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8日訊】悲劇，已經過去，誰知道它會不會重演？

今年是2006年，是1956年「冒進」亂國、「反冒進」提出並被批判五十週年，是「文革」開始四十週年和結束三十週年。這些不堪入目的歷史記憶，是中國人最不幸的時代，是中華民族的災難。這段恥辱史，是後人永遠也不能遺忘的歷史。

提到「文革」，荒唐的事情很多，奇事很多：當時《解放軍報》「當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時，就必須保證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沒有人把槍口對著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樣出現時，一定要透過光線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沒有貶義詞……後來只好做一個報紙透視箱，一個玻璃桌子，桌下安幾個電燈。報樣出來後，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頭打開電燈，進行透視，以檢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後，有沒有貶義詞。經嚴格檢查後，沒有貶義詞才能付印。」

另外，當時「新聞界還有一種風氣叫『對表』，大概第二天有什麼比較重要的新聞，全國各地許多報紙夜間都要打長途電話到北京，主要打給《人民日報》，其次打給《解放軍報》，詢問某一條重要新聞安排在版面的什麼地方，用什麼字體，標題佔多少欄。這樣即使版面處理得不妥，也可以不負責任。」這段歷史是一位親身經歷的編輯敘述的，真實性方面是是毫無問題的。2003年第7期《炎黃春秋》發表王民權先生的文章，他援引原王震秘書、原當代中國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李松晨等主編的《輝煌50年——共和國檔案》一書中的《文革檔案》「文革花絮」，指出這些毛澤東領導下的「文革」時代的荒唐悲劇場景。

在1949年以後的歷史上，「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最大的表現是擅長以言論興師問罪，語言文字的非暴力，反倒成了全民暴力共誅之的對象：「反右」一反就反了55萬人，「文革」就革掉了千萬人的命，比中日戰爭時期的傷亡還要大。難道和平時期比戰爭時期還殘酷？非也，戰爭時期槍林彈雨，死者均死得其所；可和平穩定時期，階級鬥爭，因言治罪，因言惹禍上身因政見不同，死於非命，甚於槍林彈雨時代，可見「苛政猛於虎」仍舊以特別的方式重演，「人命不如草芥」也就算不上誇張了。

1949年10月以後是新政，不久就進入五十年代。1954年中國有了《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和居住、遷徙自由。可到了不久，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冒進，接著反冒進也跟上，一切都很正常。有人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會有分歧。那個時代，黨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不容絲毫質疑和不容挑戰的權威。所以，領導全國的黨就公開宣傳，強調「輿論一律」，言論出版自由就從此成為花瓶，或聾子的耳朵是擺設。「大躍進」時，報紙、廣播上「一律」地吹牛、「一律」地「放衛星」，「一律」地胡說八道，但結果就「一律」進入了「三年困難時期」，真實發生餓死人，甚至「人吃人」，也就見不了報紙，成為國家的「絕密」；再後，就是「反右傾機會主義」又「一律」，結果「一律」掉了實事求是，「偉大領袖」可以忘乎所以，拿國家當試驗品，彷彿陶瓷摔碎了，還可以和成泥巴再重新回爐，沒有人為此負法律責任；本來，「廬山會議」出發點就是反左不反右，最後卻成了反右。再以後，偉大領袖的試驗更一發而不可收拾，「文革」期間又「一律」，「一律」長達十年，後果是「十年浩劫」，塗炭生靈，直到今天我們卻看不到當局直面這段歷史，更談不上吸取歷史教訓了。

一個國家，悲哀的是國家通過政府的權力，禁止人民說真話，只允許偉大領袖胡說八道，應了一句古話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五十年代，當時還有「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號召，最後卻發展成為可怕的「引蛇出洞」，說真話的成了牛鬼蛇神，說假話的成了權威。比如在1957年之前，中央報紙如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常在報紙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討論，中共也表示支持，認為輿論發揮一定的監督作用。據統計，有一家中央級報紙從1950年到1954年間，一共發表了讀者來信2072件，內容多數是批評性的，平均幾乎一天一篇，超過今天的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可自從「反右」以來，毛澤東就一下子就從全國500萬知識分子中「欽定」了55萬牛鬼蛇神後，報紙上批評性的稿件越來越少，少到幾乎絕跡，而胡說八道則越來越多。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機關報《團結報》曾發表錢辛波文章時提到，有一位新聞研究生曾統計1963年11月份的一家中央級報紙，整月沒有一篇批評揭露性稿件。事實上，中國共產黨黨章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都有明文規定人民可以監督黨和政府，但實際上黨需要監督就有監督，如不需要監督，監督就是反黨，就是右派。輿論一律就是要求「百花不齊放，百家不爭鳴」，有了「一」就是讓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憲法權利「束之高閣」，要求全民老老實實地在大政方針上要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誰有不老實就不會有好下場。

任由毛澤東信口開河，說真話者險些被一棍子打死

1953年，大儒梁漱溟還與毛澤東發生了一場很不愉快的爭論。時為1953年9月8日至18日，政協常委會先開擴大會議，後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前後一共10天，梁漱溟先生列席。9月8日，身兼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周恩來給政協常委會擴大會議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11日下午，梁漱溟根據自己準備的，作即席發言。他說，「……我想重點提出的。那就是農民問題或鄉村問題。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中國共產黨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大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裡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裡（包括北京）跑。城裡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之上，農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產黨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他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

沒想到梁的這篇發言，卻成了毛澤東嚴厲批評的導火線。9月12日，梁漱溟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擴大會議。毛澤東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瞭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到了9月17日的會上，有位中共領導人作了長篇發言，中心內容是聯繫歷史上的一些事實，證明梁漱溟的反動是一貫的。其間毛澤東作了若幹份量很重的「胡說八道」，主要有：「講老實話，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桿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桿子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人家說你是好人，我說你是偽君子！」「對你的此屆政協委員不撤銷，而且下一屆（指1954年）政協還要推你參加，因為你能欺騙人，有些人受你欺騙。」「假若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注重農業，雖見解糊塗卻是善意，可原諒；而你不明反對，實則反對，是惡意的。」9月18日下午，繼續開會。梁漱溟的答辯發言剛剛開了頭，會場上便有一些人打斷他，不讓他再往下講。而梁漱溟呢，正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講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很希望領導黨以至於在座的黨外同志考驗我，考察我，給我一個機會，就在今天。同時我也直言，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什麼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澤東這時插話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梁漱溟緊接著說，「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毛澤東說，「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接著，不少到會者以胡說八道繼續附和：不聽梁漱溟胡言亂語！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台來。這一情景，就是任由毛澤東胡說八道，說真話者險些被一棍子打死。

到了1957年，文字獄就更加變本加厲了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4月30日起，毛澤東多次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座談，號召他們對政府的錯誤和缺點，大膽提出批評，幫助黨整風。

曾是「愛國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參加了其中的三次。5月13日那次座談，章乃器因事未能出席，但仍送去了一份書面發言，並附去信函一封，說明稿子是「信筆直書」，是草率，但也是直率的，是否發表，請領導掌握。後來，他又寫了《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的問題》，這兩篇文章都見了報。

這時，章乃器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糧食部的工作上，誰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卻風浪驟起。從6月5日起，他的言論遭到了全國性的批判，他本人也於一夜之間由著名的愛國人士變成了「極右派」、「右派頭子」、「反共反人民的老手」。當時，章乃器受到「批判」的觀點，除了有關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及「紅色資產階級政黨」等外，還增加了「與黨爭權力」、「反對黨的領導」、「鼓吹定息不是剝削」、「號召工商界’抬起頭來’同黨進行鬥爭」、「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改造是’脫胎換骨就是要抽筋剝皮’」

等。

整風運動開始時，民主人士章士釗也在政協徵求民主黨派意見的座談會上發言，試圖以「小批評」打破「一律」保持共產黨的長久執政地位，他說一個水果，表皮壞一些不甚要緊，削去一些並無損果子味道。唯果子自核心處腐爛生蟲，雖表面光澤尚存，但從裡往外逐漸腐蝕，最終此果不可食。共產黨乃國家興旺之柱石，猶如果實之核心。社會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較易糾正，唯共產黨核心之健全最重要。沒想到，「反右」開始時，政協一部分人猛烈批判章這番話，指責說這是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反黨言論。章被迫寫檢討。而在當時，民主人士章（伯鈞）羅（隆基）等已被打入「反黨聯盟」，如果不是章的女兒章含之在毛身邊當英文老師，趁機讓毛回憶過去念舊情，否責大放過激言詞的章士釗恐怕難逃儲安平「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可怕結局。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復，由中央統戰部上報的《關於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1978年9月17日《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一年半之後，1980年5月8日，55萬餘頂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但至今還保留著幾位著名的「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如章伯鈞，當年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副主席、政務院委員、中央交通部部長、農工民主黨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羅隆基，當年全國政協常委、政務院委員、中央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中央副主席；彭文應，法學家，曾留學美國威斯康辛的哥倫比亞大學，繼而返國在上海法學院等校任教，上海民盟盟員；儲安平，當年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光明日報總編輯；陳仁炳，當年民盟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1982年，章伯鈞的骨灰移葬在八寶山公墓。羅隆基逝於69歲，卻在90歲冥壽時享受到了一個由公家出面主辦、且專為緬懷他一個而開的紀念會。「樸素謙和」的彭文應是於1962年戴著帽子辭世的。儲安平，58歲時在1966年深秋消失了。

在國民黨大陸執政時代，文人辦報還有一個良好傳統就是「小罵大幫忙」，為執政者提意見，當好「了望者」。可到了1957年「反右」擴大化以後，尤其「文革」，「小罵」是絕對不能允許的，而且有「小罵大犯罪」的下場——「大罵」就是死罪了，人人噤若寒蟬，人人自危。「小罵大幫忙」過時了，「小罵」是絕對不能允許的，而且有「小罵大犯罪」的下場。

悲劇，已經過去，誰知道它會不會重演？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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