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16日

儘管報紙上或其他方面，反國民黨之聲甚囂塵上，大家還是害怕蔣介石。人們覺察到，在反對國民黨的運動中有種恐懼和不安之感。他們每日每時都擔心重慶會進行報復性的打擊，擔心國民黨軍隊以此為藉口，突然派軍隊全面進犯。中共領導決定派林伯渠再去進行談判。他們把這個消息通知了國民黨領導人，並且開動了官僚機器。我相信(首先是毛的行動使我確信)，如果前線形勢沒有發生這種突然變化，共產黨領導一定會作出讓步。

反對國民黨的宣傳，以及整風運動，在黨內造成了一種壓抑的令人窒息的氣氛。黨組織裡人人擔心著明天，他們喪失了主動精神，機械地死記硬背中共中央傳達下來的指示，死記硬背“二十二個文件”，以便來贖自己莫須有的罪孽，表現得更加忠心耿耿。可以明顯感覺到，大家都缺乏自信。他們高呼口號，信誓旦旦，向“黨和人民的富有戰鬥力的領袖”毛澤東表忠心，但是，在口號和誓言的背後，卻是混亂、同志情誼的喪失、恐懼，甚至灰心喪氣。

說到團結，在黨內沒有團結可言。據說，中共中央主席一直在為爭取團結而鬥爭，並且現在還在為之而鬥爭呢。毛同我談話時，喜歡三番五次地說，整風實際上是“為黨的團結而鬥爭”；當然，他是不會提這個運動的細節的。這裡，我也同意他的意見—整風是為團結而鬥爭，但這種團結是在服從毛澤東的基礎上的團結，是在承認他為領袖的基礎上的團結，是在全體黨員同意他的、而且只能同意他的意見的基礎上的團結。

這便是過去在黨內和領導層內部的情況（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看，目前仍然是如此）。

大多數領導人—劉伯承、葉劍英、博古、周恩來、彭德懷以及其他一些領導同志—(當然是按毛的指示)，蓄意反對劉少奇、賀龍、彭真等少數人，當然還有康生。

起初，上述大多數領導人在不同程度上“檢討了自己的錯誤”，站到了康生等一小撮壞人一邊。這樣，他們在1943年經過思想上的“脫胎換骨”之後，都成了中共中央主席盲目的追隨者了。

可是，這兩部份領導人之間的關係是緊張的，他們互不信任，充滿猜疑，在有些情況下則公開敵對。雖然在表面上，他們觀點一致。

湘豫的大敗，外國記者的特區之行，觀察組的到來，蘇軍的勝利以及蘇聯的威望和力量的不斷增長，都強烈影響了延安的形勢和共產黨內的氣氛，排除了中央政府進攻的可能性，就暫時情況來說，至少是這樣。因而，人人都鬆了一口氣。其他根據地的形勢也相應地得到了改善。

就像是一陣清新的風，吹遍了黨組織。好像萬物在延安污濁的空氣中經過一場噩夢之後，蘇醒過來了。這對中共領導發生了直接影響。生活在慢慢地但是扎扎實實地改變著，從互相搞小動作，採取警察手段和心存疑懼，變為進行實際活動。人人早已渴望著的真正的工作，醫治著“洗腦筋”造成的創傷，並改造著人們。生活在恢復正常，當然，並不是沒有困難的。

但是，毛澤東卻妄稱這一切都按他的計劃在進行。總之，他正使黨和特區作好與蔣介石鬥爭的準備，並煽動反國民黨的情緒，就拿湘豫戰局來說難道他不是預料到了嗎？

毛澤東設法把所有這些事實解釋得對他有利，以證明他的政策是正確的。當然，唯唯諾諾和拍馬屁的人多的是。

1944年8月19日

今天，我在路上看見兩個戰士推著一輛車。車裡堆滿了一卷卷寫著標語的布橫幅，上面放著斯大林、丘吉爾、羅斯福和英王喬治六世的畫像。國王喬治的像比其他的像大得多。我不知道他們要把這些像送到哪裡去，也不知道送去幹什麼用。很可能是在為歡迎另一批外國記者作準備。按畫像的大小來看，英國記者可能要來。(待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