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0日訊】他老人家是在萬人公審大會後遭斃掉的，此前戴了大半年的重鐐，被整得恍恍惚惚，就剩幾根骨頭了。
前 奏
2007年1月5日深夜，陰雨綿綿，我從北京趕回昆明。鬆弛一天，與冤案線人孫醫生碰面。他剛為一個農村病人動完大手術，面露倦容，可依舊答應按原定計劃南下西雙版納。
我內疚不已，本要請一頓飯，彌補少許，可席終之際，人家卻瞅空子付了款。罷罷，這個謙卑到家的基督徒，有時弄得人渾身不自在。就是怕你不自在，他笑道，我的餐前禱告才免了。
接著敲定，雙方於次日早晨8點半在某處匯合。可當我準時抵達，孫醫生卻不見蹤影；半個鐘頭又過去了，還是不見蹤影！我好生納悶，因為孫醫生的守信近乎刻板，難道……
坐過牢的人，遇事都習慣往最壞處琢磨，於是連撥幾次電話，不通。正六神無主呢，孫醫生卻突然在對面街沿浮現！我大叫一聲沖過去，卻忽略了環繞他的五、六個泥腿子。稍後瞭解到，他7點鐘就與相約登門看病的農民們打交道直至當下。
我好奇地詢問診費及藥費幾何？孫醫生啞然失笑，指指辦公桌下持續動彈的肥料口袋，定睛一認，竟裝著兩隻土雞。他們非要留下，最後都沖我發火了，孫醫生解釋道。可我沒時間弄來吃，只有送人。
時光倒流啊，我感慨道，好像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民們就時興給村裏的赤腳醫生送雞送蛋，折抵醫藥費。
是啊，孫醫生一本正經道，那就將這份源遠流長的樸素情感，轉贈威老師你吧。
我嚇了一跳，旋即哈哈大笑：可惜時間不夠，要不就煮熟當路上的乾糧。
2007年1月7日上午9點40分，我們登上昆明至西雙版納首府景洪的大巴，估計途中要耗去10個小時以上，所以我一落座就作好打瞌睡的準備。而孫醫生始終瞪著雙眼。開頭我還以為他在西雙版納當過知識青年，如今有故地重遊的興奮，卻不知這是人家根深蒂固的毛病。
高速路纏繞在崇山峻嶺之間，汽車飛馳，可感覺上的時間卻枯燥而緩慢。我打了好幾場瞌睡，驚醒時，孫醫生總是及時應答：還早。不禁想起我的六四牢友李必豐和楊偉，還有吳嗣渝，都沿這條路線沒命逃亡過。楊和吳成功了，卻因是無名小卒，先後在泰國曼谷滯留好幾年，躲躲閃閃，跟叫花子或蟊賊的處境差不多。楊曾投奔美國駐泰使館，要求避難，被掃地出門；吳曾投奔聯合國駐泰政治難民署，幾度申請被擋回，差點叫警方遞解回國。幸而兩個傢伙均得到民運權威劉青、徐文立等人的反復證明，方勉強落腳——而他們的先驅李必豐，越境4次均未遂，有一次，已深入緬甸邊境數裏之遙，卻被緬共的遊擊隊捉住送回，幾乎叫邊防軍活活打死。
捷克前總統哈威爾多年前就高聲疾呼“無權勢者的權利”，可直至如今，事實證明“無權勢者只有被宰割的權利”。正如我在《證詞》裏所寫：死了的，白死；活著的，白活。我們與毛時代、鄧時代，甚至蔣時代的政治犯沒有質的差別；與特務、農民皇帝、《掃蕩報》記者沒有質的差別。我們是土壤，是為流芳百世的大樹提供養分和背景的土壤，我們被踐踏、玷污，淚往根上流，歷史老人卻聽不見永恆黑暗下的哭泣。
顛簸了7個多小時，我們在一個叫普文的小鎮下車。雖是冬季，高速路兩邊仍鬱鬱蔥蔥，微風暖洋洋的，霎時就洗盡旅途的疲憊。出了收費站，一望無際的香蕉林撲面而來，我們跟在幾個傣族婦女的身後，似乎在異國風情裏陶醉了幾裏路，方抵攏普文有些喧鬧的鎮口——原來有人辦喜事，破破爛爛的飯館裏外，至少聚了上百群眾。我是改不了湊熱鬧的頑童天性，可剛嘻開痞子嘴，就被孫醫生拽上一輛機動三輪。時間不早了，他說。
同中國若干偏遠小鎮一樣，這種屁股嘣嘣冒黑煙的三輪就相當於都市計程車了。我和孫醫生在車棚內相對而坐，弓腰抵頭如兩個密謀者。街景單調乏味，清一色的兩層筒子樓，舊不舊，新不新，洋不洋，土不土，而且垃圾成災。給人的感覺如十幾年沒洗臉的老娼婦，還敢大模大樣地當門接客。幸而街道轉瞬即逝，我們又在大片浸透太陽之血的耕地之間狂奔約一刻鍾，才在一岔道口嘎然而止。
繼續沿左邊的土路深入，就是普文農場4中隊的地盤。原來，普文鎮的過去就是一個容納幾萬犯人的超級勞改農場，分6個大隊；直到上世紀90年代，黨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轉移後，才逐漸在勞改就業人員及家屬的基礎上，發展或蛻化成一個普通鄉鎮。
耕地間的幾道鐵絲網早已銹蝕，與之勾連、配套的兵營、崗樓早已廢棄，因此我們得以長驅直入。最裏的平房老化得更快，牆面起泡起殼，瓦頂在陽光的反射下，如大片囂張的牛皮癬。可佔據整面牆的標語顯然是新近刷上的——控制人口增長，促進社會進步。
羚羊般跳躍著，穿越排列整齊的平房群及臭水溝，我們直趨尋訪物件——胡成章、肖秀雲老兩口的家，正巧在“治安保衛委員會”的招牌旁邊。這是和“與時俱進”的大環境嚴重脫節的居所，隔著水泥曬壩，一邊是歷史遺留的老寢室，一邊是自己搭建的比老寢室還破的廚房。孫醫生隨意招呼了一聲，一家人的腦袋就全部從幾道門內探出來。
在交代採訪正文之前，有必要將孫醫生于途中斷斷續續的相關敍述拼湊呈現，以便大夥搞清楚來龍去脈。
孫醫生的講述：
98年以前我就來過，當時胡成章大爹還很健康，很健談，成天樂哈哈的，一點不像在勞改隊呆了幾十年。我們一見如故，勞動之餘還一起打籃球。大爹的口琴也吹得不錯，把我帶回在版納做知青的年代，大爹不是知青，不曉得他跟誰學的。
自土改始，大爹全家就倒楣透頂，至於如何倒楣透頂？他沒有細談，我也不便追問。我們的話題多半是普洱茶，周圍的人都說，大爹懂得完整的制茶工藝，經過他的手調配出的普洱茶，味道就是與眾不同。也許有人會說，普洱茶嘛，就是年頭放得越久越好，沒得什麼工藝不工藝，其實不然。我喝過大爹家的普洱茶，那種綿綿長長的口感難以形容，與之比較，市面上賣的那些包裝精緻、價格昂貴的東西簡直就不叫茶。
大爹祖籍鎮越縣易武老街，那兒從古至今，都是普洱茶的主要產地，不大的城鎮，幾乎家家都制茶，而大爹家更是招牌傳了幾就代的老字型大小。大爹從小耳濡目染，加之頭腦靈活，眼看能將家學家傳發揚光大，不料解放了。接著世事沉浮，家族蒙冤，這一家三代不得已從祖籍易武遷徙到流放地普文紮根，轉瞬數十年不思茶味矣。
大約前年吧，我向美國來的吳醫生推薦大爹的茶，人家很感興趣，想投資扶持，改善一下他們的貧困處境。可大爹卻不行了，我和吳醫生千里迢迢趕來，與之臉對臉，他也沒認出我是誰。據他53歲的大兒子胡俊忠講，莫提普洱茶，更莫提口琴、籃球，他連自己的名字都要想好半天呢。
正 文
老威：這是孫醫生，你不認得了？
胡成章：哦，哦，好像面熟嘛。
孫醫生：大爹啊，我已經來過好幾次。
胡成章：是麼？我想想。
老威：老人家怎麼成這樣的？
胡俊忠：1998年的一天， 我爹正在修理機器，突然之間高血壓發作，倒地上了。我們急忙趕過去，抬著送醫院。我爹口鼻耳都出血，很稠很稠的血，隨手就能抓起來，稍後小便也失禁，紅彤彤地淌，渾身還不由自主地抽搐。
醫院全力搶救，我們兩人一班晝夜監護，我爹深度昏迷8天，才好歹有了動靜，逃脫鬼門關！12天頭上，我爹就如幼兒一樣，咿咿呀呀，似乎在吃力地學著說話；13天早晨，他能自己下床了，可目光閃爍，變得很生疏，居然問我——他的兒子是誰？母親進門，也愣愣地叫不出名字。原來他的中樞神經受損，造成絕大部分記憶力喪失。
老威：能恢復嗎？
胡俊忠：又過去8年多了，身體倒是逐步好轉，能吃能睡。
老威：我看舉手抬腳還是顯得僵硬，走路也顫巍巍的。
胡俊忠：只有靠打針吃藥控制。記憶力嘛，也恢復了一點點，比如孫醫生來了，他還是覺得面熟；今天這一兩個小時內，做了啥子事，見了啥子人，他暫時曉得。至於明天曉不曉得，就不敢擔保了……
胡成章：你們是客人，我咋個不曉得？有時候，忘了，又沒忘。
老威：啥意思？
胡成章：比如我原籍易武，13歲就到過泰國；我們家解放前，制過茶，趕過馬幫；我的爹很厲害，參加過地下黨，打遊擊，鎮反時卻遭槍斃了，冤枉哦。我們家好象是商人？我是咋個判刑勞改的？記不得了，混亂了，腦子裏如一鍋稀飯在翻滾，那顆米是那顆米呢？這顆米是不是那顆米呢？我還會吹口琴，在勞改犯中算多才多藝，可現在忘了；我制的普洱茶可以吹牛囉，幾輩子的家傳囉，也記不得了。
老威：我採訪過祿勸縣馬鹿塘山溝裏一個老地主，80多歲了，跟你一樣失憶，不，一回憶就頭疼。
胡成章：我不頭疼。那顆米是那顆米呢？這顆米是不是那顆米呢，搞不清。嘿，這個醫生姓啥子？我又記不得了。
老威：孫醫生。哦，老人家，你生於哪一年？
胡成章：有印象，可是想不起了。
肖秀雲：他1933年生，我1931年生，我12歲就跟他訂婚，16歲就嫁了。
胡俊忠：這位老師遠道而來，不容易，就不要東一句西一句地浪費時間了。家裏的血淚賬明擺著，父親失憶，還有我囉。
老威：可你臨近解放才出生。
胡俊忠：十幾歲開始，父母就不厭其煩地灌輸“革命家史”，即使不願意聽，逐漸也爛熟於心了。如今看來，冥冥之中有一種預兆吧？
老威：弄不清。上蒼的安排誰也弄不清。
胡俊忠：我們家還保留了一本家譜，從上面看，我們家源於安徽省徽州，不曉得是由於戰亂還是戍邊，遷移雲南。先落腳建水，後轉石屏縣寶秀鎮，直至曾祖父上一代，才紮根易武老城，靠茶葉和馬幫生意發達起來，積累了相當的財富。
清朝中後期至民國，我們家在茶馬古道都算有點名氣，可到了祖父胡順光手裏，已家道中落。哦，不止中落，簡直就衰敗了。曾祖父死得較早，所以祖父小時候沒錢念書，幾歲就學制茶，並且替馬幫趕馬。當時的茶馬古道，上至昆明，下至境外老撾的烏德、朗塔、打七嶺，緬甸的鳴善、景洞、仰光，還有泰國的曼谷。由於祖父長年累月出入邊境，加之頭腦靈活，因此20來歲就會幾個國家的十幾種方言，地理環境、風土人情就更不在話下。有一年，仗著自己是“活地圖”的祖父，拿出多年的積蓄，邀約石屏的表弟一道“自立門戶”，不料攏橄欖壩時，馬群染上血吸蟲，全部害病死掉。有啥辦法？茶葉不會自己長腿，只能眼睜睜地賠光老本，各自回家。
老威：你祖父算資格的勞動人民嘛。
胡俊忠：大約在抗戰前夕，易武的幾個小商人合資拼湊一個股份制馬幫，他們拉上我一貧如洗的祖父，答應他用勞力換取一份幹股。這樣，馱茶葉出境，馱洋貨入境，拼死拼活兩三年，祖父他又起死回生，有了屬於自己的七、八匹馬。跟著大馬幫走，不求多賺，只求穩賺。再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佔領東南亞，茶馬古道叫封死掉，馬幫趕不成了，祖父就轉行做其他生意，波折不大。
轉眼到1948年，四處都鬧共產黨。 當時在易武最有影響的人物叫王少和，他們家跟我們家一樣，也是自石屏寶秀遷到易武，後家道中落。王少和與我祖父年齡相當，經歷也相似：打小沒念書，去制茶、跑馬幫、販煙土，懂多種方言，做越境生意。不過人家更會走上層路線，還積極投入抗日救亡，被推舉為“鎮越縣抗日民眾自衛大隊”大隊長，稍後又當區長和土司代辦，最後出任縣參議會參議長兼國大代表。
老威：你祖父望塵莫及啊。
胡俊忠：易武多少年才出一個王少和喲！該人家心高氣傲，連雲南省主席委派的縣長也不放在眼裏。拿現在的話說，就叫“地方對抗中央”。所有政務及訴訟，都得經過姓王的，才行得通。縣長氣瘋了，出動保安團，以“包庇種煙，武斷鄉里，任意浮攤濫派，擅理行政司法”等罪名抓捕王少和，鐐銬加身，打入死牢。卻不料王少和神通廣大，居然在獄中與社會各界頻繁往來，聚集武裝，策劃了一場推翻縣政權的暴動，將縣長和法官都砍了頭。
火玩大了，王少和的暴動武裝不得不改換門庭，與中共地下黨取得聯繫，接受整編。成立了党領導的反蔣的“人民自衛軍”，與國民黨打遊擊，代價慘重，連自己的家眷三代6口也遭殺害了。一直到1949年9月，王少和任總隊長、李衣人任副隊長的“江越支隊”才被正式併入“邊縱”9支隊；10月易武解放，王少和終成正果，任鎮越縣首屆人民政府副縣長。
老威：這跟你祖父有何直接關係呢？
胡俊忠：我祖父就是王少和手下的經濟委員啊。1951年鎮壓反革命時，王少和剛率團去昆明參加雲南省首屆民族代表大會不久，正風光呢，不料轉眼就被抓了。嚴刑拷打跟著上，要逼他交代“歷史反革命”和“組織土匪武裝”問題。
老威：我曾聽說整個邊縱，也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區縱隊，都被定性為“土匪武裝”，直到1984年才平反。
胡俊忠：等不到了，王少和進普洱監獄才3個多月，就莫名其妙地“病死”，終年50歲。他的部下，還有地方上與他有牽連的，好幾百，全被當作土匪鎮壓掉。人變鬼，當然不需要平反。你看，我祖父的《平反通知》在這兒，簡單幾句話，就值一條人命囉。
老威：請說說你祖父的具體遭遇。
胡俊忠：1948年的劫獄暴動成功後，王少和親自找到我祖父，拉他入了夥。當時的“江越支隊”有400多人，軍需是個大問題，我祖父當經濟委員，說白了，就是負責籌槍、籌糧、籌款。
老威：你祖父的能耐不小嘛。
胡俊忠：他有《華僑證》，還掌握了一個馬幫，經常出入法國人控制的老撾和英國人控制的緬甸，販賣煙土、槍支，輕而易舉就能逃過檢查。
老威：跟現在的跨國毒梟差不多。
胡俊忠：不一樣囉，如今為了幹經濟，過去為了幹革命，個人不會私吞一分錢。我祖父出生入死，也算立下汗馬功勞。直到1949年9月，經過半年改造的江越支隊併入“邊縱鎮江整訓總隊”，四、五百人縮編為120人，四分之三被遣散回家，我祖父也隨大流從江城回到易武。
接著雲南全境解放，上面派來由南下幹部組成的工作隊，組織學習，大家都還摸不著頭腦。有略知共產黨政策的親戚，曾偷偷勸我祖父一起棄家逃命，可當時拉家帶口，哪能說走就走。況且老人家有些底氣，心想：撇開革命功勞不提，我在本地也算聲望較高的開明士紳嘛，大不了再貢獻點財產出來。
嘿，這一念之差，腦袋就飛了。1951年鎮反運動，我祖父，以及“江越支隊”所有在崗和遣散的人員，都琅鐺入獄。
老威：為什麼？
胡俊忠：剛成立的鎮越縣公安局經過“調查”，並報上級核准，認定以王少和、李衣人為首的江越支隊是土匪惡霸武裝，正積極籌備推翻共產黨的反革命暴動。
老威：可有證據？
胡俊忠：鎮壓反革命是有任務和指標的，無處下手？哪先秘密逮捕兩個江越支隊的成員再說。跟著突擊審訊，大刑伺候。兩人熬不住，就狗咬狗，引起更多的狗被咬被抓，案子就越滾越大了。啥子“總司令、大隊長、中隊長”，啥子“接頭時間、地點、暗號”，啥子“綱領和組織系統”，啥子“槍支彈藥從哪兒取”，等等，編得活靈活現，其實屁事沒有。
老威：幾十年後又來平反昭雪囉。
胡俊忠：幾百號人，槍斃的槍斃，勞改的勞改。我祖父是“暴動骨幹”，解放前兩年就埋在老撾境內的槍支被挖出來，拍了照。他老人家是在萬人公審大會後遭斃掉的，此前戴了大半年的重鐐，被整得恍恍惚惚，就剩幾根骨頭了。接下來，我們家的財產、房屋也被沒收。
老威：“土匪武裝”全軍覆沒？
胡俊忠：凡是有點家底、有點積蓄、有點聲望的，都難逃法網，人財兩空，親屬還要受幾十年的株連；只有窮得就剩一杆槍的，才作為“受蒙蔽群眾”教育釋放。還是要講究“階級原則”囉。
老威：唉，王少和一干人以劫獄暴動起家，最終卻死於反革命暴動罪，算一種因果輪回吧。真叫冤枉的是你祖父，47壽終，人還沒活明白。
《人與人權》10 月 – 2007 年(//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