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耿松：關於民運與維權的思考
【大紀元1月2日訊】民運與維權屬兩個不同的範疇。從概念上來說，民運是個政治概念，維權是個法律概念。民運即民主運動，它就像歷史上的革命一樣，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發生的要求社會發生根本變革政治運動。
但民主運動跟革命又有區別：革命的訴求是轉移政權，通常表現為改朝換代，實現革命的形式一般為武裝奪取政權，即毛澤東所說的「革命的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武裝的革命對付武裝的反革命」。革命的過程主要急風暴雨式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革命精英和武裝的群眾結合，在短期內（一般是五至十年）用暴力或准暴力的手段奪取政權，實現改朝換代。革命者考慮的主要是自己（包括家族或小集團）的利益，所以革命勝利後他們的著重點是建立一個鞏固的政權，而不是建立一個良好的制度。他們甚至建立比前朝更嚴厲、更專制的統治，以便自己的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
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上的每個革命者都是秦始皇，當然這是指中國式的革命。民主運動的訴求是建立民主憲政制度，避免政權更迭帶來的人權災難和經濟破壞，同時它的訴求還包括人權和自由，所以民主運動又稱為民主人權自由運動，它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人人享有民主、人權、自由的制度，建立一個公平、合理、有序的社會。
由於民主運動包含著人權，所以維權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民主運動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人權是個很大的範疇，它既包括作為自然人的個人的各種天然權利，也包括由自然人組成的單位（包括家庭和各種社會組織）的各種社會權利。但在中國，人權僅僅被解釋為自然人的生存權利，其他權利都被漠視甚至剝奪。就個人來說，中國公民的政治、信仰、結社、言論自由等社會屬性的權利都被剝奪，剩下的只有吃飯、睡覺等動物屬性的權利。近幾年來，隨著專制集團的貪官污吏們對老百姓掠奪的進一步加深，農村大批的農民失去土地，城市大量的居民失去居所，連原來憲法規定給予公民的動物屬性的權利也快保不住了，所以才有了維權這個說法。
維權的原意是指維護已經擁有的權利，但中國憲法規定的權利公民實際上並不擁有，因此中國公民的維權活動既包括維護已經擁有的權利，又包括爭取應該擁有而實際上並不擁有的權利。公民維護個人的權利本來屬於個人活動的一部分，但由於專制當局對公民的個人維權活實行無情的打壓，迫使維權的公民聯合起來，從而使維權活動變成了維權運動。進入新的世紀以來，隨著統治集團腐敗的與時俱進，中國社會的矛盾也與日俱增，從而引發了公民維權運動的勃興與高漲。公民維權運動從零星到成片，其訴求從簡單的「維護」到更高層次的「爭取」，與民主運動碰撞、吻合、接軌，成為今日民主運動的重要內容。
中國民主運動從1978年底至1979年的「民主牆」算起，至今已經有28個年頭，它幾乎是與中國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同時進行的。由官方主導的純經濟色彩的改革開放雖然也有一些曲折，但28年來一直是比較須利的，中國的經濟形勢從那時至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民間倡導的民主運動28年來一直受到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嚴厲、殘酷的鎮壓，以致中國今天仍然處在落後的政治制度的統治之下。按照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學說來評判今天的中國社會，中國無疑還是屬於封建專制社會，現今的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是封建餘孽。按照當今流行的政治學觀點來評判中國社會，中國屬於後極權時代。無論是封建專制社會還是後極權時代，在歷史上都屬於沒落時代，在政治上代表落後與反動。
中國民主運動雖然幾經挫折，目前仍處艱難的發展過程中，但民主畢竟是一種先進的政治文明，它代表了人類社會前進的方向，所以民主制度遲早要在中國建立，這是不以共產黨的意志為轉移的。
民主運動源於政治的不民主，維權運動源於社會的不公平。由於中國走畸形的發展道路，積累了大量的社會矛盾。共產黨官僚無節制地濫用權力，導致社會失衡、失范。一方面，貪官污吏遍地橫行，對社會、對國家、對百姓進行肆無忌憚地掠奪。他們酒池肉林，一擲千金，財富堆積如山。另一方面，下層民眾特別是城市失業工人和農村失地農民及打工者、擺攤者、拾荒者等遊民或准遊民，吃不飽、穿不暖、住不好，確確實實「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特別是那些苦大冤深的訪民，其境況更是慘不忍睹（據杭州訪民說，河南、遼寧等地到北京上訪的訪民，一天只吃兩個饅頭，或用撿來的菜葉子和著鹽煮湯充飢）。社會如此失衡，也必然導致失范，造成嚴重的社會動盪。正是由於社會的失衡、失范，使得中國的公民維權運動在進入新世紀後蓬勃興起，特別是2003年後，維權運動呈方興未艾之勢 。維權運動的興起給困難中民主運動帶來了活力與希望，海內外民主運動經過一段時沉寂之後，又活躍起來。
我本人參加民運不算早，也不算遲。1989年，我被動地參加了由學生主導的民主運動。說被動參加，是因為我沒有主動參加學生的遊行示威活動，也沒有進行過宣傳、組織活動。我所在的浙江高等公安專科學校，管得很嚴，學生不可能上街，一些青年教師雖然心裡癢癢的，但時時被警告，終沒有人敢越過雷池。但是，我幾乎每個晚上和週日都到武林廣場去聽演講，到杭州大學、浙江大學去看大字報，有時我也跟在遊行隊伍後面，最有幸的是我目睹了學生圍攻省政府的場面（沒有攻進去，但學生很勇敢）。這種被動的參加，使我對民運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學生運動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2年上半年，我寫了一本《論反對共產黨獨裁統治的策略——為紀念八九民運三週年而作》的小冊子，用複寫紙複寫了十多本，在小範圍內傳閱，並試圖在警察隊伍中建立民運組織，但後來不幸被發覺，被隔離審查兩個多月，然後被開除出黨和開除公職。1993年，我因種植「特種經濟作物」上當受騙後，與農民一起走上了維權的道路。當時的維權，對於大部分農民來說，主要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但我當時考慮的不僅僅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是試圖建立一種保護農民利益的機制，組織農民起來抵制非法侵害。我起草了《關於成立浙江省保護農民利益協會的倡議書》，寄給一些農民看。有些農民提議合夥搞個公司，一起做生意。這個建議我沒有採納，因為做生意要有本錢，還要有渠道，要投入大量精力。再說大家分散在24個縣區，實際操作也很難。
我的打算是先建立一個互助性質的團體，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把它半民運化，成為民運的外圍。當時有個小學老師對建立浙江省保護農民利益協會很感興趣，我們多次討論。後來，他知道了我的底細，就不跟我來往了。本來我們通信頻繁，但我告訴他我的身份後，他就不給我回信了，一連五六封都沒有回。此人身體不太好，如果被學校開除，他可能會走投無路。所以我也跟他中止了來往，以免連累他。這件事給了我啟示：在中國搞民運的風險要遠遠大於維權，所以我再也沒有把自己的身份告訴過其他農民。1994年我到23個縣跑了一圈，都是我的學生用摩托車把我送到鄉下去的，我公開的身份還是浙江公安高等專科學校教師，所以農民也很願意跟我一起幹，我也只是從法律的層面動員他們起來維權。1996年，我們把發佈虛假廣告的媒體告上了法庭，雖然法庭判我們敗訴，但也判決被告「補償」我們2.6萬元（標的的十分之一），這也差不多是種子成本。在我們之前，餘杭有個農民單獨起訴（與我們是同一個被告），但法院判決一分錢也沒有「補償」。同樣的案子，判決不一樣，這也是農民組織起來的結果。
除這次「咖啡豆案件」，我還組織和參加過杭州四季青面料市場要求削減攤位費、杭州西溪路小商品市場反拆遷和杭州翠苑夜市反取締等維權活動。這幾次維權活動，影響最大、時間最長的是「咖啡豆案件」，規模最大的是翠苑夜市維權，但組織得最好、最有成效的是西溪路小商品市場反拆遷。1994年下半年，我借了7000元錢在西溪路小商品市場買了個攤位，第二年上半年又花了3000元將攤位升高，變為營業房。但到了10月份，浙江省軍區干休所在我們後面建了一幢房子，並承包給一個大老闆做商店。該老闆依仗省軍區的權勢，由西湖區工商局出面，要把我們位於該商店前的16個攤位全部取消，說是影響了他的生意。這個理由跟伊索寓言中狼和小羊的故事差不多：上游的狼說下游的羊弄髒了它的水，把小羊吃了。
西溪路小商品市場是1992年造的，省軍區的商店是1995年10月造的，後來者反而說先來者搶了他的生意，真是強盜邏輯。這16個攤位是16戶家庭的生活來源，我們基本上都是夫妻倆守一個攤位。10月中旬，西湖工商局北山工商所把我們叫到辦公室開會，發給我們一張紅頭文件（由工商所制發），要我們11月12日之前自己拆除攤位。因執照未到期，工商局補償每個攤位2000元；如果不自己拆除，政府將強制執行，並且沒有補償。西湖區工商局以為我們不懂法律，所以下了這麼一個荒唐的文件，當場被我們頂回。第二天，我、蔡先福、楊麗菊被大家推舉為代表，到杭州市消費者協會、浙江省工商局去反映問題。
過了幾天，工商所又發了個文件，並強行到各攤位收回營業執照。我馬上把執照藏掉，他們來收的時候我告訴他們這樣做是非法的，我不會把執照交給他們，留著跟他們打官司。第二天，我們根據這兩份文件和工商所強收執照的行為，寫了兩份申訴書，一份送到省軍區，指責它不應該與民爭利；還有一份指責工商機關濫用權力，侵犯個體工商戶的利益，送到省、市工商局，省、市政府、黨委、紀檢、法院等機關，並打出了「合法權益不允侵犯」的橫幅，貼出了《告杭州市市民書》的大字報。
這事弄得很大，連省長萬學遠、市委書記李金明也知道了，所以西湖區工商局一度受到壓力（後來我們從工商局內部傳來的消息中知道，這是省工商局長孫忠煥[現任杭州市長－－筆者注]與省軍區某領導達成的交易）。過了一段時間，省軍區的一位科長和北山工商所所長到我原來的單位調查我，並當著其他15戶攤主的面說我是「唯恐天下不亂」的人，企圖離間我們的關係。但城裡的個體戶比農村的教師要膽大，他們不怕受牽連，對方的離間沒成功。接著，工商局花三萬元錢收買了我隔壁的一個攤位，要將其拆除。因為我們五個攤位是連在一起的，該攤位不能單獨拆除。電焊工來拆時，被我和蔡先福阻住了，拆房者僅掀了屋頂。
第二天晚上，我隔壁的另一個攤位又被拆除（這個攤位是西湖區的一個官員非法搭建後又出租給外地人的），這樣一來，我的攤位兩面被拆除，成了一「個孤島」，極不安全。為了防止再被突然襲擊，我們輪流值班，每晚四個人，一直堅持了一個多月。新年前，我寫了封信給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陳偉，說省軍區後勤部和西湖區工商局北山工商所的一些人製造緊張局勢，侵犯我們的財產，我們請求公安機關保護。也許這封信起了作用，新年後兩個多月工商所一直沒有來找我們麻煩。4月，工商所來找我們協商，每個攤位給兩萬元賠償。我們瞭解到，省軍區給了西湖區工商局40萬元錢，並簽了合同，拆除我們這16個攤位。工商局原來想獨吞（只給每個攤位2000元）這筆賠償，由於我們的抗爭，它只好吐出來。本來我們沒有打算要賠償，只想在這裡做下去。現在既然對方作出了讓步，我們也就見好就收。
根據我本人維權經歷，維權和民運在策略上是有所區別的。維權的訴求是個人的實際利益，以達到或基本達到實際利益為底線。民運的訴求是代表國家整體利益的民主政治，以在中國徹底建立民主憲政制度為最終目標。民運的戰略策略，主要是宣傳民主理念、建立民運組織、參與維權活動、掌握同各種社會組織、政府官員包括同警方打交道的方法，拓寬生存空間。參與維權活動，既是把民主理念傳播到民間的一條重要途徑，又是拓寬生存空間重要手段。作為民運人士，最好具有既能宣傳民主理念，又能幫助老百姓維權兩種本領。作為一個民運組織，也可以對有專長的人進行不同的分工。目前，中國共產黨仍然實行一黨專制，胡錦濤有些地方比江澤民更保守，但民運的形勢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好，民運的生存空間比以前更容易拓寬。
維權運動的興起為民運提供了廣泛的社會基礎。由於人權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內容，民運人士和民運組織隨時可介入當地的公民維權活動。目前中國的維權活動大致可分幾大塊：失地農民的維權、失房市民的維權、失業工人的維權、退休工人的維權、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的維權、宗教信仰者的維權 、退伍軍人的椎權、上訪冤民的維權、業主的維權。今年，在維權隊伍中又出現了學生維權、教師維權及反腐敗者維權（如最近發生在深圳的幾萬名市民簽名舉報社會保險金被挪用）等新情況。民運人士可利用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識、法律知識、社會經驗、政治經驗及各種社會關係幫助弱勢群體維權，經濟條件較好的，也可以給予生活困難的人一些援助。
互聯網的發展，給民主理念的宣傳和傳播提供了空前的機會。胡錦濤上台以來，雖然製造了十多起文字獄，但中國的自由作家、網絡作家像雨後春筍，共產黨無用什麼辦法，也無法阻擋這一新興事物。由於共產黨在對付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上採取了倒行逆施的舉措，使得體制內媒體從業人員越來越反感，相當一部分新聞工作者和學者也開始站到體制的邊緣上來批評共產黨的專制獨裁政策。
隨著共產黨統治日益失去人心，及九評與三退的傳播，共產黨官僚集團開始出現裂痕。現在人心浮動，很多官員都在考慮自己的後路，去年有駐澳大利亞外交官陳用林、天津市公安局警官郝鳳軍的反正，今年又有上海東方航空公司機長袁勝和山西省科技專家協會秘書長賈甲的投誠，這對共產黨都是有力的打擊。明年後年，將會有更多的中共官員脫離共產黨的隊伍而投到民主力量一方來。可以預言，在不遠的將來，中國民主力量和專制力量的天平將發生向前者的傾斜。目前，高智晟、郭飛雄、陳光誠、力虹、陳樹慶、郭起真等民主志士雖然被逮捕、判刑，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民主運動又進入低潮。相反，這是黎明前黑暗，民主運動的高潮很快就會來臨，以胡錦濤為首中共專制集團任何螳臂擋車之舉都是徒勞的。(//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