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9年冬天離開南開以後，和陳的交往並沒有中斷，每次來天津，不管時間多麼緊迫，我都要去他那裏吃頓便飯，有時就乾脆在他的宿舍裏擠一擠住下來。他也總要到我下榻處看望我。我除了向他請教學問上的事，還利用他在圖書館工作的便利條件，常常開列書名托他代為借閱，其中有些書在當時是只限於「內部」的，如赫魯雪夫的兩部《回憶錄》。當我因寫小說而「東窗事發」，老陳他當然也就「在劫難逃」了。天津市公安局夥同南開大學保衛處和工宣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突然抄了他的家。令這夥人失望的是，什麼反革命證據也沒有抄到。更令他們吃驚的是，倒抄出了一本又一本學習馬克思哲學的劄記，一共有厚厚的十二本。除此之外，別無所獲。提起這些筆記本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也曾抄過他的家，當時有人檢舉他每天伏案書寫到深夜，認為他一定是寫「變天帳」和「反動日記」。他們組織了專門的班子進行審查。很奇怪的是，他們在字裏行間找不到他們希望找到的「反動思想」的證據。這次也是如此。儘管逐字逐句審查，還是沒有找到可以給他定罪的「反革命」罪證。於是他們便對陳進行了多次審問。他們詐稱我因為投敵叛國未遂而落入了法網，為了爭取寬大處理，我每天都在監獄裏痛哭流涕，把什麼都坦白了，還揭發了包括陳在內的許多別人的問題。他們聲色俱厲，責令陳交代自己的一切問題，尤其是和我的「特殊反革命關係」。與此同時，當時的校黨委副書記××迫不及待地在一次全校幹部、教師大會上公然宣佈：在南開大學挖出了一個「隱藏很深的反革命右派集團」，這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又一次偉大勝利。也就在這段時間裏，圖書館《世界文庫》中的《金瓶梅》一部分被人撕走了。《金瓶梅》這部古典文學名著，只有天曉得犯了什麼罪孽，在我們這個講究文明的國家裏，向來被列為禁書，書店裏買不到，校內師生員工一般來說也是不准借閱的，只有少數領導才有資格閱讀。例如，××大學前黨委副書記××，在稱病不上班期間，就曾差人持介紹信長期借閱過。因為她的父親，在北京工作的一位資深老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畏罪自殺」，消息傳來，作女兒的受到牽連，成了眾矢之的，於是借閱《金瓶梅》便成了她一條見不得人的「罪行」被揭發出來。正因為這是一部只供少數領導閱讀的書，名為「禁書」，實為「珍書」也。而今被人撕走，豈能等閒視之？這一點，圖書館裏的人心裏都明白，一時間沸沸揚揚，陳便成了最大的嫌疑犯。雖然在他家裏並沒有抄出《金瓶梅》，但很有可能是他裏勾外連弄走的。圖書館為此專門組織人馬進行調查。陳為人謹慎小心，嚴於律己，他當然不可能做出這種事來，調查的結果反而替他洗清了不白之冤。儘管如此，陳的日子還是不好過，他的命運依然飄忽不定。不久，在「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一片喧囂中，陳又成了「重點人」，遭到批判和圍攻，說他憑藉手中的「借書大權」，將大量的封、資、修內容的毒草書籍借給學生們看，有意對青年學生進行思想腐蝕，這是同黨和無產階級爭奪青年一代。嗚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由於受我的株連，陳猶如被捲入波峰浪尖的一葉小舟，顛簸在翻騰著「階級鬥爭」波濤的汪洋大海裏，隨時都有覆滅的危險，直到「四人幫」垮臺，中國的天空開始逐步轉向晴朗，他才鬆了一口氣，有了安全感。若干年後，當我們再次相逢，他向我回首這段往事，聲音是緩慢的，語調是平靜的，就好像在敍述一個和他自己毫不相干的古老的故事。我凝視他那瘦削而又略顯蒼老的面龐，我又一次看到了面前這位老友單薄、中小身材內部蘊藏著一種堅毅人格的偉大力量。——這才是從黑夜裏走過來的真正中國牌號的知識份子，我對自己說。

我在天津市和平區公安局看守所蹲了五十五天左右，大約受審十七八次。但我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好漢做事好漢當。我沒有受「立功贖罪，立大功受獎」的誘惑，去揭發別的「壞人」，更沒有如南開大學保衛處那位新上任的科長所希望的那樣去招供出一個虛構的反革命集團。在「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南開大學忽然冒出一個龐大的「國民黨潛伏特務網」，這個特務網是前中共南開大學化學系書記W因受不了「立功贖罪、立大功受獎」的誘惑（他曾經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文化革命中也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物件），在工宣隊的「協作」下炮製出來的，一時間為國民黨免費「招收」了數十名「特務」，這些「特務」個個受審查乃至被囚禁。我不是W，因而皮肉之苦也就沒有少受。

儘管始終審訊不出一個假想中的反革命集團，但是，某些人一心一意所盼望的這個「反革命集團」卻已經在我的原工作單位誕生了。我平反出獄後，阜新機床廠不少工人告訴我，當時上級已向全廠職工宣佈：張兆太是南開大學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正是這個反革命集團派遣他來東北開展反革命工作的，並且還要他和蘇修取得聯繫。他將攜帶「反動小說」去投奔蘇修。無獨有偶。就在我被捕不久，上海市長寧區西法華派出所隸屬的「人民里弄居委會」召集全體居民開會，首先學習了張春橋的《全面專政》，然後宣佈：「38弄（——我家住38弄、屬於該居委會）最近抓住了一名香港特務。現在階級鬥爭非常緊張，大家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注意一切形跡可疑的人，隨時向居委會報告。」這是1979年回到老家後，母親告訴我的。嗚呼！原來我既是要去投奔蘇修的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又是香港特務，怪不得我出門都有專用吉普車。從上海到天津，從天津到錦州，再從錦州到阜新，每當我一下火車，就有吉普車在那兒恭候了。啊哈，我可是個重要的人物哪！

既然審不出什麼反革命集團，那就轉而對小說本身進行審訊。辦案人員抓住我的身份，以及經歷和小說裏的人物有相似之處作為「真憑實據」，武斷地認為小說寫的就是我自己，是「自我暴露」，「自我寫照」，因而小說裏人物的思想言行也就是作者我的思想言行，並且根據小說裏人物的思想言行來給我定罪。姑且不說小說裏的人物的思想言行是否就是「反動」、「反革命」，這種做法本身便是十分荒謬的。——按照辦案人員的這種邏輯推論下去，如果小說裏的人物殺了人，那麼作者豈不是要被當做殺人犯來定罪嗎？通過審訊，我發現辦案人員不但主觀武斷，而且也缺乏必要的文藝常識，甚至文化水準也很低，有些地方連字面上的意思都搞不清。例如，《雪》裏有這麼幾句話：「這個時候的北國風光，恰如一位空前絕後的風流人物所描敘的：『千里冰封，萬里雪飄。……』」辦案人員緊緊抓住「絕後」這兩個字而不顧前面還有「空前」另兩個字，硬說我咒駡偉大領袖毛主席「絕後」，即絕子絕孫。——這是中國人最狠毒的咒語。還有些問題提得很荒謬，真叫人啼笑皆非。例如，某某某（小說裏的人物）是誰？某某某又是誰？等等。當時我為了少受皮肉之苦，也就將計就計，似真又假地應付著。

既沒有人授意或暗示我寫作「反動小說」，也沒有人為我提供素材或協助我寫作，南開大學更不存在一個寫作「反動小說」的反革命集團，我只不過是一個單幹戶。於是，天津方面，特別是南開大學保衛處那位新上任的科長，對我的興趣就不像剛開始那麼大了。我被押送回阜新，途中曾在錦州看守所寄押。該看守所的管教人員先是踢了我一腳，然後惡狠狠地說：

「低頭！你是反革命分子，在牢房裏必須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你若亂說亂動，打斷你的腿！」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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