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在大森林裡

　　

　　　　一九六二年，我的父親解除勞教，被安排在新河農場就業，當了一年農場職工。當時家裡已經搬到河南鄭州市，父親在回家探親時恰逢東北鐵路工程局（【注】該局系建國初期組建的鐵路工程單位，原稱「海拉爾鐵路工程局」，後改稱「東北鐵路工程局」，七十年代改稱「鐵道部第Z工程局」，簡稱鐵Z局，父親參加鐵路時，該局還叫做「東北鐵路工程局」）在鄭州招收工人，就報名參加了鐵路，跟隨單位去了大興安嶺，在茂密的大森林裡呆了三年。

　　　　在去東北報到的路上，新參加工作的工人們坐在火車裡，懷著對建設邊疆的浪漫幻想和興奮，有說有笑，一路歡歌；有些知識青年還吹起口琴，拉起手風琴。等到了齊齊哈爾，一下火車，就見到車站上敲鑼打鼓，紅旗飄飄，巨大的橫幅上寫著：「熱烈歡迎新戰友！」於是大家更興奮了。本來一路上走了幾天幾夜，也沒有怎麼正經吃頓飯，人們都想著要飽餐一頓，再美美睡一覺，就奔赴工作崗位。誰知每人只發了兩個窩窩頭，一塊鹹菜，就又讓人們坐上悶罐子車，繼續向前開去。走著走著，前面到了鐵路終點，於是又下火車改乘汽車。這時天已完全黑了下來，父親往遠處望去，只見黑□□的一片大森林，無邊無際。遠遠的看到有孤零零的一盞馬燈，車上帶隊的人就拿出花名冊，點幾個人的名下車；每到一盞馬燈前，就有幾個人下車，父親他們幾個是在最後一站下的車。下車後，只見林間空地上有一個帳篷，掛著一盞馬燈。進了帳篷以後，發現裡面居然沒有床鋪和被褥，只有一些由白楊樹枝釘成的木排放在地上，上面鋪了一些草，這就算床了。白天還在歡聲笑語的工人們，此時一個個都沉默不語。

　　　　漸漸地天氣冷了起來，工地上根本沒有地方可以洗澡，人人身上都長滿了虱子。後來單位發了御寒的羊皮襖，羊皮的味道吸引了森林裡的狼，每天晚上圍著帳篷轉，多的時候，從狼嗥此起彼伏的聲音來判斷起碼外面有幾十隻狼。有些狼還用爪子刨帳篷，「哧，哧」的聲音攪得人無法入睡。於是工人們都起來，拿著木棒鐵棍，衝出去打狼，可是狼是一種很機敏的動物，每次人們衝出去，卻見不到狼的蹤影。

　　　　起初，父親在一個叫加格達奇的地方修鐵路。當時的加格達奇還是大森林裡的一個小小的集鎮，原本只有一個單位：林業局工人及其家屬，一共只有二、三百號人；全鎮只有一個商店、一個飯鋪子。鐵Z局工程隊的到來，使得這個荒僻的小集鎮逐漸有了些生機，如今，加格達奇已經發展成一個有一、二十萬人口的中等城市了。

　　　　那個年代，形式主義、表面文章盛行。修建工程常採取「會戰」形式。我的父親就曾多次參加這種 「會戰」：現場到處插滿紅旗，成千上萬名工人一起上陣幹活，邊上還有人敲鑼打鼓加油鼓勁。實際上這種貌似幹勁高漲的「會戰」效率很低卻浪費驚人。工人們往往幹上一小時休息半晌，圍在枕木組成的篝火旁邊烤火邊說說笑笑，一項本來不大工程往往上千人拖上個把月才完工。

　　　　距離加格達奇西北不遠，就是鄂倫春族自治旗。鄂倫春人是生活在大興安嶺一帶的少數民族，世代以打獵為生。我國音樂家呂遠曾經寫過一首名為《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的歌，歌中唱道： 「親愛的的漢族兄弟喲，和我們並肩建設喲，在那些野草灘上噢，蓋起了多少廠房噢……」而實際上，由於大量砍伐木材和修建鐵路，鄂倫春族賴以為生的大森林開始不再平靜了，獵物也越來越難打了，因此他們對待在加格達奇修建鐵路和伐木的「漢族兄弟」一點也不友好。

　　　　大興安嶺確實是個自然寶庫，不僅空氣新鮮，物產也很富饒。鄂倫春人偶爾也將打來的獵物賣給加格達奇那家唯一的飯館。那一段時間，父親和他的工友們吃過不少稀罕的動物，有駝鹿、□子、松雞、狗熊、雪兔、獐，等等，價格也非常便宜。不過，大興安嶺也有令人惱火的地方，比如蚊子特別厲害，甚至能夠將鐵路工人們住的帳篷叮穿。除了蚊子，還有小咬，這玩意成群結隊，專吸人血。到夏天時在外施工，必須把全身從頭到腳遮得嚴嚴實實。

八、好不過毛澤東時代

　　

　　　　在大興安嶺期間，我的父親聽老工人說了一件事。當時剛剛經歷過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大饑荒，許多關內的饑民流落到大興安嶺林區謀生，被林場招作臨時工。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前後，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襲擊了大興安嶺地區，由於得到了氣象部門的預報，林場職工和鐵路職工得以順利撤出危險地區，惟獨將這些民工「忘記」了。洪水到來後，把這些民工和家屬圍困到一個高地上，斷了糧食。一個多月後當人們重返林場時，幾百名民工和家屬全都餓死在那裡，無一倖免。現場屍骨縱橫、慘不忍睹。三十年以後，父親向我轉述這件事的時候仍然充滿了滿腔悲憤：難道民工不是人嗎？難道他們不都是「貧下中農」嗎？為什麼不把他們一起撤走？為什麼不空投一些糧食？那些饑民背井離鄉、輾轉到關外只不過是為了求一口飯吃，可萬萬沒想到這裡竟成了他們的葬身之所。

　　　　一九六□ 年夏天，父親所在工程隊附近的加格達奇林業局有一位工人妻子上吊自殺了。當時加格達奇是個小地方，林業局的工人和鐵路局的工人之間互相都很熟悉，我父親也認識那個工人和他的妻子，兩口子都很厚道。那位自殺的女人是山東人，原本已經結婚生子。一九六○年大饑荒襲來，那女人的父母兄妹均被餓死。眼看著全家都已經餓得奄奄一息、束手待斃，那女人心一橫從山東老家逃到東北求活，輾轉來到加格達奇。

　　　　當時，加格達奇還是個偏遠小集鎮，女人特別少。林業局的工人雖然都有不少積蓄，但好多工人年紀不小了還娶不到媳婦。這位工人當時已經三十出頭了還是單身，遇到這個比自己大兩三歲、孤苦伶仃的女人後，就想娶她做媳婦。於是，這個女人以嫁給林業局那位工人為條件，每月往老家郵寄糧食和錢。正是這些寶貴的錢和糧食，幫助原來的丈夫和孩子們捱過饑荒活了下來。

　　　　隨後的幾年裡，這個女人又為新的丈夫生下兩個男孩，但心裡仍然牽掛著原來的丈夫和子女。就這麼著，幾年時間裡那女人每年都從東北到山東往返幾次，兩邊都難捨難分。假如兩個丈夫之間有一個不好那還好做出選擇，問題是東北的丈夫對這個女人非常疼愛，又算是這女人全家的救命恩人；山東老家的丈夫則因為是自己媳婦做出犧牲才救活了全家人的性命，對這個女人更是好上加好。可憐的女人夾在兩個好男人之間，無論丟下哪邊都無法承受。天天受到煎熬，最後只得以死求得解脫，留下兩個孤獨的男人和幾個年幼的孩子。

　　　　在大興安嶺期間，我父親還認識了一個印尼歸國華僑，姓特別古怪，姓「締」，一般的漢語字典裡根本就查不到這個字。此人是個土木建築專業大學生，印尼華人富商的兒子，人們都叫他「締瘋子」。當時印度尼西亞的華僑分裂為兩派：支持共產黨的和支持國民黨的。每年十月一日，支持共產黨的華僑張燈結綵，掛五星紅旗；每年十月十日，支持國民黨的華僑則敲鑼打鼓，掛青天白日旗。締瘋子一家屬於支持國民黨的一派，獨獨出了個締瘋子擁護共產黨。一九五五年，二十二歲的締瘋子讀大學期間與家庭決裂，懷著一顆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回到大陸。剛回來時到處被作為愛國華僑的典型披紅掛綠，很是榮耀了一陣子。

　　　　誰知好景不長，一九五七年，正當躊躇滿志的締瘋子即將完成學業，打算用所學的建築知識為祖國的建設貢獻力量的時候，「反右」運動開始了。締瘋子這樣的家庭背景和海外關係，以及知識分子的身份，注定了他在劫難逃。於是，這個與家庭決裂的愛國青年被打成右派後送到大興安嶺改造，後來也參加了鐵路成了我父親的同事。締瘋子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的滿腔熱情竟然受到這樣的報應，受刺激太深，顯得瘋瘋癲癲、語無倫次，也不和其他人打什麼交道。因此，當時跟締瘋子一起幹活的工人們大多不知道他的真實名字，只知道他的綽號。

　　　　我父親和締瘋子處境多少有些類似，同命相憐，二人之間關係遠比一般人密切。締瘋子和別人在一起時滿口瘋話，但跟我父親在一起時卻總是沉默寡言，偶爾和我父親談一談自己的家庭和親人。締瘋子一輩子都沒有結過婚，像他這樣有海外關係、本人又是右派背景的瘋子，別人躲都躲不及，誰敢接近他？到了一九八○年，改革開放開始了。締瘋子見政策放鬆，就申請回印尼探親並獲得批准，從此「黃鶴一去不復返」，結束了他二十五年噩夢一般的生活。這時，人們才知道原來締瘋子並不是真瘋。

　　　　在東北時有一次局裡在哈爾濱舉行文藝匯演，我父親也去參加了。父親他們這個處所演的節目是大合唱《好不過毛澤東時代》。那首歌的歌詞是：「高不過藍天，深不過海，好不過毛澤東時代……」我的父親一邊唱，一邊回憶起大躍進、大饑荒時期他的所見所聞：那些赤裸上身幹活的農婦，山坡上的萬人墳，被民兵押送的俘虜，被「拔白旗」的農民，餓死的民工，自殺的婦女，締瘋子……如同放電影一般在他眼前閃過。對，高不過藍天，深不過海，好不過毛澤東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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