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光: 多重的真相還原 – 何清漣著《霧鎖中國》與中國媒體研究
【大紀元1月18日訊】
一、「超真實」的「真實世界」：大眾媒體與中國研究
大眾媒體的功能，一般認為是報道事實，使大眾瞭解發生在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可是，世界上卻有一種媒體，是以隱瞞事實為目的，旨在使大眾不能真正瞭解世界上在發生什麼。或者，準確地說，它們是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安排已經發生的事實，並報道這些事實，再塑一個「超真實」的「真實世界」。這個「超真實」的「真實世界」，在細節上可以是十分逼真的，但在根本上卻是被剪裁因而是被扭曲的。生活在這樣一種信息世界的人們，認為自己瞭解一切，但事實上卻在被蒙騙、被愚弄、被塑造–這可以說是生活在信息發達的當代世界的人類所能經歷的最大諷刺劇和悲劇之一。
人們不免要問：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出於什麼樣的需要，具有如此之大的本領，可以在媒體上「重新安排」世界呢？進一步，也許更重要的問題是：這樣的媒體，又是如何運作的呢？說後一個問題更為重要，是因為這類媒體自身的運作實況，即屬於首先要被隱瞞的重大事實之一；不然的話，一切的「重塑」將白費心機。在現實世界，每一家媒體都可能有意或無意地陷入這個信息的怪圈，因為從事媒體事業的人們不可能完全沒有他們的主觀判斷，更因為人們認知和報道周邊事情的能力畢竟有限。但是，只要大眾媒體不是處於信息壟斷狀態，而是處在多家媒體相互競爭的制度環境下，則這種怪圈很容易就被打破。換句話說，自由、多元的媒體，是克服這個怪圈的基本要素。反過來說，從屬於壟斷、專制的制度環境的一元媒體，則必然趨向所謂的「超真實」媒體。在當今世界，中國共產黨控制之下的媒體，正是這類媒體發展到頂峰的經典之作。
當然，中國共產黨不是始作俑者。根據政治學的研究，20世紀出現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都具有壟斷媒體的制度特點，從而形成了「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政體模式。[1]在制度性壟斷的基礎上，這類媒體形成了一系列獨特運作方式和社會功能。對這種制度、這些方式和功能的研究，特別是它們在斯大林式共產主義下的表現，20世紀中葉之後的學界不乏有力之作。[2] 在這個背景下，對於毛時代中國媒體的研究，也曾經受到學界的關注。[3]當然，這裡所說的學界，主要是西方學界；因為在斯大林和毛的統治下，共產主義蘇聯和中國連自然科學也要服從政治意志[4]，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就更成問題，甚至連其存在的必要也一度被懷疑和限制。由於大眾媒體和社會政治生活密切相關，更由於共產主義制度下媒體高度從屬於政治權力，對於這類媒體的研究，往往還超越了媒體研究本身，而是擴展到政治和歷史的廣闊領域。更進一步說，由於社會科學研究不可能不高度依賴經由大眾媒體報道的社會信息，特別是外界幾乎無法直接到當時的共產主義世界（比如說，中國）進行科學意義上的實地和社會調查，則一般的屬於社會科學領域的對於共產主義世界的研究，也事實上受制於共產主義世界媒體的信息傳達。在後一個意義上，這類媒體不是研究的對象，而是制約研究的環境，甚至往往是在發揮它們自己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可是，恰恰是在這個層次上，媒體研究對於中國研究的意義，尤其不能低估，因為媒體本身已經超越了單純作為媒體研究的研究對象的範疇，而進入了與更廣闊意義上的中國研究之間發生著的不可迴避的互動過程。這等於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對於中國媒體的研究，成了一般中國研究的前提和必修。
因此，一旦中國稍有開放，對中國媒體的研究便獲得進一步發展的某種有利條件。20世紀80年代以來，如同中國研究作為一個總體的領域一樣，西方對於中國媒體的研究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到90年代和本世紀初，具有華裔背景甚至具有共產主義中國生活經驗並經過西方（主要是英語世界──恕我孤陋寡聞）學術訓練的一批學者，在這一領域嶄露頭角，為之注如了充沛的活力──這也和英語世界整個中國研究領域的基本狀態類似。特別是，在中國本土，也開始興起對於大眾媒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經由本土與海外的交流和激盪，中國媒體研究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就本人有能力閱讀的英文和中文世界來看，已經甚為繁榮。[5]
在這樣已經頗見萬紫千紅的研究領域，何清漣新著《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文化，2006）依然堪稱一枝獨秀。在一定程度上，對於中國媒體研究乃至整個中國研究領域，這本書都具有突破性的進展和衝擊性的力量。這種突破和衝擊，在我看來，主要植根於本書所做的可以稱之為「三重的真相還原」的努力和探索。這「三重真相還原」，第一重，針對中國媒體對於中國情況的報道，力求在對比中國現實和媒體報道之間發掘和還原被中國媒體扭曲的中真相，是媒體研究的文本研究和認識論；第二重，針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於媒體的控制，力求瞭解和還原這套控制機制如何運作，是媒體研究的操作研究和制度論；第三重，則針對當前市場化改革開放狀態下中國媒體的政治本質，力求探索和還原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是如何繼續實施乃至強化媒體控制和操作的，是媒體研究的發展論和政治經濟學。在這樣架構宏觀但卻層次細微的研究中，此 此書以豐富的資料和深入的分析，把中國從中國媒體所塑造的「超真實」中拉回到真實世界，也把中國媒體從某些媒體研究所塑造的「超真實」還原到現實之中。
無疑，這不是一項容易完成的任務：這是一項挑戰。何清漣恰恰具有巨大的優勢來接受這項挑戰。這些優勢，也可以歸納為三重：第一，她是中國新聞界的資深從業人員，在深圳等地報界工作多年，對所謂「改革開放前沿地帶」的中國媒體運作有切身的深入瞭解。共產主義革命家列寧有句名言，「堡壘往往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同理，對於某種封閉機制的運作的瞭解，也往往要從內部才能觀察、體驗得實在和真切。這並不是說，離開這種從業經歷，人們就無法研究中國媒體；而僅僅是說，有這種從業經歷，無疑可以成為一種難得的優勢，比較容易掌握那些通過一般實地調查（fieldwork）所不容易獲得的第一手資料。第二，她又是一位學者，具有經濟學家的學術訓練，而且是當今中國出類拔萃的政治經濟學家。不僅使她嫻熟掌握學術研究的基本方法，比如搜集資料、歸納整理、條分縷析、理論概括，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經濟學的訓練使她具備研究和思維的有力的方法論──這在本書中有很好的說明。
能夠具備上述兩條，已經很有「魚與熊掌兼得」的獨特優勢了。然而，何清漣的最大優勢，還不在這裡。她不單是掌握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新聞記者，也不單是具有豐富第一手媒體經歷的資深記者；她首先是具有社會關懷、人類良知、獨立精神和批判思考的知識分子。這種政治上的獨立性，這種關切民眾基本權利（當然首先包括「知」的權利）並願意為爭取它們而努力甚至而犧牲自身重大利益的公益精神，這種只相信真相和真理而為此不向任何勢力屈服的道義風骨，是何清漣在面對中國媒體研究這一重大課題時的最大優勢。因為有這種優勢，她才可能選擇這樣一個困難的課題，也才可能去深入發掘諸種真相，因而才可能向讀者呈現那多重的真相還原。在這個意義上，《霧鎖中國》已經不單單是一本普通的學術著作了；它已然是道德勇氣和科學探險的結晶。
二、誰知道中國的真相？從中國民眾到外國專家
從形式到內容，從風格到技術，當代媒體花樣百出。但是，衡量媒體品質的標準其實很簡單，也可以說很原始，那就是：通過媒體，人們能不能充分瞭解自己所關心的公共事件？所謂「公共事件」，就不是個人對於歌星或者時尚的愛好──人們當然也關心歌星或時尚，大眾媒體當然也有報道這方面內容的功能。但是，這種服務的好壞，難以用來評判大眾媒體的品質，原因在於這些方面基本上屬於「私人口味」的領域（儘管它們已經通過市場而有其「大眾化」的內容），並且一般不直接和嚴重地影響群體利益。事實上，什麼是「公共事件」，是通過媒體報道和受眾反應相互作用的過程而動態地確定的。
那麼，研究中國媒體的最基本的問題，也就應該是：通過中國媒體，中國受眾能不能充分地瞭解他們所關心的公共事件？比如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經常倡導「講政治」，中國媒體也被要求「講政治」，我們從互聯網上也可以看到中國網民高漲的政治熱情：那麼，我們通過中國媒體（包括互聯網），是否可以充分瞭解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呢？沒錯，通過新華社、《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的報道，中國民眾比別的國家（比如說，美國）的民眾可能更多地知道自己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每天都會見了哪些人；但是，他們會見時講了什麼，為什麼講這些東西，講的這些東西與中國民眾的生活有什麼聯繫、會對中國民眾的生活產生什麼影響，中國民眾恐怕就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道了。進一步講，為什麼這位領導人成了這個國家的領導人，這個過程和原因中國民眾恐怕就瞭解得更少了。撇開這些高層政治的問題（有人可能會說中國民眾其實不關心這些問題），回到底層生活，一個中國居民，通過大眾媒體，是不是知道本市本地的社會福利金是如何使用的，一條道路的修建是如何決定的，自己孩子上學的學校為什麼經費不足，乃至最為具體的，比如昨天當地有沒有發生爆炸事件、為什麼發生這起爆炸事件，諸如此類？我想，應該不會有人說中國民眾也不關心這類事情了吧？可是，中國媒體給了他們充分的（甚至是不充分的）信息來瞭解這類事情了嗎？
何清漣的書，正是從這樣的問題入手，來解剖中國媒體的。她主要是從外國人不能通過中國媒體瞭解中國的角度入手；但是，她也沒有忘記中國民眾同樣無法通過中國媒體瞭解中國（和世界）。只不過，西方人似乎更天真，生活在自由（當然也不是完美的）媒體制度下，他們已經習慣了通過媒體瞭解事件；而中國人可能有些習以為常，也許假定媒體的存在就是只談論媒體自己在談論的那些東西，而與自己的生活無關。事實上，如果中國人比外國人更加瞭解中國，那並不是中國媒體的作用，而是生活本身的作用。說到底，由於中國媒體幾乎完全不能行使讓民眾充分瞭解公共事件的社會功能，中國人通過諸如生活經驗和小道消息等等而形成的對於中國本身的瞭解，往往朦朧模糊，既不具備充分經驗的支持，更缺少深刻理性的切入。更可笑而可悲的是，對於許多具體事件，比如朝鮮戰爭、林彪外逃、三年饑荒、「文革」時期人吃人，國人的瞭解程度，其實還不如外國。即使對於今天正在發生的種種事件，比如汕頭的抗議、河南的艾滋病、上海市委的人事地震、華東乾旱而糧油漲價等等，那些沒有信息渠道接觸境外媒體的國內民眾，也瞭解得相當少。說的難聽一點，一個僅僅通過中國媒體瞭解中國和世界情況的人，差不多就是一個瞎子和聾子。
因此，並不奇怪的是，在中國沒有「中國研究」這門學問。沒有信息，何來研究？還不要說其他方面的限制。即使是這個國家的政策自欺欺人地認為自己進入了所謂「盛世」，它也依然害怕自己的國民研究自己的國家。當然，外國人對於中國的研究，這個政府也很忌諱。否則，不能解釋，中國每年出版幾十萬上百萬種書目，翻譯出版國外作品不甘人後，但卻從來沒有翻譯出版哪怕一本，比如說，美國大學使用的中國政治教科書。當然，對於這類研究，中國政府有其鞭長莫及之處；但這並不表示中國政府不在設法影響它們。中國媒體對於中國片面、不充分、扭曲和虛假的報道，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種影響手段。而一旦這類研究受到影響，符合了中國政府的口味，中國政府就反過來可以借助外國的研究進一步愚弄中國民眾：你看，洋人在說如此如此了。在中國國立持續增強、中外交流持續拓展的背景下，這一趨勢越來越明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何清漣特別強調外國人通過中國媒體不能瞭解中國了。
三、媒體是誰的玩偶？在「喉舌論」的背後
為什麼中國媒體是這樣一種狀態？究其根本，在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於媒體的壟斷和控制。這是何清漣此書的中心主題。而揭露這種控制的機制、手段和方法，就是本書的中心內容。公平地說，媒體控制是中國共產黨的強項；中國共產黨和它所壟斷的國家機器在這個方面既有深厚的歷史經驗積累，更有鍥而不捨、臻於完善的毅力，也有窮思妙想、花樣翻新的創造力。把這一切埋沒在暗室之中，不免讓外界小看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執政能力」。現在，何清漣搜集、發掘、整理和揭露了這些東 西，全書內容豐富、翔實 、生動、深刻。可惜，中國共產黨好像沒有申請控制媒體的吉尼斯世界紀錄的打算，否則，它們要感謝何清漣為它們準備了最好的申報材料。
我們知道，共產黨是強調理論和意識形態的黨。因此，在這一整套制度和手法背後，中國共產黨還有一整套的理論，來支持這套媒體控制制度。為了有助提綱挈領地理解何清漣書中的豐富內容，我們在這裡不妨簡單地討論一下這些所謂的理論，看看它們意味著什麼。
首先是所謂的「喉舌論」。這是中共關於大眾媒體的基本理論；「喉舌」就是中共對大眾媒體的基本定位。誰的喉舌呢？當然是黨的喉舌。這種說法，把共產黨比作一個人體那樣的有機體，而中央領導層是大腦，所謂的大眾媒體就是用來表達大腦思維並溝通的嘴巴和舌頭。既然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黨，那也就只能有一副喉舌──這是問題的關鍵。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憲法所宣稱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僅僅意味著一個黨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別人都沒有嘴巴，要言論自由有什麼用處？在《霧鎖中國》中，特別是第二章中，我們看到，何清漣從制度上剖析了「喉舌」與黨和政府「主體」之間的關係，把中共的「喉舌論」形象地呈現了出來。必須補充的是，「喉舌論」對今天正在「與時俱進」的中共來說，並不是已經過時的東西，而是必須發揚光大的傳家寶。中共十六大前後，中共負責宣傳的高級官員拍馬屁，總結出了所謂「江澤民新聞思想」，其諸多要點中的第一點，還是「喉舌論」。[6]
「喉舌論」不僅形象扼要地表達了中國媒體是中共的傳聲話筒這一研究中國媒體所必須瞭解的第一現實，而且直接蘊含了「媒體不能客觀報道事實」的基本原則。「喉舌」不是具有認識功能的器官，而僅僅是具有表達功能的器官。換句話說，中共並不要求媒體能夠實現我們前面提到過的「使民眾充分瞭解正在發生的事情」這樣的功能，而僅僅要求它們能夠傳達自己的看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共把「宣傳」看得極為重要，而大眾媒體不過是「宣傳工具」。既然要宣傳我的看法，當然就要接受我的控制──扭曲客觀事物與嚴格控制媒體，這樣兩個方面在這裡就合二為一了。事實上，被控制的媒體必定扭曲事實，扭曲事實的媒體報道背後必定有其政治控制者的獨特意圖──它們在「喉舌論」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當然，中共的媒體控制理論並不都是老一套，而是也有其「與時俱進」的方面。「導向論」就可以說是一種新的發明。不過，中共最初的黨刊，就叫《導向》。不過，明白提出「導向論」，卻是遲在中共總結1989年天安門鎮壓經驗的時候了。所以，「導向論」更被認為是江澤民以來中共領導層的一大新聞思想。[7] 話又說回來，這作為一「論」固有其新的一面，但所包含的內容其實並不新鮮。延安時代，中共的所謂理權威、其實也是新聞研究權威的胡喬木就提出過「報紙是人民的教科書」的說法，聽起來比「導向論」客氣一些，也沒有那麼急功近利，但那種思想內核即必需要「教導」和「引導」人民，明顯地一脈相承。換句話說，在中共這裡，媒體從來都不是人們瞭解客觀世界的渠道，而是接受某種主價值的訓練，至多是通過講解客觀而灌輸價值的課堂。你要瞭解什麼是真相嗎？對不起，共產黨告訴你，世界上沒有純粹的「真相」，或者說只有黨知道真相。你親眼看到的東西，比如說，你親身瞭解的周圍中共官員的腐敗，對中共媒體來說，並不意味著「真相」。黨會告訴你，這只是部分的現實，而更大的現實是：你沒有見到的官員都不腐敗，即使有腐敗那也只是暫時的、支流的、現象的，而黨的本質、主流、長遠發展，都是會克服腐敗的。而且，黨正在與腐敗作鬥爭；所以，黨的官員腐敗越嚴重，說明黨越偉大，因為它正在與這麼嚴重的腐敗英勇地鬥爭著。
很明顯，所謂輿論「導向」，就是歪曲事實──這在何清漣的書中有精闢的描寫與分析。進一步說，誰來「導向」呢？如果媒體是人民的教科書，那誰是人民的教師呢？答案毫不含糊：中國共產黨。所謂「製造輿論」、「引導輿論」，這些偉大的任務，如果沒有黨對媒體的牢固、嚴密、精準的控制，怎麼能夠實現呢。這樣，說到底，「導向論」也與「喉舌論」一模一樣，無非是論證兩點：第一，媒體要按照黨的意願和需要來剪裁它們呈現在民眾面前的世界；第二，黨要在組織上、思想上、財政上、運作上，在方方面面，嚴密控制媒體。
這就是中過共產黨的媒體理論；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媒體實踐。我們看到，這些理論其不打自招地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對於大眾媒體的嚴密控制，並要求媒體歪曲一切需要歪曲的事實和真相──也許我們也該造個新詞，不要說什麼「歪曲」吧，就說是「正曲」吧──黨總是正確的，而事實真相常常不能符合這些正確標準，於是黨要求媒體（嚴密的控制當然是為了實現這一要求）把這些事實扭曲到「正確」的樣子。換句話說，媒體是黨的玩偶，而真相是黨的媒體的玩偶。這就是中國媒體「應該」實現的價值標準。可笑某些中共官員，還是主管黨的宣傳工作和媒體事業的官員，居然在那裡按照西方的價值準則宣稱「中國的媒體是最自由的」。中共媒體理論裡有「新聞自由至高無上」這種說法嗎？如果沒有，這些中共官員不是在明目張膽地與黨的理論和政策唱反調嗎？他們是想削弱黨對媒體事業的領導嗎？我看，中央組織部可以撤銷他們的職務了，甚至開除他們的黨籍。對不對？不會的，中央組織部不會這麼幹。為什麼？是因為中央組織部變得開明或者軟弱了？還是這些所謂黨內的「自由派」太猖狂，已經「和平演變」了這個黨？顯然都不是。原因更多地還在於，就如何塑造一個「超現實」的「現實世界」而言，中共已經「與時俱進」，發現、發展和發明了一系列蒙騙世界的新手法；而恬不知恥地宣稱「中國媒體最自由」，就是這一系列新手法的一種。
四、市場化改變了中國媒體嗎？事情的兩個方面
的確，經過將近20多年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的媒體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市場化的深入，中國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都在結構和運作上出現了新的特點。那麼，中共對於大眾媒體的控制，是不是因此削弱或放鬆了呢？中國媒體對於中國和世界的報道，是不是進步和真實了呢？──回答這個問題，是何清漣在書中最下功夫之所在。事實上，《霧鎖中國》基本上是對當今狀態的中國的媒體控制的揭露；不多篇幅的對於歷史演變的研究（主要在第一章第一節），僅僅旨在增加讀者對於背景的瞭解。這樣一種研究重點，這本書的強烈現實針對性，以及其動態的研究方法，使得本書份量大增：這不是一項歷史探索（固然，歷史探索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許是厭煩了自己那過於悠久的歷史，中國人對於歷史，除了拿來娛樂、發財和學習陰謀詭計之外，往往是傾向於不大在乎的），而是一項直接關乎每個其生活與中國有關係的人的當下生存狀態的研究。
我們說過，本書另外一個特色，是它針對國際受眾的論說重點。的確，在一般的西方概念中，市場即等於自由；中國既然已經經歷了20多年的市場化變革，那種認為中國因此已經大大自由了的假設計相當普遍。在這種假設下，中國的大眾媒體當然也被認為比改革之前大大自由了；自由的媒體所報道的信息當然也就具有更大的可信性了。殊不知，這是當今世界對於中國現實的最大誤解。何清漣集中針對這種誤讀而下筆釐清真相，是極具眼光的。
那麼，市場化究竟有沒有改變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控制媒體的作為呢？我們看到，何清漣的研究結果，和英語世界有關中國媒體研究的基本結論是一致的（本人感到鼓舞的是，這也與本人的研究結果一致，雖然本人的研究其規模比何清漣的研究小得多，研究的重點也頗有不同。[8]這一研究結果，大體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中國媒體從業者在不斷爭取新聞自由，力求哪怕部分地擺脫政治控制，具有市場化因素的社會經濟也為他們的這種抗爭提供了新的資源和空間；另一個方面則是，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控制媒體的努力也在持續強化、細化、集中化和精緻化，它也同樣（如果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加便利地）在利用市場化所提供的新資源、新機會和新途徑，來更新與加強對於媒體的政治控制。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媒體發展的這樣兩個方面，並非半斤八兩；就制度層面而言，後一個方面佔據主導地位，既制約著前一個方面的發生發展，也決定中國媒體的整體生存狀態和職業表現。在這一點上，何清漣和本人一樣，也許是少數派；而更多的研究中國媒體的學者，似乎傾向於把研究重點放到第一個方面，致力於發掘能夠改變中國媒體被控制的那些因素。這樣兩種研究思路並不矛盾，而是相互補充；但是，如果因為較多關注抗爭而因此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的媒體世界今天更多地是為了爭取自由、獨立、專業的媒體報道的抗爭所支配，黨國機器的媒體控制已經邊緣化、已經相對有限，甚至已經或正在趨於失效，那就未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了。
反過來，我們看到，就像何清漣在書中所展現的那樣，她對於中國新聞工作者的反抗和鬥爭，沒有絲毫的忽視（而且，她本人不久之前還站在這一鬥爭行列的最前沿），給予了很多篇幅加以論述，但她總是在給定的制度環境下分析這些抗爭，總是深深體會中國新聞工作者的艱難處境（如果不是黨國控制媒體的基本制度環境佔據主導，這種處境也就不會那麼艱難），總是著眼於抗爭與控制的互動。因而，在我看來，她也就總是能夠牢牢地把握那些理解中國媒體狀態的基本線索。正是因為這一特色，這本書在有關中國媒體研究乃至整個中國研究的領域，佔據了一個學術和思想的制高點。
五、結論
綜上所述，作為一個傑出的經濟學家和中國的資深新聞工作者，更秉持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和批判思維，何清漣轉戰媒體研究，推出重頭著作《霧鎖中國》，通過豐富翔實的資料和深刻犀利的解剖，對中國媒體的真相實現了三種還原：還原充斥著謊言的報道背後的中國現實真相，還原自稱「自由」的媒體背後其被黨國機器嚴密控制的真相，還原市場化中的媒體依然作為黨國喉舌的真相。通過這些真相還原，何清漣從多方面對中國媒體研究乃至整個中國研究做出了獨特的貢獻：首先，這部著作深入、細緻並令人信服地發掘並描述了中國共產黨及政府控制媒體的制度及其運作，填補了中國媒體研究和當代中國研究的一個學術空白，為世人瞭解中國政治、中國媒體乃至中國的社會、經濟等方方面面，打開了一扇面向暗室神秘操作的明亮的窗口；其次，這部著作系統地釐清了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之後中國媒體所處的制度環境，沿著媒體與黨國之間的關係這一主軸勾勒出一幅真實、動態並充滿細節的宏觀圖畫，從而為理解中國媒體多年來發展與腐爛、變化與僵化、鬥爭與鎮壓、開放與控制等諸種現象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第三，對於學術界的中國研究如何深入探討中國真相，乃至對於一般輿論和大眾如何瞭解中國，這部書具有正本清源、振聾發聵的功能，甚至有從根本上顛覆那種築基於中國媒體報道和中國官方宣傳而形成的種種對於中國的似是而非的判斷的衝擊作用。這三個貢獻，都具有重大的學術、思想和政治意義。為此，值得向何清漣祝賀這部書的完成和出版。
無疑，沒有一部書，無論它多麼豐富和深刻，可以窮盡一個領域。中國媒體研究是一個生機勃勃的學術領域，如何瞭解中國更是一個涵義深邃、具多方面動態發展並對人們的認知和思考能力深有挑戰性的問題。何清漣此書顯示了一個深具學術潛力和足以激發思考動能的研究方向，更多的後續工作可以按照這個方向延展和深化下去。比如說，何書中引用了多種媒體控制的案例，其中多個案例可以成為不同的專門研究的課題，從而以小觀大地深化、細化人們對於中國媒體制度如何運作的瞭解。再比如說，何書對於中共黨國推出的所謂新聞改革頗有關注，並給予揭露性的分析；而另一方面，我們看到，這樣的所謂改革措施還在不斷有新的花樣或新的包裝，因此黨國及其宣傳機器也在不斷更新或重複那些「中國媒體不斷進步」、「更加自由」等等的宣稱。[9]追蹤這樣的動態發展，研究其動能與過程，並透視其對於媒體發展的複雜涵義，探問為什麼權利壟斷的黨國具有這種不斷精緻化的能力，也可以形成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又比如說，何著特別關心外國記者在中國的工作境遇，著重揭露黨國巧妙控制外國媒體工作者的手法。隨著中國深入捲入全球化，國際聯繫日益深化和複雜；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中國黨國向國外媒體（首先是華文媒體，但也不止於華文媒體）滲透和延展能力也不斷增強，具有新的範圍、力度和運作特點的中共黨國媒體控制機制正在出現。這諸種機制的僅僅一個側面，都可以成為深度學術研究的一塊處女地。還比如說，電子網絡新技術仍在不斷發展更新，其在中國的普及也持續擴大，由此帶來的無國界傳播是個新的領域。何著對此有專門的兩個章節加以描述，但是，很明顯，這片天地無比廣闊，完全容得下幾百本專著。總而言之，何著成績斐然，並不意味著它所涉足的課題就因此成為一塊開發殆盡的熟土；相反，這本書可以開啟更多的研究方向、研究領域和研究課題──一本具有創造性的著作，往往如此。
【註釋】
[1] Hannah Arendt, TimesItalic{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HBJ, 1948/1973);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imesItalic{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2] 例如，Peter Kenez, TimesItalic{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 例見：Alan P. L. Liu, TimesItalic{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Frederick T.C. Yu, TimesItalic{Mass Persuasion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Praeger, 1964).}
[4] 有關蘇聯案例的研究較多，不贅。關於中國相關情況，參見：Danian Hu, TimesItalic{China and Albert Einstein in China: The Reception of the Physicist and His Theory in China, 1917-19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李佩珊、孟慶哲、黃青禾、黃舜娥著，《百家爭鳴：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紀實》（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5] 左齊{比如說，華人學者李金詮在這個領域有持續的努力和豐碩的成果。參見Chin-Chuan Lee ed., TimesItalic{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0); Chin-Chuan Lee ed., TimesItalic{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Chin-Chuan Lee ed., TimesItalic{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當然，這個領域還有更多的學者和著作。例如：James Lully, TimesItalic{China Turned On: Televis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1); Daniel C. Lynch, TimesItalic{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 in Reform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Yuezhi Zhao, TimesItalic{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相關論文不勝枚舉，從略。}
[6] 徐光春，「江澤民新聞思想的核心內容」，《新聞戰線》，2004年2月號。
[7] 出處同上。
[8] Guoguang Wu, “The Birth of Sophisticated Propaganda: Domestic Politics and Mass Media in Post-Reform China,” in David Finkelstein and Kristen Gunness eds., TimesItalic{The Chinese Media System: Continuity, Chaos, and Change} (Armonk, NY: M.E. Sharpe, forthcoming).
[9] 就在本文寫作之際，中國政府發佈了有關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及此前這一階段對於外國記者管理的新規定，這被一些海外華文媒體歡呼為中國「新聞改革」「劃時代的信號」。參見：邱立本，「摘取新聞改革的金牌」；王健民，「溫家寶總理揭奧運東風吹開新聞窄門」；呂寧思，「新聞綠燈亮起，是真是假」，均載《亞洲週刊》，2006年12月8日。
來源：【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4期（總第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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