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自立:如何面對中共的實用理性？
【大紀元9月8日訊】中共上層權爭的猜測，幾乎是國外媒體對於中國事務最為重頭的報道和分析。這個側重點，在文革時期的美國報端就有反映。那時主要的猜測，是毛周之間的鬥法。雖然，言不中要害，卻也不無擦邊。以後，毛，劉之間發生你死我活的事情，成為上層權爭的歷史鐵案。這個權爭在1970年代末，自然表現在鄧，華之間的權爭。這個鬥爭，雙方力量懸殊，鄧，志在必得，不成問題。以後，發生胡，趙權力剝奪事件，但是官方基本上排除了敵我矛盾。在江時代，權爭也時有發生，楊家將下台。以上簡單回顧，說明中共權爭的歷史。自然，1949年以前不是沒有權爭。只是七大以後稍稍緩和。八大，有潛在因素，如取消毛思想說法，但是畢竟沒有大齟齬。
從權爭爭奪程度而言，毛劉之間，加上毛高饒，毛彭等人之間，鬥爭凶狠殘酷；到了胡趙事件，矛盾解決方式有所異樣，胡趙還在黨內；就像華，還在黨內一樣（一說他退黨，無法證明）。江和楊之間的鬥爭就更是為外界知，而不為”內界”知，很怪異。這些權爭軌跡日益弱化的跡象，說明幾個事實。一大事實是，琦理瑪斯（charisma）情節已經弱化。毛式天才領袖的個人崇拜已成過去，黨內無人可以再現毛式崇拜，也無法像他一樣做到唯意志論，說一不二，不理解也要執行。
第二，封閉式社會已經突破缺口，對於黨內國內之世界性政治觀察，變得多重化，多樣化，言論雖然依然禁錮，但是，畢竟言者之罪，沒有毛時代那樣恐怖，動輒就要當遇羅克，被槍斃。海內外輿論，對於某某，諸公之評介，也許是處於國際，民間，各國官方，也不排除出口轉內銷，是有意釋放，以去影響海外人眾的。這樣，博弈的公開性，導致了雙方爭取輿論的努力，在所謂”正確性”指導下得以傳播。
三是，國際政治的參與，使得無論誰在掌權，無法改變中美，中歐，中日的基本外交格局。
四，人們在幾乎是無限的期待中，有意無意，產生了對於新權力階層的幻想和期望，並不無幻覺地設法證明他們的期待和企望，雖然，其中一廂情願的政治戀情每每以失戀告終。
何以權爭變得溫和，是一個重要課題。這個溫和的權力轉移，是不是意味著，中共終於找到了代替廝殺和搏鬥的政治格局，並由此產生一種新的，舉世無雙的，和平過渡方式呢？歷史尚未交代這一頁。但是，種種跡象說明，他們正在努力發現和發明這種獨特的，權變之和平過渡方式。於是，預設某種政治框架的某種意志，似乎早已出現，固然，這個轉變，現在，呈現的還是欲新還舊，與過去鬥爭方式藕斷絲連的那種不確定性。這個不確定性，在最近坊間關於新的權斗的記述文章裡有所傳達（見「爭鳴」雜誌新一期文章——主要點出在上海，福建和軍隊內部的權力鬥爭）。這個權爭的信息之發出，既有以往揣測權爭的那種推斷，也有權爭水未落，石未出的，那種詭譎。因為，所謂權爭的結局，究竟是推出新一輪的政治權力的平衡，還是打破這個平衡，來一個砸鍋賣鐵式的破釜沉舟，現在，還在未定之天。因為，付出成本的大小，直接關係到黨和政權的穩定，加上國際影響等等因素，政客們商議的最大課題，不是以往意識形態的正確與否，抑或今天的改革是否持續，而只是關注到他們整體利益，勢力格局和集團利益會否因此招致風險，是不是人事更動會突破界限，不可收拾等等課題。
從近期政治權爭的內涵而論，這個探討，至關重大，關涉權力穩健交接的可能性。這個權力交接，在否定了普選這個遙遙無期的偉大希望以後，就剩下在非普世價值中，尋找一個或者國人可以接受的穩妥方式。如果這個方式，付出代價較少，社會層面動盪較少，也許，他們會做此選項，而不選擇權爭。這樣一來，依靠黨天下大亂的幼稚病患者的願望，就要完全落空。
西方理論評價極權社會之一個重大證據是，這種社會的政治不確定性和非理性。在經濟文化層面上，這種不確定性，表現在他們的有限市場化和文化空洞之上之上，比如，權貴經濟和大眾經濟的絕對對峙和矛盾；比如，政治文化和文化本身的矛盾——政治文化的空白。在政治生活層面，這種局面，在文革時期表現得一覽無遺。不受任何制衡約束的毛意志，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其政治”正確”和政治無道，政治霸道，一併存在。在此政治生態裡，洪水滔天，暗無天日。就連黨人自身，也是朝夕難保，朝花夕死。以後，這個局面有所改觀。文革被官方否定了。鄧氏開始講究民主法制，並且對外開放。民主法制，是哪家法制，哪家民主，姑且可以爭執，但是，總不是”無法無天”——其實，毛未死時的四屆人大，已經提出此番口號，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對外開放，也就是有限引進美國，歐洲一些經濟文化價值，如消費，享樂主義，道德虛無主義等等。但是，在維持這個有限的市場方面，政治全能主義，開始逐步呈現退讓的姿態，雖然，他也許僅僅是一個姿態，因為，中國特色的主義，社會，就是政治和文化，和經濟的不可鬆動的捆綁。法制方面，也是如此——最高法官在政治局排名第幾呢？和美國最高法官之位置，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畢竟，權爭的日子，今天打倒王關戚，明天打倒楊余傅之時代，畢竟已經過去。黨內共識，開始關心一種類似紅衛兵時代關心過的，紅色系列之利益共享課題。這個化敵為友，重視血統和黨性的黨文化共識，畢竟不同於毛的打打殺殺，把親密戰友也置於死地。
這樣一來，中共現在基本上排除了，類似偉大領袖的思維方式——獨裁者和官僚階層的矛盾統一律，回復到大家一齊排排座的唯官僚師範的非革命利益方式。在此思維和行為方式中，革命領袖施行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不斷革命論，終於壽終正寢。他們這個革命黨的轉變，正在朝向他們所說的”執政黨”方向——固然，其間執政的合法性根源，並未找到。
那麼，共識達成以後，有無權力之間，財產之間的再分配問題存在呢！其間的爭奪是否還是會世代沿續呢？
有無因此而產生的人事鬥爭，派別鬥爭互相詆毀和互相削弱呢？
這個情勢的發生之可能性，是必然，還是偶然呢？
也就是說，黨人，是否可以找到一些避免互相殘殺的良性循環方式呢！
……
從毛，鄧氏時代鬥爭殘酷性的大大減弱，證明他們能夠獲得一種比較以往更為靈活的政制博弈方式，讓敵我雙方，變得不那麼敵我，而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來，這些黨內派別，僅僅是他們自己的派別，既不是民主黨，也不是共和黨。如果這樣的新式政治空間得以創造，得以面世，一般而言之共黨權爭和人事變動的所謂規律性，就要大打折扣。人們只好像發現跨國公司和共產黨人合舟共濟一樣，發現他們從惡鬥轉變為妥協；這個妥協的出現，給這個政權的內涵，加入了更加難以揣度的不確定性和不確定性中的確定性。這個分析是難以一般而言的。
換言之，他們的後極權政治存在空間，由於其政治處理，技術處理的所謂得當，變得更加非規則、非規律和難以聚焦。這個空間存在本身的特點是，它既是政治空間，更是利益空間、經濟空間——政治人物，不僅僅是服從意識形態，而是互相照顧他們的既得利益——這是唯此唯大之要義——在這個並非一般原則的原則下，他們以往執過的”真理”鬥爭，一定會轉變為保持利益的妥協。這樣一來，只要檯面上的人物，不行施對於他們同黨的剝奪，抑或，施行捨車保帥之做法，拋出幾個走卒甚至車馬，最後保持高層的和諧——這樣一種方式，還是他們值得期許和師範的。
剝奪政治權力以後的非政治生存空間，雖然對於政治狂熱者難以割捨，但是，對於如今的政治實用主義者，並不是難以做到的妥協。這個空間的產生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在於，黨內人士可以考慮，是不是可以給反對方一個有限的政治空間之課題。因為如諾不然，他們保持低調的政治權利和與之俱來的經濟利益，會變得很不穩固。這個實例時有發生。因為中國特色，就是政治和經濟的雙向攫取；沒有純粹的經濟利益，也沒有純粹的政治利益可言——他們不是西方甚至東歐下台的，廉潔的前政客和後寓公。政治空間的讓度，也是他們難以做出的，不得已而為之的選項。
反之，對於純粹意識形態的反對方，無論左右，都不是他們此刻優先考量衡量尺度。他們對於左派如鄧力群等人的政治意志，雖然打壓，卻留有餘地。他們相對而言地，釋放出一種允許鄧們著書立說之機會。鄧力群在香港出版了著作，雖然受到批判。
右派勢力方面，也並非完全給與肉體消滅。李慎之等人生前身後，還是做出了政治發言，且是反對派發言。這個空間的出現說明，至關重大的，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經濟利益之堅守。
和上述隔代接班的方式之出現一樣，黨內外理論家，並未給予這種讓度空間以哲學或者政治學的解釋。我們的看法是，這種政治空間的出現，使得中國後極權時代，產生了對於政治局面的適時調整和預期；固然，這個調整，完全背離普世價值，但是，至少從技術層面上，他們的工具性操作，變得更加實際，更俱某種實用主義之效用。這個局面的出現，從側翼證實了，黨內主流理論，正在尋找普世價值以外一切可以得以延續其黨其政的多種妥協甚至和諧方式，從而轉變了他們在毛時代一步一碰頭的血腥方式。這個方式的出現，即避免了社會動盪，也加劇了普世價值進入中國的絕大難度，最後，這個實用主義的技術操作，使得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操作，面臨更大的挑戰。
我們的預言是，即便當前權爭徵兆已經出現，但是，預計其前途不是按照毛式路徑，而是按照實用主義，技術主義之新路徑，給與化解而非加劇。這個估計，當然是一種悲觀主義的估計，但卻是比較客觀的估計。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他們，和異議人士，都在評估這個權爭將會付出的代價和成本。雖然，我們完全無法同意這樣一個看法——說，民主轉型並不會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財富或者財產。不！就中國的特色而言，革命最先，最想觸動的，就是這個來源不明的財富或者財產。之後，才是民主自由。六四等運動已經證明於茲。
重複而言，種種跡象顯示的權爭勢頭，會在某中全會上得以化解，而不是變得劇烈和你死我忽。不這樣，這個喪失真理性的政治存在，喪失意識形態的存在和喪失黨性的存在之利益集團，就要變得更加岌岌可危；他們出於生存，正在改變這個以往的思路。雖然，他們無力論證隔代接班等等接班體制的脆弱性，但是，他們會比毛，鄧更加容易變得容忍和默認其間的和諧——和諧之要義，不是對於民眾之間，官民之間，其實是，著重於他們自身之間的妥協和退讓。他們的要務，正是在於解決他們的政治危機，而訴諸技術層面的，實用層面的解決方式。政治體制具體有哪些不穩定因素，哪些穩定因素，如何揚長避短等等，超過了他們分田分地的忙碌，意識形態的忙碌甚至你爭我奪的忙碌。
這些權爭變權讓的特色，正在面世，不是沒有可能的新型試驗。
從西方認為極權主義無理性這個基本判斷來說，這種政治體制的本性是庸常無道，不俱科學性的。但是，起碼，他具備科技性。這就是他可以延長壽命的一絕。
二絕是，他們依靠的，同樣是不俱民主性，而俱資本性的跨國集團和西方國家之國家利益主義。他們共生共榮的前提，是馬克思的利益驅動理論。
三，政治技術主義，正在試圖挑戰政治真理。反而言之，政治正確者，面臨的，不再是真理性論題，而是政治技術層面的解構。這個解構，需要諸多條件，包括了如何面對技術政治的有效操作，和如何應因他們新一輪的技術和諧。
我們在面對他們的技術主義，工具主義和實用主義之理性方面，如何和他們的極權主義之無理性做一個比較，是非常重要的。（內部人事鬥爭，在毛時代是無理性的——也不完全無理性；毛擁有他自身的政治邏輯；這個邏輯就是，劉要實施推翻和逼他下台的邏輯，是反革命邏輯——劉少奇這個邏輯是不是反革命邏輯呢，根本不是。）問題是，共產黨人是不是可以容忍下台，這才是最為重要的邏輯。但是，現在的領導輪替，的確產生了不少下台”在野”的人士，如前總理等等。但是，問題不在於他們是否現在在台上，或者在台下，問題在於，黨本身，是不可以下台的。只要這個前提存在，前總理，委員長的下台，在野，正在變得可能——因為沒人可以追究其執政期間的合法性或者其他問題（如，有人提到的前總理改革的合理性問題等等）。於是，這些人物的下台，和毛時代，劉，鄧，林彪等人的失事，不可同日而語。在確保他們這些前朝元老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中共人員的下台，變得不那麼可怕。（雖然，鄧氏對於讓他退休之的言論很是不滿。）最為關鍵的課題是，最大限度的權力讓度，建立在權錢不受監督的前提之下——這是他們上台下台時必然制定的潛規則。
現在有兩種選擇——一個選擇是，他們的經濟政治利益得有效保障後的釋權。權力解除，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前利益和眼下利益的解除——這是關鍵。
再是，目前，他們的去留，不含概民主轉型的司法，輿論和政治監督。他們和檯面上的人物，依舊是一層竹簾的關係。這個關係，不是他們最為痛恨和憂慮的所在——他們考慮的政治前景，和他們的現任，沒有本質區別。
最後，他們放心不下的，是所謂馬克思說過的經濟觸痛，這個問題看來不好解決——甚至，他們以捨車保帥的做法犧牲一批下屬，以達致交易之成功——他們的對手，也不會咬住不放——本來，這裡就彼此彼此，只剩下危險的平衡術。
總之，這些非普世價值主義者尋求的，也有他們之間保持脆弱的政治制衡課題。這個政治制衡，不是出於人民和反對黨的存在，不是出於輿論的監督和指責，而是出於他們之間的利益妥協體和利益共同體。這個利益共同體制定的”法約”，雖然不見得上的人民日報，但是，他們尊重他們之間制定或者並未制定的潛規則，他們依此行事，或者思考。
這是黨文化的一種權爭新規則。這樣一種台上台下共同操作的新規則，新辦法，也許已經產生。這個辦法，也許可以躲過權爭的殘酷和暴虐，使得後時代，繼續一段時間。
是的，需要警惕的是，對於幻覺共黨政治在權爭中消解的人們，這不是一個好消息。
──原載《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