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從認識媒體到認識中國
【大紀元1月5日訊】何清漣的新著《霧鎖中國》應是有關現今中共當局控制媒體問題的權威之作。三年前，作者受《中國人權》之托，撰寫題為《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的研究報告，我曾參與對該報告的討論。其後，作者將報告的內容加以充實擴展，於是就有了這部厚達462頁的專著，今年5月由台北的黎明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霧鎖中國》一書，資料數據全面而翔實，素材案例豐富而具體；作者的分析入木三份，批評一針見血；再加上流暢犀利的文筆。《紐約時報書評》和日本多家媒體均對此書給予很高的評價。
不錯，在過去幾十年間，對於共產極權制度下媒體控制的方方面面，東西方的學者專家已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可謂「前人之述備矣」。但是這些著作卻未必都適用於今日中國。因為今日的中國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毛時代的中國是典型的極權主義，鄧小平和鄧後的中國則是後極權主義。同樣是後極權主義，「六四」前和「六四」後又大不相同。中國的社會結構有了很大變化，共產黨的統治方式也發生了改變；中國民眾的生活形態有了重大變化，整體的心態也有了很大變化；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有了根本變化，世界本身也有諸多變化。共產黨對媒體的控制本來是個老問題，但在新的形勢下有了很多新內容和新的變化，因此它又成了一個新問題。何清漣的這本書正是對這個新問題的全面解讀，不僅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新的問題難免會引起新的困惑。何清漣在序言裡就提到外界對中國媒體現狀常有的四個誤解：一、市場化能夠促進媒體自由化；二、網絡能夠促進中國的資訊傳播自由化；三、中國人已經有了言論自由，因為他們可以罵國家領導人；四、中國老百姓滿足於物質生活的改善，他們不關心也不需要新聞自由。對於這四個誤解，作者作了清晰有力的澄清，並再次重申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偉大價值，以及自由只能靠爭取不能靠等待的道理。其實，上述四個問題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那就是，在很多人看來，中國的媒體的狀況確實比以前有了明顯的進步，按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中國的言論空間必將越來越大，以致於在不遠的未來會獲得充分的自由。
從現象上看，今日中國媒體的言論尺度確實比以前寬多了，不要說比毛時代寬，就是與八十年代比也不遑多讓，甚至還有過之。但這並不表明當局的開明。應該說，造成這種狀況的是其他一些原因。
首先是「八九民運」的衝擊。在「八九民運」中，數以千萬計的民眾走上街頭，高呼要民主要自由，「六四」屠殺更是激起普遍民憤，全國上下，不知有多少人破口大罵共產黨。法不責眾，無論當局使出何種手段，它也不可能把人心整個地重新裝進原來的瓶子裡。因此，它不得不對許多「出格」言論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其次是國際共產陣營的解體，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破產。連當局自己推行的經濟改革也顛覆了原先被奉為金科玉律的意識形態理論。這就為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想提供了登台亮相的機會。現階段的中共當局固然也在努力編織制新的意識形態，竭力鼓吹所謂「主旋律」，試圖重新統一思想，但畢竟力不從心，至少在現階段不得不轉為以防守為主。這就是說，現階段的中共當局在控制言論時，主要不是看一種言論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識形態，而是看它對現政權是否構成直接挑戰。這就給其他思想和言論留下了較大的空間。
再次，以「六四」屠殺為標誌，中共政權失去了傳統信仰的支援，轉變為赤裸裸的暴力統治。暴力統治意味著民眾在政治上的消極冷漠，意味著普遍的犬儒主義。在今日中國，思想、言論的號召力遠遠比不上80年代，這就增強了當局抵禦批評的某種免疫力。暴力不那麼在乎別人的批評，因為它本來就是強加於人而不需要別人的認同。你罵你的，我干我的，你能奈我何？簡單地說，當局的臉皮更厚了（「我是流氓我怕誰？」），所以它對異議的「容忍度」反而更大了。但與此同時，當局對它不能容忍的言論採取了比以前更直截了當的壓制措施。過去，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都是全黨公認的理論權威（在更多的時候則是由「偉大領袖」親自定調），據說只有他們才能正確地鑒別甚麼言論符合主義，甚麼言論不符合主義。那時，當局要取締一種言論，總還要裝模作樣地講出一番理由；為了表明自己的取締是有道理的，常常還要把被取締的言論拿出來公諸於世，讓群眾鑒別，共同批判。現在的意識形態主管只需要「盯關跟」的水平，說取締就取締，說封殺就封殺，說抓人就抓人，不需要再說明理由，甚至於不需要正式下達文件，打個電話就算完，其他各種手續統統免了。如此說來，今日中共當局對媒體的控制，和以前相比並沒有任何真正的鬆動。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期待，照這個樣子下去，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言論空間就會越來越大，以至於在不遠的未來獲得充分的自由呢？我認為我們沒有理由如此盲目樂觀。我們必須懂得，現有言論空間的大小和爭取言論自由的難易，兩者間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一般說來，現有的言論空間越大，人們爭取言論自由的衝動越強，信心越大；但有時候，現有的言論空間較大，人們反而容易變得苟且而安於現狀，現有的言論空間太小，反倒激發起人們爭取言論自由的強烈願望。
索爾仁尼琴說：「魚群從不會為反對捕魚業而集體鬥爭，它們只是想怎樣從網眼裡鑽出去。」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中，文網過密，網成了布，連小魚小蝦都在劫難逃。正像我在《論言論自由》裡寫到的那樣：「普遍的迫害帶來了新的和解，普遍的軟弱形成了新的力量，普遍的悲觀產生了新的樂觀，普遍的絕望喚起了新的希望。空前的歷史倒退為真正的歷史進步提供了空前的機會。」這種局面反倒激起了「魚群」共同奮鬥，爭取粉碎「魚網」。
在80年代，言論空間不斷拓展，而人們爭取言論自由的衝動也隨之而越來越強。「六四」屠殺暫時壓下了民眾的反抗。此後的中共，一方面加固「漁網」，一方面調整「網眼」，於是，很多自以為聰明的「魚」又重新以鑽過「網眼」為能事，放棄了粉碎「漁網」的鬥爭；少數異議人士繼續衝擊「漁網」，奈何勢單力薄，一時間形不成足夠強大的壓力。應該看到，「六四」前的情況和「六四」後的情況有所不同。在「六四」前，爭取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力量一浪高過一浪，呈現出明顯的攻勢；「六四」後爭取自由的力量雖然不屈不撓，但並沒有顯著的增長，和專制力量處於艱苦的膠著狀態。所以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擁有的自由就必定會更多而不會是更少。誠然，毛時代那種極端的極權主義已經一去不復返，但是今天的中國人最應該警惕的是一種更老式的，也許是更持久的壓迫形式：那就是由一些甚麼「主義」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的權力，並決心用一切手段維護其權力的人所施行的統治。
在這本書裡，何清漣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她發現，和冷戰時期的蘇聯共產黨相比，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社會的境遇其實要好得多。在國際上，中國政府居然還常常得到讚美，它所做的許多壞事都沒有受到國際社會應有的嚴正譴責。為甚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為甚麼先前的蘇聯當局總是挨批判，而今天的中國當局卻總是被美化呢？何清漣根據自己被迫離開中國移居海外後的親身經驗和近距離觀察得出的結論是：前蘇聯實行的是鐵幕政策，與歐美國家沒多少經濟交往，無重大利益關係牽涉其中，西方社會自然也就無需美化這個國家；而中國現在與歐美國各國的經濟來往越來越多，各國與中國均有利益關係。中國的人權狀況這麼糟糕，讓各國政府面臨壓力；如果堅持人權原則，勢必引起中國政府的反對，不但指責西方干涉內政，而且還會對西方的商務活動採取某種形式的經濟制裁。固然，經濟制裁是雙刃劍，它既會損害外國的利益，也會損害中國自己的利益。但中共當局不在乎讓中國的利益受到損害，因為這種損害很容易轉嫁到老百姓身上，而不會損害到共產黨自己；而中國的老百姓既沒有發言權也沒有投票權，無法向當局施加壓力，故而當局有恃無恐。外國的情況則相反。國際社會許多利益集團需要中國這個大市場，這交道非打不可。既然要和中國做生意，那就只好去美化中國；不管事實如何，指出中國正在進步，而且還是越來越進步，這樣和中國打交道就成了一件「政治正確」的行為了。這樣做等於向世界宣告自己並不是在和魔鬼打交道，多少也可以安撫自己的良心。我認為作者的分析很有道理。中共操控媒體的技術雖然高明，但要識別其伎倆其實也並不困難。很多人之所以被中共的宣傳所欺騙，實際上是因為他們首先就自己欺騙了自己。經驗一再證明，少有被欺者不先自欺也。
媒體是我們認識事物的媒介，但媒體本身又可能成為我們認識的迷障。《霧鎖中國》這本書從認識中國的媒體著手，進而引領我們認識中國。正像作者在結束語裡寫道的那樣：「只有認識一個真正的中國，才能夠有效地幫助中國人民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