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節明：無條件「和平改變」比暴力革命更加「不惜代價」
【大紀元10月28日訊】長期以來，特別是1992年中共全面推行權貴私有化以來，一部份人一直全盤否定暴力革命，他們認定以革命結束中共統治的做法是「不惜一切代價」，是一種 「不可取」、「不理性」的做法，在他們看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才是唯一可取的手段。但是，他們所謂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是甚麼呢？說白了就是無條件和平「改良中共」，或者乾脆跪在地上千萬遍的呼喚，期待中共頭子良心發現，自我改良，對這一點，山東異議人士魯西狂徒（魯揚）在「自由中國」論壇上說得很直白：任何政變、革命都「呵，不是好方法」，「……中國人反正已經等了十八年了，再等個五年十年又何妨？」
無條件「和平改變」中共論，看似和平理性公允，實則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大謬論，它起了極大的麻痺人們鬥志的作用，它是犬儒的保護色，也是十八年來民運成效甚微的主要原因之一。
甚麼是「不惜一切代價」，說白了就是：不管死多少人、不管造成多大的破壞；「不惜一切代價要顛覆終結中共統治」就是為了顛覆終結中共的統治死多少人、造成多大的破壞都不在乎，我固然反對這樣的道路，因為「不惜一切代價」的道路實際上就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道路，這是共產黨黨文化價值觀和中國傳統的黑道梟雄價值觀的實踐。
「不惜一切代價」必然草菅人命，這與共產黨拿人命不當回事的價值觀有甚麼區別？「不惜一切代價」同時也指在完全有條件、有機會和平改變的情況下訴諸武力，濫用暴力，比方說，俄國二月革命之後建立的臨時政府完全是個憲政民主的政府，列寧布爾甚維克在完全可以通過選票合法參政的情況下，卻為了獲取絕對的權力，發動暴動顛覆合法政府，進而把俄國拖入血腥的大內戰…這就是「不惜一切代價」。
我們要爭取儘快和平瓦解中共統治，因為這是代價最低的一條道路，但是，我同時要提請人們明白：能否和平演變，並不單單取決於中共的反對派，而是取決於中共的反對派和中共雙方：如果中共死不悔改、繼續拒絕政治改革、繼續鎮壓自由民主的和平訴求，那麼，和平改變中共專制的願望就是一廂情願、異想天開！
今天中共胡錦濤中央繼續頑固阻斷中國憲政民主轉型：繼續殘酷迫害法輪功和獨立宗教信仰組織、對民間任何獨立組織「露頭就打」、嚴酷封鎖鉗制信息媒體– 「不給錯誤思想提供任何傳播渠道」、現在連純粹經濟利益上的維權都要當作敵對行為來打壓……在這種和平演變的萌芽都難生長的惡劣現實面前，要瓦解中共的統治，除了促成政變、兵變之外，還有甚麼好辦法呢？
中共在歷史上儘管罪惡滔天，但如果當年鄧小平、江澤民、現在的胡錦濤中央能夠主動開啟政治民主化變革、實施憲政的的話，中共作為一個政黨繼續存在、甚至像波蘭共產黨一樣繼續執政一段時間，是沒有問題的。中共現在把和平演變的路子都堵死了，現在的中共胡錦濤中央不僅沒有絲毫的要進行政治改革的跡象，暴政反倒變本加厲……因此中共只能解散、只能消滅。並不是我們容不得中共這個對立面，而是它自己要螳臂擋車、要做「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所以，為了盡早割除中共這個毒瘤，面對惡劣的現實，只能通過國非和平手段來解決了。以非和平手段儘快地結束中共專制統治並不等於「不惜代價」，就我本人而言，我並沒有主張不擇手段，我提出的方案有破有立，拙作《未來中國最佳政體的再思索》系列文章，就是力求把民主轉型減到最低。
根據中國的現實情況，甚麼才是這些人所說的「不惜一切代價要顛覆終結中共統治」？從機遇的角度說，如果還有和平演變的可能，就採取大殺戮、大破壞的暴烈手段以圖推翻中共政權，這才是「不惜一切代價要顛覆終結中共統治」。
在中共江澤民中央發起鎮壓法輪功之前，中國的共產政權仍然有著很好的和平演變的條件，特別是1997年鄧小平死後到1999年鎮壓法輪功之前的兩年，那時身負六四血債的中共政治老強人已經死光，「六四」兇犯李鵬也沒有實力與江澤民抗衡，但是江澤民不僅死不悔改，還發起對法輪功的鎮壓，愚蠢地背上歷史包袱，主動和殺人犯李鵬綁在一起。
胡錦濤上台以後，不僅繼續鎮壓法輪功，而且倒行逆施比江澤民更加瘋狂、倒車開得更遠，中共胡錦濤中央現在已經基本堵死了和平改變的所有空隙，因此，隨著十七大以後胡錦濤的進一步坐穩，中國和平演變的希望越來越渺茫。
我在胡錦濤上台之前一直全身心地倡導非暴力變革（雖然沒有排除革命手段），甚至在2005年胡錦濤凶相顯露之前，都在誠心傾力地呼籲胡錦濤像個爾巴喬夫學習，直到胡錦濤「戀斯崇毛」學朝鮮嘴臉完完全全地顯現，在中共和平改變已經基本不可能的情況下才主張採取革命這一推翻中共的手段，而且，即便支持暴力革命，我也主張把犧牲和破壞減至最小，試問某些人士，我這怎麼是「不惜一切代價要顛覆終結中共統治」呢？
當今，一些民運、異議人士對於「顛覆終結中共統治」代價的大小，有著很深的誤解。他們對暴力革命有著太多的負面理解，進而認為支持暴力革命的人對誰誰有著「刻骨仇恨」，這是不准確的。
其實，暴力革命的代價不一定比和平演變大，只有在完全能夠以和平手段達成變革的目的時，丟棄和平手段而採用暴力手段，代價才會更大。
中國八九民運期間，中共的改革派勢力和民眾都堅持和平抗爭，結果遭到極為慘酷的大屠殺，中國在「六四」事件中付出的代價，實際上超過了前東歐共產國家劇變的總和，堅持和平抗爭的中國付出了這樣慘重的人命犧牲，卻連最低的改良成果都掙不到，這能說明非暴力手段的代價低嗎？
在前東歐各國的劇變中，羅馬尼亞走的是一條典型的暴力革命的道路，面對奇奧賽斯庫等羅共頑固派的喪盡天良，前羅馬尼亞政權內的良知者和民眾都以暴力奮起反抗：倒戈的國防軍把槍支彈藥分發給抗爭的民眾、民眾則拿起槍桿，痛擊前來屠殺的前羅共內衛部隊和警察……羅馬尼亞是東歐前共產國家唯一在劇變發生大規模殺戮的國家，羅馬尼亞劇變死了四五千人，但這些人大部份是劇變初期和平遊行示威時的遇難者，他們遭到忠於奇奧賽斯庫部隊和警察開槍屠殺而身亡，進入全民起義階段傷亡的人數反倒較小。這個事實，對那些至今仍然盲目排斥暴力革命、一味認定非暴力抗爭代價小的人無疑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羅馬尼亞劇變和中國「六四」的例子足以證偽那種認為暴力革命的代價就一定比和平改變的代價大的觀點。
另外還應該看到：一般來說暴力革命的過程很短，而和平改變由於進程緩慢而過程漫長；在暴力革命中民眾短時期內付出代價–這種代價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不義的統治者則往往遭到清算，得到應有的懲罰，而在和平改變中，代價全得由民眾（弱勢群體）付出，由於暴政的改變緩慢，所以民眾的苦難更長久、甚至要等幾輩子的時間，而邪惡的統治者繼續犯罪卻望望能夠逃脫懲罰……因此，和平改變由於進程緩慢而累及起來的代價，不見得比暴力革命的代價小，而且，比起革命，這種要弱勢群體長期地、單方面地付出代價得改變方式包含著巨大的不公正，很容易危及整個社會道德。
羅馬尼亞暴力劇變雖然死了幾千人，但是一舉徹底割除了共產毒瘤，建立了憲政民主政權，之後，熬過了幾年的經濟困難和新政權的適應穩定期（手術後傷口癒合的陣痛），如今的羅馬尼亞已經走上了正途，比起中國，現在的羅馬尼亞沒有專制暴政、沒有嚴重的制度性貪污腐敗、沒有日益懸殊的空前貧富懸殊、沒有一個越來越貧困的龐大的弱勢群體、沒有日益崩解敗壞的社會道德、沒有嚴重惡化的生態環境…羅馬尼亞在度過陣痛期後，經濟快速而健康的發展，現在人均收入重又大幅超越中國。羅馬尼亞現在在東歐國家中，尚且屬於發展較後進的國家，中國與其他東歐國家的差距可想而知。
八九民運遭血腥鎮壓以來，中國沒有再發生任何的政治「動亂」，十八年來的改變都是和平進行的，結果怎麼樣呢？結果是專制暴政變本加厲：繼「六四」大屠殺之後，中中共又發起對法輪功的群體滅絕，八年來殺死整死法輪功信徒兩千人以上、1999年以來，中共嚴禁十四種氣功和信仰團體，對民運、異議和獨立宗教信仰人士的鎮壓越來越嚴酷、現在，中共更是連純粹經濟利益上的維權也一起打壓……十八年來，隨著中共權貴私有化掠奪運動的加速進行，強迫拆遷、強迫征地等制度化暴行在全國肆虐，老百姓不僅毫無政治自由，連安身立命的基本財產也橫遭侵犯和剝奪……
十多年來，中共國的經濟雖然因為國內廉價勞力和西方資本的輸血而高速增長，但是因為體制的專制，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幾乎完全被一小撮中共特權寡頭官僚集團攫取和享用，1992年以來尤其如此，十多年來造就了一個超貪婪、超流氓、超無恥、超殘暴的中共特權寡頭新集團，這一小撮分子憑藉老百姓血淚汗鑄成的金山銀海，提前把自己和家族送進共產天堂，過起了「按需分配」的生活；另一方面，有造成了一個數量越來越龐大、相對越來越貧困的弱勢群體，這就導致社會仇恨和潛藏的社會危機非常巨大。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國的經濟發展雖然較快，但是因為專制體制缺乏修錯能力、再加上中共中央存有賣國求榮、賣國換「穩定」的心機，因此經濟不可避免畸形片面發展：為了追求經濟增長，中共不惜廉價出賣國家資源、為外國高污染項目進入大開綠燈……十八年來，這種畸形片面發展已經導致了中國生態環境的急劇全面惡化。總之，二十多年的「和平改變」，中國人付出了比許多國家暴力革命代價更大的代價，結果基本上沒有促成任何的政治進步，反而造成今天這樣一個仇恨巨大、社會危機和生態危機都積重難返的中國社會。
兩相比較，仁人志士們不妨自己看看：究竟是羅馬尼亞人採用暴力果斷割除共產毒瘤的代價更大，還是中國人堅持和平改變、不敢對毒瘤動刀、容留共產毒瘤在民族肌體內繼續生長的代價更大！？
現在的中國，像1989年那樣的民主化的環境和機遇已經不可能再有了，而且胡錦濤正在開足馬力地封堵一切「和平演變」縫隙，中國要想實現憲政民主轉型，已經不可能排除暴力革命手段。中國人必須設法儘快瓦解中國的共產政權，否則照這樣「和平改變」下去，迎來的將會是總崩潰–中國將陷入國家解體、民族消亡的萬劫不復的悲慘境地！王力雄筆下的「黃禍」，就真會成為恐怖的現實！
有人以辛亥革命的後果來論證以革命終結中共統治不可取，這種論證是完全錯誤的，因為滿清政權與中共政權的性質並不相同，因此不能進行類比論證。滿清政權在其初期是一個外族征服政權，但在其末期已經基本漢化，變為一個中國本土的君主專制政權；而中共政權則是一個共產專制政權，全世界的歷史經驗證明：君主專制政權能夠在保留君主政體的情況下以立憲方式轉變為憲政民主政權，英國、日本、泰國、荷蘭及北歐國家就是例子；而共產專制政權則無法通過改良轉變為憲政民主政權，前東歐、前蘇聯共產政權的瓦解無一不經過各種顏色的革命和政變，這就是最好的說明。
由此知：雖然辛亥革命的爆發客觀上使中國失去了君主立憲的機會，但決不能據此斷定以革命推翻中共就會使中國喪失和平轉型的機會。全世界的經驗告訴我們：共產政權很難改良，現在的中共政權更不可能自我改良，只能革除。
綜上所述，因為暴力革命的代價並不一定比和平改變的代價大，因此支持暴力革命，並不等於為達目的不惜代價。
當前中國毫無和平改變條件的惡劣的現實來說，那種主張無條件「和平改變」的觀點，實際上要比主張暴力革命以求儘快推翻中共的觀點更加「不惜代價」！
前蘇聯、東歐的經驗告訴我們：去除共產專制而不經受任何痛苦是不可能的。中國有句古話說：「長痛不如短痛」，以暴力手段推翻中共統治後，中國人肯定會經受幾年的痛楚，甚至經受「休克療法」，但這比起繼續容留中共這個毒瘤禍國殃民，以致最後亡國滅族，這個代價還是微小的。「兩害相權取其輕」，因此我要奉勸有關心中國轉型的人士：現階段還一味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完全排斥暴力革命是有害無益的。@
成稿於2007十月十二日下午，第一次修改，十月二十三日第二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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