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若磐：記我父親「糊塗博士」熊伯鵬
【大紀元1月31日訊】《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綱要》提到的十二項具體活動內容中，有一項是「為一切因自由思想﹑自由創作﹑自由表達而遭受政治迫害的思想犯和良心犯建立個人檔案」。我想到自己的父親熊伯鵬（筆名糊塗博士），他終身受共產黨迫害，但並不是因為寫了批評共產黨的作品，（1949年以前他在湖南長沙因撰寫彈詞著名，但他寫的彈詞是批評當時的政府國民黨的）。我父親遠不是那種驚天地泣鬼神﹑為民主自由理念受盡人間磨難甚至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但他也是個「因自由思想﹑自由創作﹑自由表達而遭受政治迫害的思想犯和良心犯」，他是由於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代表工商界向政府提意見而招致迫害的。我向《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協調委員會主席袁紅冰先生簡單講述我父親情況後，他要我寫出來寄給負責為此檔案庫收集資料的先生。如此看來，作為法學教授的袁先生也認為，我父親的情況可列入檔提到的那種「思想犯和良心犯」。我感到欣慰，因為作為一個女兒，能把父親的資料送入《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將要建立的這個檔案庫，我覺得是對半輩子遭受冤屈的父親的在天之靈一個最好的交代。我於是找出七年前寫的一篇文章，是2000年2月3日至5日《世界日報》分三天連載的，連載時卻被編輯任意刪除了部份重要內容。現在我對該文進行整理，改寫成下面的文章，寄給《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將要建立的上述檔案庫。
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館收藏的《糊塗博士彈詞》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一本小書，作者糊塗博士，真名熊伯鵬，是我父親。此書收集的一百多篇短篇彈詞，是1947年到1949年之間他為長沙《晚晚報》撰寫的彈詞的一部份。曾和我父親共過事的長沙新聞界老前輩諶震先生在《序》中說：「博士的彈詞，每晚僅占一小塊豆腐乾的地位，或抨擊政治黑暗，或描繪社會諸像，亦莊亦諧，委婉曲折，表達了讀者的意願，引起了讀者的共鳴。…當時有人贈他一聯：博士並不糊塗，絕頂聰明形筆墨；彈詞能通雅俗，滿腔悲憤入琴弦。」
當時不少《晚晚報》的讀者每天拿到報紙首先要讀的就是糊塗博士的彈詞，因為他的彈詞不僅緊密結合現實，以幽默風趣又通俗易懂的語言說出老百姓心中最想說的話，而且那悅耳的平仄音韻，讀來也是一種享受。當時有位讀者給《晚晚報》投寄了一篇彈詞「贈糊塗博士」，其中有這樣幾句：「…我這裏，天天側耳來傾聽，六月飲冰透體涼。陣陣清風沁肺腑，此中味道實深長。好書不厭百回讀，三日餘音猶繞樑。」我父親的密友，現也已過世的長沙新聞界名人嚴怪愚先生當時也寫了一篇彈詞稱讚說：「雅奏鈞天成絕響，堂堂正正不輕佻。真錦繡，等瓊瑤，獨佔鰲頭足自豪，累的我，晚晚報來先快讀，頻揩老眼把燈挑。」
我父親于1902年出生在一個貧苦家庭，高小畢業進商店當學徒，靠勤奮自學，1930年進入新聞界。1931年與幾位朋友在長沙創辦《晚晚報》，後因入不敷出，1937年便開始做生意，但他並未置《晚晚報》於不顧，不僅繼續為它寫稿，而且，正如和他共過事的上海新聞界老前輩馮英子先生在1997年8月3日《長沙晚報》一篇文章中所說：「《晚晚報》在長沙大受歡迎，但窮到極點，當時經濟上是很靠伯鵬幫忙的。」我也記得當時家中常常是高朋滿座，並感覺我父親對待朋友頗有「仗義疏財」之風，這，一方面是由於他的豪爽性格，一方面當然也是由於他做生意，比別人多些錢。
但也正是做生意這條路把他帶向災難。馮英子先生在1987年悼念我父親的一篇《挽歌》中說：「熊伯鵬的彈詞…尖銳，犀利，直指時弊，義正詞嚴，這樣的文章現在是看不到的，然而此君一解放就倒楣，聽說到死時政策還沒有完全落實。」
我父親和他同時代的許多知識份子一樣，當初滿懷憧憬與熱情迎接了共產黨，天真地以為從此便有了民主自由，他高興地擔任了長沙市工商聯副主任，隨即為民請命，向當局力陳工商業者由於連年戰亂瀕於破產而形成的暫時困難，建議新政府對他們的稅收予以寬限，因此獲得「率眾抗稅」的罪名，加上內戰時曾賣糧食給國軍，這本屬那時生意人的正常貿易活動，也成了「反動罪行」，再加上其他一些莫須有的罪名，於是在1952年的「五反運動」中作為「反動資本家」被判徒刑五年，資產全部沒收，然後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但實際上，刑滿釋放後仍然接受「監督改造」。直到生命終了，漫長的三十餘年，我父親除了無償的「勞動改造」，從未得到過任何工作機會，沒有權利以自己的腦力或體力勞動去賺取哪怕是一分錢。這位才氣橫溢﹑精明能幹的「糊塗博士」的生活費只能靠子女負擔，他只能為子女做些家務，曾經想申請到農村去教小學，也得不到批准。他的文學才能和辦企業的才能都白白浪費掉了。1976年四人幫垮臺，又過了十多年，到1987年9月7日我父親去世前不久，總算有個長沙市工商聯負責人表示，要給我父親安排一個職位，讓他領取一點薪金，但此諾言始終都未兌現。
1983年我父親和他的兩位朋友共同編了一本《新編對聯集成》，快要出版時被通知說，三名編者之一「熊伯鵬」的名字不可以印在書上，因為他是個未平反的「黑五類」。另兩位編者黃曾甫先生和李芸青先生便勸我父親改個名字，我父親說，「大丈夫坐不改名，行不改姓。」黃先生說：「我的老兄呀，你不改名字書就出不成呀。」我父親看到僵持下去不會有結果，只好同意將自己的名字改成「熊白朋」，書才得以出版，八十年代，他的兒女們協助從北京﹑湖南兩圖書館搜尋到一些1949年間的《晚晚報》，找到「糊塗博士」作的彈詞一百一十三篇，約占那個時期他的彈詞作品的一半。於是八十高齡的「糊塗博士」在惡劣的住房條件下，以充沛的熱情進行整理，好容易整理出一本《糊塗博士彈詞》書稿，但出版卻不那麼順利，因為一個沒有正式平反的「反動資本家」的作品，即使內容是揭露批判1949年前舊政府專制獨裁和貪污腐化，也無權出版，因為這種人的作品如果出版，等於無形中表彰「反動資本家」的功勞，那是「絕對不可以的」。
但這本書排除了阻力，終於在1987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這和該出版社當時的總編輯朱正先生對此書的評價分不開。朱先生自己年輕時曾是《晚晚報》每日刊登的《糊塗博士彈詞》的熱心讀者。糊塗博士去世後，朱先生寫的挽聯說：
博士太糊塗，有如楊惲營田，不悟一身禍福；
彈詞必傳世，近似杜陵詩史，居然千古文章。
《糊塗博士彈詞》出版後，為該書作序的諶震先生以「言雨」為筆名寫了一篇介紹此書的短文，由我帶到美國，投寄到當時設在紐約的《美洲華僑日報》，不久被退回。該報編者附了一張便條：「大作與本刊宗旨不合，特遵囑退回，並致歉意。」《美洲華僑日報》的立場觀點一貫是和中共當局保持一致的，當時中共的政策是要和臺灣搞「統戰」，故《美洲華僑日報》怕登此稿會得罪臺灣國民黨。其實，我父親的彈詞雖然內容主要是批評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專制獨裁和腐敗，但不能看成是針對具體某個人或某個黨，而是針對一切欺壓百姓的獨裁者和一切專制制度。《糊塗博士彈詞》以精湛的藝術形式表達了中國知識份子追求民主自由和維護正義的熱情，這種熱情是不論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善良人民都崇尚的，可說是文學作品一個永恆的主題，因為獨裁和欺壓百姓是任何時候任何社會中都可能出現的現象，正如《糊塗博士彈詞》中的一篇《走馬燈》說的：「…真好比，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你只看，報端時把新聞載，滿目淒涼實痛心。一件件，好似從前都見過，如今重複現原形。」可見《糊塗博士彈詞》並不會由於歷史的變遷而失去其價值，朱正先生用「居然千古文章」來評價糊塗博士的彈詞，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父親的遺物中有一個七十年代建立的小本子，他在上面抄錄了一些自己感興趣的對聯，其中顯眼的有一副他憑記憶寫下來的挽聯，是1946年他在某報上看到過的，悼念慘遭當時國民黨當局殺害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和聞一多的挽聯：
江山是老子打來，豈容你組織同盟，開口民主，合口民主？
生死非閻王註定，試看我剷除異己，一槍殺人，兩槍殺人。
時隔三十來年之後，我父親仍能一字不差地將這副對聯寫進他的小本子，除了出於對對聯的興趣，由此也可見他對民主自由的嚮往和對專制獨裁的痛恨。2000年我曾向美洲《世界日報》投稿講述我父親的故事，結果他們登出來的文章將我原稿刪除了幾乎四分之一，刪除的內容包括上述美洲《華僑日報》拒登介紹《糊塗博士彈詞》文章一事，以及我父親抄寫關於李公僕聞一多二人被暗殺的對聯一事。刪除這一大段，說是因為太長，實際上，我注意到，當時該報常常刊登一些比此文長得多的文章，反正是分多日刊登，長短並無大礙。刪除那一段的主要原因，顯然是其中涉及國民黨反民主的歷史。從《世界日報》和《華僑日報》兩家報紙對稿件的處理方式看來，即使是設立在民主國家的報紙，只要是有政黨背景，都不能遵守新聞工作的「客觀性」原則。
我父親常常很幽默，例如他將「文化革命」改為「革文化命」；又例如，他將毛澤東的詩句「天涯若比鄰」改成「比鄰若天涯」，來形容他和他的一位老朋友曾經碰巧住在同一條街而彼此從未相見，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景。當時兩人都是「監督改造」的對象，都沒有行動自由，所以彼此絲毫不知道對方就住在近處，直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才發現他們曾經是那麼近的鄰居，確是「比鄰若天涯」。當然，他這種帶淚的幽默只有八十年代以後，並且是在可靠的親友面前，才敢表露出來。
1972年，「文化革命」顯得有些鬆懈，我父親由於是早在「五反運動」中就已被鬥跨的「死老虎」，所以受的管制有所放鬆，這時我正生產小女兒，於是申請父親居住當地政府批准我父親到我的住地太原，在我坐月子期間幫忙作些家務。他來後，常主動地義務打掃我們宿舍樓的公共盥洗室和廁所，還發揮他的韻文特長，寫了一張《公共衛生公約》貼在樓道：
搞好衛生清潔，為了人民健康；
各掃門前垃圾，不可堆在走廊：
必須倒出樓外，莫讓樓道骯髒：
廁所輪流打掃，值日訂立規章；
大便必須沖洗，龍頭關閉勿忘；
盥室水池內外，洗滌食具衣裳；
保持乾淨流暢，勿使渣滓集藏；
大家共同遵守，互相監督經常。
我任教的學校，住房條件儘管不算好，但和長沙我父親住處比起來，就好多了。在我父親遺留的那個小本子中，我發現了一首仿杜甫七律《客至》，題為《閒居戲作—改唐詩一首》。
杜甫原詩是：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
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懷。
我父親1959年模仿此詩，寫成：
舍南舍北皆傾水，但見蟑螂日日來，
環境不清由我掃，板門無鍵任人開，
盤飧宛似西洋鏡，樽酒常空北海杯，
每與鄰翁相對笑，一天兩次倒煤灰。
每讀到這首戲謔中含著辛酸的詩，我都很難過，仿佛看到當時年近花甲的父親在長沙望麓園住所，提著一撮箕煤灰，到附近垃圾堆去傾倒垃圾的情景。詩的前四句描寫下列情況：一，居住區沒有下水道，人們只好在室外隨地潑水，以致房屋周圍永遠滿地是水；二，室內蟑螂猖獗；三，我父親是「黑五類份子」，打掃街道是他的責任；，四，簡陋的房屋大門是破舊的木板，沒有金屬門插，任何人都很容易開門進去。構成後四句詩的背景是：一，飲食短缺；二，我父親愛喝一兩口酒，但很難有機會喝得倒；三，長沙人那時都用和著泥土的煤炭燒飯，每天都要將燒剩的泥土（即煤灰）倒出去，鄰居也都一樣。
到了了文化革命時期，我父親連這樣糟糕的住處也不能住下去了，因為「毛主席」曾經在望麓園從事過革命活動，所以在那裏要建一個紀念館，我父親是個「黑五類份子」，沒有資格住在那附近，於是被紅衛兵趕到了比望麓園更差的戥子橋5號，當地「革委會」只給了他一張「拆遷證」，說是某地正在建築一座樓房，建成後，他可以憑此證去領一套單元房。但後來那座樓房蓋好後，我父親多次拿著「拆遷證」去領房子，卻根本沒有人理會。
1978年，文化革命結束，我全家獲准到香港探親，路經長沙去探望了我父親。他仍住戥子橋5號。這完全是個貧民窟，條件之差，比上述詩中描寫的有過之無不及。上廁所更遠了，需走一百多米的路程，（那時一般居民都是上公共廁所），天雨時尤其不方便。戥子橋的公共廁所很簡陋，是在糞池上架兩塊踏腳的木板而成，當時我站上去都覺得膽戰心驚，更不用說我那年近八旬的老父親了。父親上廁所的問題只好用馬桶解決。但房內陰暗，凹凸不平的黑泥地老是潮濕的，太不適合老人居住，因此房子問題必須解決。於是我要父親找出那張由於多次拿去找政府要房子而磨損得十分破舊的﹑字跡已經模糊的「拆遷證」，我陪他一同去找當地政府交涉房子問題。官員們的態度據我父親說要比他單獨去時要好些，這大概是因為聽說我即將成為「港澳同胞」的緣故，但我也不過是個無權無勢也無錢的老百姓，所以他們仍然只是應付，不給解決任何問題。
我到香港後，以及1980年移居美國後，都曾多次寫信給長沙市﹑湖南省以及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投訴我父親的平反和住房問題，這些信據瞭解都被轉到了我父親居住的當地政府，但我們家一直沒有得到任何回音。
1986年，中國一個報界代表團訪美，到了我工作的單位，其中一位元《湖南日報》的代表聽說我是湖南人，對我分外熱情，我便邀請他們到我家做客。這位湖南老鄉問我在湖南是否還有親人，我說我父親在長沙，他便問是何地址，表示一定要代表我去看望他老人家，我說：「最好不要去吧，那個地方是個貧民窟。」他堅持問是怎麼回事，我才說了詳情，他便要我立刻寫個書面材料交給他帶回去，他表示一定要將此情況向「領導」反映。我抱著姑妄信之的態度，將我父親的平反問題和住房問題又寫了一遍，交給他時，我並不抱多大希望，不料幾個月後，果然我弟弟來信說，政府已經給我父親分配了一套大王家巷的單元房。這雖不是什麼好房子，但算是很「優待」了。這種「優待」並不是每一個中國老人都能享受到的。如果不是那位報界代表團的湖南老鄉訪美時看到我在美國一個新聞單位工作，如果不是他回去後向「領導」報告，1987年9月我父親辭世的處所恐怕還會是戥子橋5號那個貧民窟。
住房問題雖然有所解決，但我父親的冤案始終沒有得到正式和徹底平反。儘管他自己和我們兄弟姐妹都寫過不少申訴書，也無濟於事。開始時法院連當年我父親的判決書都找不到，最後，由於我們再三催促，加上那位湖南老鄉的幫忙，同時恐怕主要也是由於有個女兒在美國，法院終於根據一份當時判決書的草稿，重新做了一個判決，發給我們一份新的判決書，上面寫著：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該案進行再審。現查明：申訴人熊伯鵬在經營私營太和米廠和擔任碾米業代理事長期間，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的事實存在。但原判認定對抗國營經濟領導﹑製造米潮等部份事實證據不力」，「據此，…撤銷1952年五反人民法庭對熊伯鵬的刑事判決」，「改為免予刑事處分」。
我父親在四十七歲以後的將近四十年，也就是幾乎半輩子的時光裏，資產被剝奪得一文不名，生活的自由也被剝奪，更談不上言論自由，尤其被剝奪了以勞動創造幸福的權利。如此重大的損失，最後得到的就是「撤銷刑事判決」和「免予刑事處分」這樣簡單輕鬆的兩句話，至於巨大的精神損失和經濟損失，沒有獲得一分錢的賠償。
當然，遠比我父親的冤屈大得多的，被冤死的，甚至慘遭殺害的，大有人在。今天對父親的回憶所引起我心中的鬱悶，並不是因為那些已成過去的﹑我父親個人的冤屈，而是因為看到我的故國不民主﹑不自由﹑不文明﹑無公理﹑無道義的種種現象，與我父親在《糊塗博士彈詞》中揭露批判的當年比起來，更嚴重了不知多少倍。例如，前兩天中國一位管出版的官員公然禁止八本書出版。一個所謂正在「崛起」的﹑「和國際接軌」的大國，居然會採取如此荒謬絕倫的做法！為了這件事，我不得不在我這篇本已結束的文章後再加幾句話。
當年國民黨再不民主，也還允許《晚晚報》每天刊登我父親揭露批判當局的《糊塗博士彈詞》。那時的報紙頂多偶然開一下「天窗」，（即把被認為太過火的文章抽掉，讓報紙空出一塊，什麼字都不印，讓讀者知道這裏有一篇文章被禁。）此外，《晚晚報》也發生過報館被勒令歇業﹑編輯記者（我父親在內）被拘留的事，但經過談判，幾天之後，報館繼續開業，被拘留的人被釋放。當我父親和他的同事被放出來時，市民像迎接英雄一樣夾道歡迎，燃放鞭炮，好像過節，並無軍警干涉。今天的中國大陸能允許這種歡迎場面出現嗎？
這次所禁八本書之一，是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章怡和的新作《伶人往事》。章怡和女士的書我只有機會讀過《往事並不如煙》，但已經十分喜歡這位歷盡滄桑﹑心地始終保持純真善良﹑觀察敏銳細緻﹑才華橫溢﹑感情充沛﹑文筆瀟灑自如的作家。昨天才又有機會在網上讀到她的《戲劇大師尚小雲往事》，我想肯定是《伶人往事》書中的一篇。讀到其中描寫「三隻碗、六根筷」慘狀的最後一段，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湧出來。說不上是為什麼，只想哭個痛快。正如文中敍述尚小雲的幼子尚長榮先生對章怡和女士說的：「你寫的不光是馬先生(連良)，你寫的是他們那一代。其中也包括我的父親。」我覺得其中也包括我的父親。儘管我父親不是名伶，他受冤屈的程度也遠不能和書中人物相比，但受冤屈的性質是一樣的。我的眼淚是為包括許多名伶在內的那一代受冤屈者而流，也是為我自己的父親而流，此外，也是為今天我的故國而流。
敍述生動﹑故事真實的《伶人往事》，體現著善良與邪惡的對比、智慧與愚昧的對比、文明與野蠻的對比、道德與不道德的對比、強霸與公理的對比。這本書為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申冤，它代表正義的呼聲，這樣的書，對如今讓邪惡、愚昧、野蠻和道德淪喪等壞現象占了上風的社會，應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這樣的好書居然被禁止出版，我的故國究竟要走向何方？
當然，並不是說，因為是具教育意義的好書，所以不應該禁止出版。我們應當讓所有人寫的所有書都能自由地出版，因為，是不是好書，各有各的看法，好壞要讓讀者自己去判斷。正如美國第28屆總統威爾遜說過的：「人民的思想中蘊藏著智慧，當然，也會帶有愚昧，但是只要思想有表達的自由，愚昧會因自身的毒害而消滅，而智慧則會保留下來。」
早在十八世紀，就有個法國哲學家赫爾維曲斯說過：「限制出版自由，是對一個民族的侮辱；禁止閱讀某些書籍，等於宣佈民眾不是傻瓜就是奴隸。」現在中國出版局的官員公然禁止某些書籍出版，他們是在把民眾當成傻瓜和奴隸，但實際上他們自己才是真正的傻瓜，才是真正的邪惡獨裁專制的奴隸。這些傻瓜不懂得，時代已經發展到二十一世紀，電腦互聯網在全世界四通八達，想禁止人們閱讀，是你禁止得了的嗎？
禁止出版八本書的事實，更加證明了「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之必要性。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