子，等來了「文化大革命」。

臧伯平在「文革」中被打成「託派」、「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是全校被整得最慘的幾個人之一（他的前任，擔任過西北高級黨校校長的高仰雲，因為和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一起蹲過北平國民黨陸軍監獄而被定為叛徒，被迫偷偷溜到鄰校天津大學跳湖自殺。）。最後，別人都「落實政策解放了」，他卻還和因口無遮攔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生物系工友張長蔭師傅在一起「監督勞動」，有一天篩石灰因風大傷了一隻眼，因為得不到及時治療而變瞎了。他後來落實政策複出後裝了一隻假眼睛。

臧伯平的家不知被抄過多少回。「革命群眾」還跑到他的河北老家，把他寫給長女的信，還有許多年前寫信與父親談論家裏具體瑣事的私信，都抄走了，一封封貼出來「示眾」。鄰校天津大學黨委書記蘇莊年輕時寫給女友的情書也被抄出來貼在牆上接受「革命群眾」的批判。在抄家風鼎盛的那些日子，我真擔心自己的小說手稿被抄出來。如果這樣的話，我這個當時不被人注目的「小右派」，就有可能和全校第一號走資派掛上了鉤，少不了要挨鬥和挨揍。幸好這樣的事沒有發生。後來，臧伯平的秘書逢誦豐為躲避「革命群眾」，逃到農場和我們這些「右派」混在一起。他知道，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不會到農場和我們這些「右派」學生過不去的。（到農場批鬥我們的屬於忠於黨委的「保」字型大小「造反派」。）逢誦豐很會適應形勢的變化。他放下架子，沒幾天就和我們混熟了，幾乎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我向逢誦豐打聽小說手稿的下落。他說確實見到過手稿，放在臧書記的辦公桌上，有那麼一大摞——他用手比劃了一下，意思是很多很多。其實，我是寫在八開的白紙上，一個個字又大又草，一頁最多就四、五百個字，估計也就二十萬字左右，或許稍微出點頭。臧伯平沒有讓自己的秘書插手過這部稿子的事，後來哪兒去了他也不知道。我暗自揣摩，臧伯平有可能把稿子交給作家梁斌去審閱。梁斌和臧伯平是保定二師的同學，他們和林鐵、劉子厚等人在二師鬧學潮，後來參加了革命，被人戲稱為「河北幫」。後來梁斌棄政從文，一心一意搞創作，寫出了《紅旗譜》等小說。臧伯平也喜歡舞文弄墨。聽說《破曉風雲》最後定稿就是請梁斌代為潤色的。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揣測。不管怎麼說，《夢城塵囂》這部小說手稿沒有受到揭發和批判。我的日子因此也就太平多了。

雨過天晴。臧伯平熬過了「文革」活了下來，後來擔任過主管成人教育的高教部副部長。《人民日報》記者李新彥採訪過我。他是南開大學化學系1969屆畢業生。我們談起了臧伯平。李說自己老家是河北，和臧伯平有親戚關係。我於是給臧伯平寫了一封信，詢問小說手稿的下落，請李新彥轉給他。但臧伯平沒有答復。當年和臧伯平一起篩石灰的難兄難弟、工友張長蔭去北京找過臧伯平。張師傅說，臧伯平住在部長樓，是個很講交情的人，對他招待得很周到，他沒有白交這個朋友。張師傅還主動把臧伯平在北京的住址寫給我，說有事可以去找他。但我沒有去。既然臧伯平沒有回復我的信，說明小說手稿早已在人間「蒸發」掉了，去了也是白去。此事到此打上了一個休止號。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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