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教授在前幾年提出建立<<1957年學>>。現在離開1957年已經50年了,在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我認為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對推動下一步的研究是有好處的。為此,我想就著寫作拙著<<還原1957>>談一些心得體會。用「方法談」,頭和帽子大小合式,如用「方法論」這個大名詞,就顯得體積小而容積大了。在我所運用的所有方法中,我先提出三個主要的方法,一方面向朋友們請教;另一方面想以我的「磚」引出朋友之「玉」。
第一 「總分法」要求，既見樹木，又見森林。
總分法就是在從對「現象」到「本質」,從「部份」到「總體」的認識基礎上,再利用對「本質」與「總體」的把握來理解「現象」與「部份」。
前時台灣舉行了毛澤東的影展,據說他「微笑」的魅力傾倒了觀眾,甚至於有的認為,他還是有人性的,過去不應該把他妖魔化為殺人魔王。這使我認為,是蔣中正先生實在對不起這些(僅限於「這些」)台灣人,使他們沒能親身領受足毛主席的「微笑」。我已讀到領受足毛微笑的大陸人,在網絡上傾吐的自己的血淚控訴。但我希望人們都來分享右派的感受。著名作家從維熙在<<走向混沌>>中說:「張滬(張滬是作者的也劃了右派的自殺未遂的愛妻)和許許多多知識份子命運的悲劇,正深藏在你那嘴邊慈愛的笑紋之中呢!」1 用總分法就會看出「微笑」滴瀝著的億萬人的血淚!台灣這部份觀眾就是一葉遮目,缺乏對毛的總體認識。
言歸本題。經過50年的研究,我們得出一個對反右運動的總體認識。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郭羅基教授指出:「1956年在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這種社會主義叫做主觀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封建社會主義。主觀社會主義的建立取決於共產黨的一黨專權。一黨專權既違反憲法,又違反馬克思主義。
「1957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對黨主,反對黨主操縱的主觀社會主義。共產黨進一步以僭越了的國家政權的力量,來鎮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他得出的結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一個正確的命題。」2在這個正確的命題面前,當時的反右派，和後來的鄧小平的」反右必要論」，就不僅僅是站在歷史的錯誤的方面，而且是倒行逆施，開歷史的倒車。
至於說發動反右的手段是陰謀，是陽謀，或是沒有預謀，那只是臨門一腳的問題。方勵之教授已從總體上對此問題作了科學的論斷：「現代科學的實證精神和方法並非僅僅與中共一兩個政策相矛盾，而是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根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君臨一切之上是難於共存的，所以，一批傾向自由主義的青年知識份子與共產黨之間的離異，或遲或早是注定要發生的，反右運動只是加快了離異的進程。」3這個「難於共存」，就是共產黨所說的「與右派是敵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鬥爭。」《1957年學》就是要研究右派前瞻性的大鳴大放是如何推動歷史前進，和共產黨發動反右派是如何開歷史倒車的。這是一個總的大前提。古人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4
當然，也不能忽略對某一部份,甚或某一微小細節的研究。這裡，可以與《論語‧子張》中子夏的話比照讀解：「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比如說,我在書中第一篇「反右探源篇」和兩篇論文<<毛澤東「引蛇出洞」考>>和<<中共發動反右派鬥爭的前前後後>>中,論證了「陰謀論」,否定了「陽謀」和「沒有預謀」的說法。但在我讀到胡平先生的文章中說:
「作為毛的醫生，李志綏能夠到毛的情緒的起落。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後矛盾的講話更能說明問題。李志綏到在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緒很壞，『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5 胡平是擅長於講道理的,包括這次,都很令人信服。這倒引發我深思:如果我的「陰謀論」成立,這時候毛何以會情緒如此呢?這的確是如胡平所說:「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後矛盾的講話更能說明問題。」經過研究,澄清情況:1,這並不完全是李志綏的,而是「林克的看法,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 62,林克在<<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中說:「當時毛的確因為患感冒而身體不適,並不是李志綏捏造的我所說的『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而形體衰弱,精神憂鬱』。」7雖然我們不能確定誰說得對，但也不能確定誰說的不對。這就成了「原告一張紙,被告就該死;被告一張紙,兩下都有理。」
總分法是正確認識毛澤東和中共的科學方法,別說中共一向是黑箱作業,即便將來檔案解密,不用此法,仍可置你於煙霧之中。俗話說:「問路問來人。」司馬璐就是過來人。他說:「研究中共黨史的一個最大困難是,中共原始文件本身,經過權力鬥爭,或路線改變的影響,時時被否定或篡改。甚至毛澤東本人的著作,經過一再刪改,不同年月的版本,說法就大不相同。所以,要鑑定一份中央文件的真偽,足夠的原始資料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有關中共的全面知識,以及閱讀的判斷能力尤為重要。」8這就充分說明了運用「總分法」具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如果你認清了毛極端自私自利的惡劣本質,他是一個自私到「家」的人,對他的妻子們都可以翻臉不認,難道你還指望他對你比對楊開慧更有情意`更有愛情`更有親情`更有友情`更有同志之情嗎?認清這一點,就請你放棄一切幻想吧,包括投機心理在內!
如果你認清了毛澤東從來就是品質惡劣,性格暴戾,作風專橫跋扈,從大殺AB團、延安整風、鎮反、肅反、三反、五反、破口大罵梁漱冥、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文革—-從肉體上消滅意見相異者李文林、袁文才、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周恩來（從《晚年周恩來》一書中得知，毛用癌細胞害死周）、直到小人物田家英,可知,他是決不許可「哪個蟲兒敢開口」的。難道他會許可他早已認定是美帝國主義第五縱隊、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知識份子在藝術上百花齊放、科學上百家爭鳴,並用鳴放來幫助共產黨整風即把鳴放同時引入政治領域嗎?這絕對不可能是真的!真的是一場陰謀。
實際上,除掉毛1957年春季為了「引蛇出洞」而拋出「雙百方針」,對知識份子好到反常的程度外,你把他的骨頭砸碎也是砸不出真正的「雅量」呀,「寬容」呀,「開明」呀,以及「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因子來的。
鄧小平說:「1957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份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9如果國人把握住鄧小平的雙手沾滿右派的鮮血這一基本事實,和李銳說他和毛澤東一樣左這一總體評價,以及國學大師牟宗三說他和毛澤東「是一丘之貉」:「共產黨耍的那些文字魔術,都是沒有意義的話,你聽他那些話幹甚麼呢?偏偏有些人利用這個機會,去捧葉劍英`鄧小平,你捧他作甚麼呢?其實,說穿了,還不是一丘之貉。當年鄧小平作副總理的時候,還不是順著毛澤東的話轉,還不是一樣地拍馬屁。根本的關鍵在於共產黨的本質即是徹頭徹尾的摧殘`斲喪人的廉恥。」10那麼國人對鄧的胡言亂語,就自然會認為:「你聽他那些話幹甚麼呢?」
毛澤東衝著鄧小平左得過人,才說那個小個子:「很有發展前途,。」11
所謂「還原歷史」,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地還它以原貌。就著總分法來說,就是有總有分:有分無總,只見樹木;有總無分,只見森林。在拙著中,我是怎樣把握這一點的呢?可以從我區別對待鄧小平與柯慶施作為例子。
許多寫關於反右的文章,涉及到上海,都寫那一位「毛主席的好學生」如何如何緊跟,好像他表現得最惡劣。總的來說,我對他的左也是恨之入骨,但我認為,對壞人也不能冤枉。柯在反右中,還真是沒有實行他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他還真比不上鄧小平彭真壞。請看我所瞭解到的他在這方面的某些表現:
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來報批的內定右派。《勞動報》總編馬達，總工會領導認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匯報黨組書記欽本立，還有唐海，文匯報領導認為他倆夠上右派。解放日報副總編馮崗，解放日報認為他夠上右派。報批時，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替他們幾位解釋了幾句。柯慶施說：「這幾個同志是缺少經驗的問題。他們是有錯誤，不能做現在的工作了，給他們一點處分也是應該的，但不要劃右派。右派劃多了不好。這些人還是可以用的。」當時在場的解放日報副總編王維回憶這段往事時，說：「柯老的這些話都是最關鍵的一些話。在當時的形勢下，如果不是柯老講了這樣的話，石西民一個人是保不下來的。」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市第二商業局整個局裡沒有劃一名右派。當時的商業二局局長裴先白說：「我們是搞食品供銷的，有的同志講些怪話我們就沒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沒有問過我。」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科委係統的科技人員沒有劃一名右派。當時的科委主任舒文回憶說：「上海市委召開一次常委會議，柯老主持。會上發了兩個科學家的材料。從當時看來，他們的言論超過劃右派的標準。柯老把這兩個人的材料印出來交給大家討論，讓每一個人發表意見，會議開了一整天，每個人都發表了意見，大家意見不統一。這時，柯老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把這些人劃成右派對國家有利還是不劃成右派對國家有利？二、這些人都是從國外回來參加祖國建設的。他們為甚麼回來？說他們反黨，不過是思想上有些轉不過來，他們絕不會反黨。柯老的這種傾向性意見啟發了大家，一致認為還是不劃右派為好。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響是，科委係統的研究人員一個右派都沒劃。」──，在這兩個「漏劃右派」中，有一位始終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過關的情節。在反右派鬥爭45年後頗為詫意地回憶說：我1957年提出「科學院應該由科學家來管理，得罪了領導，引來了麻煩，但是沒有把我劃為右派。」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的外事系統沒有劃一名右派。
還有，關於在大學生中抓右派的問題，柯慶施告訴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光：「應該實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柯慶施的著名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裡有這樣一句話：「某些單位經過實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後，如果確實沒有發現右派份子，那就不要去進行反右派鬥爭」。這是何等鏗鏘有力的聲音！大家知道，五七年的反右一直延續到五八年。有一部份「五七」戰士實為五八的兵。身為市委第一書記的柯慶施同志在那種形勢下能喊出這麼一句，是有千鈞之力的。這個報告是公開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在上海這次黨代會前後，不只上海一地在開黨代會，與此同時，各地都有人在做報告。我粗粗對比了一下，更加體會到柯老這句話的來之不易。此說一出，雖不能力挽狂瀾，但擋住了一大批優秀人物被劃進中國55萬右派之中。由於柯慶施堅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雖然劃了15419名右派，但是，相對數還是比別處明顯「落後」。12比如說，河南省,官方數字是70869人。
同理,陳伯達是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一貫地「左」,自不用說,但他在反右中就沒有胡喬木表現惡劣,起碼他沒為<<人民日報>>寫過一篇反右的社論,而胡喬木卻是反右社論寫得最多,最惡毒的一個!
我們既然認為,對壞人也不應該冤枉,那麼,對毛澤東也當然不應該妖魔化。實際上,毛澤東之兇惡,之邪惡,之醜惡,之罪惡滔天,遠遠超出常人的想像,直到現在,有關資料仍大量密封於黑箱裡,只存在估計不足的問題,尚不存在妖魔化的情況。相反,對毛認識的錯誤,大多是發生在對他的妖魔性缺乏認識;尤其是面對著官方的,民間的,政論的,傳記的,散文的,詩歌的,戲劇的,影視的,充斥著無恥的編造,肉麻的吹捧,無限制的美化與神化,興「熱」作浪;缺乏抵制。總分法要求從總的傾向與個別表現相結合地看問題,而不要抓住芝麻丟掉西瓜,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最後我還要提醒一點:如果毛本身就是妖魔,並且是妖魔中最惡最惡的惡魔,超過了斯大林、希特勒,那麼,當人們提到毛澤東這個惡魔時,難道還用得著妖魔化嗎?妖魔化論者就是對總體情況缺乏明確的認識。為甚麼德國和俄國就沒有人出來說「妖魔化」斯大林、希特勒呢?中國人呀中國人!劉賓雁生前曾氣憤地說:「活該受統治!」13
第二,「內外法」要求,研究問題時要入乎其內、出乎其外。
所以需要「入乎其內」,是因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例如,我書中提到的作家黃秋耘,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家得知一個政治信息—-邵放下電話,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由此,他便對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陰謀得出判斷:「這個『急剎車』的措施可能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直到5月中旬才決定下來。周揚那一級的高級幹部(他當時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至早也到5月中旬稍晚一些時候才確知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後,一天也沒有耽擱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當天(5月18日)晚上就暗示給我。」今天看來,他作出的判斷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準確的。難道他是未卜先知的事前諸葛亮嗎?他用切身的體驗回答了這一問題:「事後聰明,人皆有之。最可貴的卻是事前的聰明。但,政治上的先見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於敏銳的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於準確的`及時的情報。比方那一個『轉』字,哪怕我是個『小諸葛』,5月18日晚之前,也是無法想得出來的。只不過由於偶然聽到的一個電話,才『頓悟』起來。」14這為「入乎其內」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證。
但是,如果僅僅入乎其內而沒能出乎其外,就會「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李志綏之所以太離譜地認為,毛髮動知識份子幫助共產黨整風是想借知識份子的刀,殺向那班「反冒進」的「黨內的敵手」,而不是預謀反右。結果他說,毛感到上了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當。對此原由,我在書中已對他當時根本不瞭解外情,作過詳細的分析。這裡不贅。
我和許多右派對於反右派鬥爭,也可以說是「入乎其內」的,但我們「入」的「內」太小,只知道挨鬥爭的過程和感受:很需要知道人家左派怎樣策劃對我們的鬥爭；對全國的總形勢也只限於讀到的報紙和聽到的報告;受到勞動教養處分後,和勞教、勞改的右派互通信息,擴大了我的「內」的範圍;及至粉碎四人幫大後來,我才讀到幾部反映反右派的作品,那也多半是作者看著共產黨的臉色寫的,充其量是打個擦邊球以譁眾取寵,並不敢真正正視歷史和現實。在我到海外之後,才接觸到一些右派朋友的,和當年是反右積極份子現在良心發現了的朋友的回憶錄;也讀到一些這方面的國內外學者的論述和論著,其中<<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鴻>>、<<晚年周恩來>>、<<陽謀>>和徐平華的文章<<九死一生20年>>等給予了我較深的印象。我們右派所需要的「出乎其外」是,不要沉溺於悲情,和自己的局部經驗，要進而通曉中外學者對「1957年學」的研究成果。如果是不能「出乎其外」的「入乎其內」，則必然會「陷乎其內」而不能自拔。我在本節的後面，將要提到的許良英對李志綏的評說，就是指出他「陷乎其內」 而難見廬山真面目。
所謂「內外」,以國分,有中國與外國;以黨分有中共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以派分有左中右。如果沒能入乎其內,那就會「不是個中人,不解此中情」。比如,都承認斯諾這個洋大人是個中國通,先別說他對共產黨的隱情(毛總是故意佈置迷魂陣,騙他)通曉得怎樣,光是他把毛澤東說成是打著傘旅行的「孤獨的和尚」,就可想而知這個「中國通」是多麼可憐了。天知道他在世界上散佈了多少諸如此類的以訛傳訛、扭曲事實的故事?所以作為鄭重的學者,一個局外人,一個外國人,既要認清自己具有出乎其外,「旁觀者清」的優勢,又要認清自己具有「洋鬼子看戲」的劣勢。總之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太過洋洋得意。仍以「和尚打傘」為例,就算洋大人知道了這個歇後語的意思是「無法無天」,但因你自幼就浸泡在法制教育和法制環境中,這就使你很難能領略到浸泡在帝王術中的毛澤東說的「無法無天」的語意方面的皇權無邊、老子天下第一和語感方面的「我是政治流氓,我在乎甚麼?」的原汁原味。這和毛澤東不解地問基辛格:「為甚麼你們國內,對『水門事件』這個屁事那麼在乎?」有點兒異曲同工。無獨有偶,英國記者麥克法誇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____1957>>,說甚麼毛實行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是「自由化政策」;說甚麼吳□揭發批判「章羅同盟」的發言是反毛的;以及對毛和劉`周等之間關係的描寫,我讀後認為,簡直純屬一派「海外奇談」。在這一點上,許良英先生是最權威的見證人。他說:
1973年出版的英國記者（後任哈佛大學教授，曾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80年代已出了兩個中譯本。由於作者被認為是英美中國問題研究權威，他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課又曾作為哈佛大學的基礎課，我不得不認真去讀這本書。可是讀後，不僅十分失望，而且有被愚弄的感覺。請聽他在《引言》中所說的：「毛的政治局同斯大林的不同，那裏有辯論，主席也可能被擊敗，或者被人置之不理。」劉少奇「對機遇和個人使得黨的領導權落入毛的手中的情況有些忿忿不平。」他把「雙百」方針和鳴放說成是「自由化政策」，在《結束語》中說：「毛的自由化政策試驗的失敗，是對他領袖威信和權威的沉重打擊。」“毛不現實地設想通過整風的形式就可實現黨員品行上面的任何長期性的轉變。」他認為文化大革命起源於毛澤東與劉少奇於1957年的「不和」，其主要證據竟出於我的口。他引用了1957年7月29日《人民日報》上我的右派言論：「中央分裂了，劉少奇、彭真壓制毛主席。」事實上，這句話並非我說的，而是清華大學一位朋友對我說的，我並不相信，只是向哲學所黨支部匯報過，想不到他們把它捅給《人民日報》，變成是我最嚴重的右派言論，「美聯社」也當作新聞報導了。這純屬誤會，麥克法誇爾卻把它當真，作為「毛劉不和」的主要根據。這種傚法所謂「克里姆林宮學」寫出來的中國歷史，能有多少可信度，是值得懷疑的。90年代初，我曾給他本人去信，指出他不瞭解中國內情，對報上宣傳的都信以為真，難免上當。我告訴他，毛澤東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足以說明「鳴放」絕非自由化，不過是一種「引蛇出洞」的計謀，他無法理解。中國帝王的權術謀略太「深奧」了，頭腦簡單的西洋人確實難以理解，我自己也是被矇蔽了17年之後才恍然大悟的。15
這個內外法的道理,余英時教授在寫給<<當代中國研究>>的出版祝詞中,說得清楚明白: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中英文刊物之所以在西方能別樹一格，主要的原因是它們的作者群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大陸，但同時又在西方受到了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較長期的訓練。他們是在中國大陸成長的，因此有來自生活經驗中的內在知識；他們已熟悉西方學術界的操作方式，因此又能超越主觀的限制，對中國大陸的最近演變做客觀的瞭解和深入的分析。這種主客交融、能所兩忘的境界正是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所追求的。而他們竟能自然的結合了起來，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一九八九年以後，許多過去親自參加過中國大陸開放改革的知識份子也大批地來到了西方。他們和八十年代起先後進入西方學術主流的中國留學生匯合在一起，更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研究隊伍。他們將對於當代中國的研究作出特殊重要的貢獻是可以預期的。我個人尤其高興看到他們今後能通過《當代中國研究》，將研究成果直接傳佈給海內外的中國讀者。
本刊的作者並不是「隔岸觀火」式的所謂「中國家」（China Watchers），他們都有為中國大陸的繼續開放和改革貢獻一份力量的悲願。歷史已一再證明，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由於種種不得已的原因暫時寄居海外，往往能發揮意想不到的學術和思想上的效用，促進中國的現代化。今天已不是傳統的時代，世界已縮小為一個「地球村」了，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也不會再興「遠托異國，昔人所悲」的慨歎。相反的，他們大可以把」異國」當作為中國儲才之地，潛心研究，一起在更長遠的意義上報效中國。
余教授反復強調這個內外法的運用,他為阮銘<<鄧小平帝國>>一書作序,寫道:「從作者所引用的大量文獻而言,<<鄧小平帝國>>顯然和一般置身事外者的客觀研究並無不同,但是我們通讀全文,便會發現作者本人最初也曾參與了這個帝國的創建。作為一個參與者,他是身在廬山之中的,然而作為這部帝國興衰史的撰寫人,他卻能跳出廬山之外,因而看清了廬山的真面目。這樣主客統一的著作確是不多見的。這是此書最能吸引讀者的所在。」
許良英說:「不少人，包括李維漢和陸定一，以及鄧小平定調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論述鳴放、反右歷史時，都重複毛澤東1957年5月以後那種自欺欺人的論調。出人意料的是，被官方斥為『自由化分子』的阮銘，直至80年代還持這種觀點。甚至1994年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的回憶錄，竟也附和這種顛倒是非的說法，說甚麼毛澤東「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李醫生顯然不瞭解外界實情，輕信了毛澤東自編的由頭。」16其實,何止阮銘!王若水說是「急轉彎」17;趙紫陽說「陽謀」是「託詞」18;胡耀邦說「引蛇出洞只是短時間。」19在識破這一陰謀上,有先見之明的,劉賓雁說,只有鄧托一人20,我認為吳宓教授也該算一個;有後見之明的,有李慎之,許良英,劉賓雁,王若望……就多了。 總分法和內外法,是相互為用的。要想能夠做到從總體上，本質上把握人和事物,就必須用內外法;而入乎其內和出乎其外在一個人身上,在某一方面往往不能雙全其美,就會產生偏差,而糾偏就要藉助於總分法。這是我在本篇中用來還原歷史和總結歷史教訓的主要方法。這些方法的運用，貫穿在拙著《還原1957》中。又如，在<<毛澤東「引蛇出洞「考>>一文中就是用總分法說明毛在反右前後一貫是施展這一陰謀詭計的,陰謀已形成陰謀家的本質特徵。當然,也還運用了我下面要講的「前後法」。一般說,不可能只單用某一方法。
第三, 「前後法」是用來探明和驗證事物發生、發展的客觀因果和主觀動機、目的的不二法門。
右派老祖宗章乃器先生說:「實踐檢驗真理;時間解決問題。」21
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李洪林先生寫他那部<<中國思想運動史>>時,深有體會地說:「事情都是事後看得更清楚。」22他這番感慨是出自如下背景:胡耀邦要發動一場關於「生產目的」的討論,遭到胡喬木的陰謀反對。後者找到黨中央主席華國鋒。華已領教過真理標準討論的滋味,當然不喜歡這個「生產目的」的討論。況且他在這兩個討論中的處境是一模一樣的。他正是舊經濟體制的代表人物,而且是主要決策人,「要搞十來個大慶」,就是他制定的。他知道這個討論將會給他帶來甚麼後果。所以他自然不贊成這場討論。胡喬木又到鄧小平那裏,說華國鋒不贊成「生產目的」的討論。鄧小平固然不維護舊的經濟體制,但他不能不考慮舊體制後面的人,而且,「生產目的」問題又不像解決「兩個凡是」那樣迫切,出於政治權衡,就採納了胡喬木的意見。胡喬木又把鄧小平和華國鋒的意見端給胡耀邦。這樣一來,討論只好停下來了。人民日報為此專門給胡耀邦寫信,要求繼續討論下去。胡耀邦把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找去面談,希望報社照顧大局,也照顧他的困難。就這樣討論中途夭折。李洪林事後想,如果那時(1979年),經過討論摸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規律,中國轉向市場經濟的步子,大約會提前十幾年。他說:「在1979年,人們自然不可能一下子看清這一點。」23
李洪林就著另一重大事件(鄧小平廢黜胡耀邦),還說:「有些事情,當時未必清楚,過些時候回頭再看,就清楚了。」24當然,他這些話,是屬於無甚高深的經驗之談。正是足夠的經驗,使它便也具有了哲理性。
我在「反右探源篇」、《從反右到文革》和<<中共發動反右派鬥爭的前前後後>>等中用的方法主要是前後法：既有順籐摸瓜，尋求來龍去脈；又有順瓜摸籐，順籐尋根，由果推因，由終返始。如果我們沒有把握預報明天的天氣;難道我們憑藉時空優勢，以後見之明,還不能「預報」昨天的天氣?站在今天看昨天,我們就能夠看得一清二楚，例如有人說,毛髮動整風是真心要除「三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右派的猖狂進攻破壞了整風。經過反擊、打垮右派這個階段之後,再回到整風,即進入整改階段。這是當年中共召告國人的。當年懷疑者甚少;而至今相信者仍大有人在。要使歷史真相大白,只能在反右之後看反右。反右之後看到了甚麼呢?大躍進。大躍進不是整掉了「三害」,而是「三害」發了瘋,「三害」成了精!有人說毛是真心想通過整風克服政治弊端,不是右派進攻,文革會提前十年。好吧,文革過了,我們總算從革委會中看到毛克服了甚麼樣『政治弊端」。這中間,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餓死4600萬人,受迫害的人,以億為單位。從文革看反右,從大躍進看反右,我們看清反右不僅是卑鄙的陰謀，而且是毒謀，而且，蓋棺論定，毛耍陰謀的手段是無與倫比的，渾身充滿了陰謀細胞，可以當之無愧地稱之為「陰謀的化身」。再從反右往前推,毛以出奇的誠懇,笑容可掬,信誓旦旦,號召「知無不言」;而且猴不上竿直敲鑼。再之前,在黨內卻對匈牙利事件定性為有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對中國出洞的螞蟻,要採取後發制人,並要左派要做好準備。再往前推,堅決要蘇聯出兵匈牙利進行鎮壓,而且根據師哲的回憶：「毛傾向於進行鎮壓，但以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時候了再動手」。25這裡突現出毛反右的思路。再再往前推,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八大上的政治報告,原稿提出中共特別需要各民主黨派的監督。毛澤東增改為「首先是階級的監督，群眾的監督，人民團體的監督。」原稿另一處吧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說成是同「黨內的自我批評」和「勞動人民的監督」等量齊觀，毛澤東將論述改寫為：後兩者的批評監督「是主要的一面」，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常常是從右的方面出發的「。26這裡的兩個問題是:一,幫助黨整風為甚麼不主要號召工農鳴放,甚至於連次要也沒有呢?二,這次鳴放，難道毛居心唯一地要聽一聽「從右的方面」提的意見嗎?再之前,……直到今天,中共解密的反右運動檔案,使這個「陰謀論」結論,更得到確鑿無疑的證實。
因為,要弄清毛為甚麼要反右？這裡面也觸及到毛個人的「動機」、「目的」、「居心」的問題。這是不能光憑猜測的,只能是「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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