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2日訊】毛思想在文革時期，幾乎像蝗蟲一樣席捲中國大地，達到專制獨裁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洗腦運動，且收效甚大，影響甚大，生命力甚大——因為，毛的思維方式和邏輯方式，迄今，人們還是眾說不一，黑白各執，幾乎達到天地之區別，魔鬼和上帝之區別。何以如此，其中很多原因。原因之一，是人們沒有剖析毛的思維方式和思維內涵。用一句現代哲學家的話說，就是，沒有澄清毛下結論時候的判斷句，口號和語錄的思想實質。其實，一旦毛的語言畫皮和他的神話被揭示，被澄清，毛的偉大思想，也就只剩下區區佝僂和低矮的醜陋裸體，連那件皇帝的新衣（如果一定要虛擬定做），也是破綻百納，千瘡百孔。

有一種觀念說，上帝創造人類，首先是從他的語言創造開始的。但是，他未提供人類統一的語言，使得人類建造巴別塔的努力，付之東流。這個判斷，其實也是人類自身的判斷。上帝語言的不可分析性和中世紀經院哲學對聖經提供的理性和邏輯分析，造成了人們判斷最高”指示”的歷史和現實分歧。這個分歧帶來的，卻不是毛時代語言和思維的一統天下，而是有限度引發的，關乎與此的經學大討論。

法國的禿頭查理皇帝給予聖經學者們極大的治學和爭執空間，一時間形成了那個時代的文化復興——思維活躍程度和真理探討可能性，大為增加。毛的問題，不在於他製造了一種類似偽經宣傳的方式，而在於，他杜絕了關於教條的討論。即便，人們首先面對的，不是真教條，而是假貨。

於是，在區分何種語言是指令性語言，何種語言是交流性語言的課題上，毛，似乎直覺到這個哲學課題。他從他前期的交流和蠱惑性語言，慢慢轉化為指令性語言。他好像自身夢魘於偌大的一個信徒國度，對他們發出無需討論的指令——”要鬥私批修”，”不須放屁”，”就是好，就是好”……於是，邏輯的判斷和奇跡語言的附會，造就了文革後期豈有此理的毛式思維，及其國人接受此思維強姦的荒唐而可悲的局面。這個局面，與毛前期裝腔作勢地炮製他的理論，已經有所不同。於是，我們面對了兩個時期的毛式思維方式和思維內涵。

其一，就是他試圖造成和讀者，人群，黨員交流的，那種不乏強制性和欺詐性的毛選式文字；其二，就是”不須放屁”，要天地翻覆的方式——而這兩種方式，其語勢的傾向性，就是從上述強詞奪理，發展到一錘定音，不許質疑和質疑有罪。

語言的不確定性，帶來的是語言的替代性力量。這個力量，很快轉變成為毛式暴力。在早期的蘇區和延安，這種語言暴力和暴力本身，已經萌芽；或者說，語言本身，成為暴力的先導和序曲；暴力，究竟是不是語言，語言，究竟是不是暴力，已經被衝破界限，合而為一。一言定生死，一言折獄，一言罹罪，已經非常多見，成為那種文化鄉的家常便飯。人們的思維，學習，生活，婚嫁及其陞遷，跌落，生死，已經產生整套文化禁錮和文化塗鴉。人們的本能和智商，開始在毛思維的熏陶下，一步步變得異化和扭曲。他們的黨性服從和強制命令，雙重出現在中國亙古未有的延安文化和1949年文化裡。

我們曾經溫習1949年文化的暴力傾向。這個傾向，成為文革的最早實踐。其中，強制者發出的政治指令，服從者產生的屈從思維，文字，轉變成為檢討文化，告密文化，批判文化，等等，讓你看到中華文化的大面積墮落。你會看到，一方面，是黨報黨刊的暴力語言，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連篇累牘地宣導人眾；一方面，是鋪天蓋地的國人懺悔文字，見載於昨天的大公報今天的人民日報。國人，不知所云地，按照毛的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原則，宣示自己人將不人，或者，已經成為毛式動物園裡的一種非人類。尊嚴，信念和思維，完全被自身放棄，繼而，徹底淪落為一種亞人類，准人類——人類自古已然的某種公民權利和順民權利，被盡數剝奪。人們不是向上帝懺悔原罪和世俗罪孽，而是向黨懺悔政治之間的不同身份和不同見解之罪，反動派罪和反革命罪。這種懺悔，持續在整個1949年以後的歷史時期。從周恩來，鄧小平，一直到所謂民主黨派中人，知識分子中人，工農群眾，當然包括地富反壞右，自然，統統成為這種暴力裹脅下，暴力服從文字的載體。更有人，現在還在以不同的方式，試圖恢復這種檢討文化和懺悔文化。固然，這種懺悔，面對的不是牧師，上帝和老天爺，而是一個個道貌岸然的什麼書記等等小人物。他們，卻強行成為中國各級懺悔的地方牧師，且產生他們就是上帝的某種現實。這個可悲和可笑的現實的最高負責者，當然是毛。在毛這個階層，大人物，向他們的教主也行懺悔，如，周，鄧等人，甚至彭，劉等人。

那麼，毛，是如何誘導和強迫這些人做此一舉呢？

這就要看我們前此講到的語言與權利問題。

二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最早，毛的語言，不無世世代代中外政治賭徒一貫享有的，烏托邦蠱惑性和顛覆性。五四時代，毛式語言的湖南獨立等等言論，和當時五四新文化語言雜處一世，真假難別。他們的蠱惑性，無外是把自己上升到幾乎是耶穌和蘇格拉底的高度，說，我們的言說，幾乎就是真理，幾乎就是聖經和拯救之道了。在眾多的拯救之道裡，就看誰的拯救之道最為直接，最為現實和最為簡單。口號，成為直接深入人心，人性的便捷方式——他依靠的是群氓和暴民。

其間，詞彙之含義的政治轉化，成為他們一群人和知識分子，民主人士之間，宣導哲學的最大不同。這個不同，也如上述所講之交流藝術之落地化和實用化。比如，毛式哲學，一開始就把痞子運動，說成”好得很”，他們要到某某女人的床上去滾一滾，要分田分地，要共產公妻（延安的女性其實就是這些黨棍的公產，可以隨時挑選）。而自由主義者的哲學，對於當時的勞苦大眾，就顯得不知所云，沒有寄托，過於高深。你，不可以和農民講積極自由或者消極自由。你，也不可能和工人講，對於資方的寬容。你，不可能和軍人講，監督班長和排長，或者，要具備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你，不可能和知識分子講，取消”人民當家作主”的期望——雖然，已經有外國哲學家早就這樣說過——民主，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見卡爾·波普）。於是，話語權，在政治權利和軍事格鬥的全過程裡，被毛式政治集團順利掌控，成為不說自明的類似絕對律令，降服了國人。

他們開始在一切階段，玩弄這些絕對命令——一種掏空具體含義和歪曲真實內涵的意識形態語匯遊戲。

這個遊戲的出發點，就是我們看到的敵友說。敵友說的推廣，首先是定義”人民”這個概念。在建立邏輯命題的語言判斷句中，人民——革命：成為一個絕對命令句。毛們，可以任意解釋這個幾乎和聖經一樣可以任意解釋的遊戲規則。

我們嘗試做出幾種玩法。如次：一，毛說的人民，不是一種先驗的概念。他既沒有古代對奴隸的定性判斷，也沒有任何與財產掛鉤的近現代民主和自由式判斷。人民，只是一種隨時可以改變的政治範疇。人民，可以隨著毛式政治需求的推演而完全本末倒置和意義全無。

也就是說，這個類似中世紀共象概念的討論，不須和任何具體的名詞內涵關聯，甚至根本不指涉實際存在（實體）；他純粹是一種政治杜撰，沒有確定不變的準確涵義。

從時間段上說，毛式在民主的”先聲”時期，是把人民和西方意義上的公民和選民，相提並論的——因為，他們鼓吹美歐的憲政社會，歐美法系，民主監督，多黨制，新聞自由。他們鼓吹傑弗遜，林肯和”民主週期律”.這樣一來，人們覺得，他們期待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形態中之人民，當然，就是西方意義，西方報紙，西方政治哲學中的人民了。

老百姓不明就裡，跟著歡呼雀躍，不為其怪；一大批從歐美留學，專門學習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之學者，也跟在這些人民後面，接受了毛式恩典——這個現象，是極為怪異的。（我們前此提到過，蘇俄反對派的人民觀念。他們也許是民粹主義或者斯拉夫主義，不是自由主義，像妥斯托耶夫斯基，就反對和矮化自由主義，在其著作中，但是，說他們是列寧主義改革派，就成為天大的笑話。）

人民概念，在民主人士，或者說，所謂民主人士跑到中南海以後不久，事情就開始起變化。1954年憲法，不再是歐美法系；人民，也不再是西方意義上的，天賦人權的選民，而是毛式公民——說，這是”共和國”公民——其實，共和國原意，是主權國家的有限聯合，像美國的無主權法系前提下的聯合——人民共和國，是哪門子聯合，與誰共！與誰和！一塌糊塗概念！

——於是，1954年的人民概念和以前的概念比較，開始起變化。

56年，人民一詞，又產生變化了。眾所周知，資本家們，開始被逐出富裕地位，忍受工農的人民羞辱。他們早上敲鑼打鼓，晚上痛哭流涕。

57年，那些本來要和工農聯合監督政府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開始變成毛的敵人。

反右最後，毛對周恩來說，你，離右派只有五十步了！周，開始檢討。

59年，他的人民陣線裡，排除了彭黃等人。

66年，1954年憲法規定之人民，開始出現分化。本來的人民民主專政，轉化為不斷革命論。於是，人民陣線裡的人員變化，表出現令人驚訝的格局。劉鄧，不再是人民了。

……

那麼，毛式人民這個概念，究竟是一個什麼概念呢？其實，他，什麼也不是，他，只是毛式玩弄的，一個類似妓女的濃飾粉黛之輩。人民，是毛心中的一個隨時可以替換的玩物，且在他高興的時候會，高呼其萬歲，但是，他不高興的時候，一切，就被棄之如敝屣。沒有人可以和他爭執，說，根據你過去的原則，我，還是一個人民中分子啊！

毛會如何回答你呢？——不須放屁！現在，你，不是人民了！試看天地翻覆！

從理論上講，這個人民共象和某某具體人群，具體個人，有何關係呢？只有負面的關係。就是說，他在詞語的內涵上，只有限定和否定的意義。你，不是人民，比較你還在隊伍中，在毛看來，更加重要；不然，他的鬥爭哲學如何繼續！

再就是，人民這個大詞本身，是沒有內涵的，被掏空的，虛位以待的，做為填房的，無足輕重的。按照西方學人的解釋，就是，意識形態大詞本身的所指意義是隨時變化，千變萬化的；他只剩下一種不具意義的發聲能指——人民如何，如何——他們一開口就這樣說。甚至說，我代表之，云云。

你要問他，人民的權責，意義和地位，他會告訴你，去吧，學學毛選！——於是，一個同義反覆，循環論證，出現在語言的惡性遊戲中間——加上你不可以再思索——這個潛規則，毛式人民，就成為一個雞蛋泡沫了。

因為，一旦你開始較真，槍桿子，就要用在你的身，心之上了。

我們看到，其實，毛式真理，就是他這個人民老大的意圖。有人說到中世紀自由意志和上帝恩典的關係課題。簡而言之是，自由意志衝突於恩典；而恩典，其實是人民實現自由的一個前提。其間的困惑是，上帝，是不是可以自由地行駛其自由意志而不受束服。

也就是說，上帝，是不是可以排除遵守人間道德之約法，之規範，任意所為。現在看來，毛，給出了一個解決之道。這個方法是，你，不要設想你心中和實際上的無與倫比了——俺老毛，就是無與倫比！（關乎於此的討論，見諸中世紀安瑟莫爾關於上帝存在的著名論述——

“大前提：被設想為無與倫比的東西不僅在思想中也在實際中存在。

小前提：上的是一個無與倫比的東西。

結論：所以上帝存在。”

（見「基督教哲學1500年」 趙敦華著））

這樣一來，思維的奧卡姆剃刀變得鋒利無比。毛時代一切思想方式的簡單化和庸俗化，達到極致。思想，其實，已經被取消了，取笑了，成為一種多餘和累贅。紅衛兵呼喊著類似畜生嚎叫的毛式口號，衝到大街小巷，殺戮和凌辱，變得日常化和普遍化。究竟他們怎麼想？答案非常簡單，那個”無與倫比”教導我們……簡陋，草率，無端和殘暴，成為那個時期的共識——一個博大精深的郭沫若，不是也岌岌可危地，開始崇尚那種無與倫比之下的苟簡和粗鄙嗎！全國如此。

這個簡陋，比起中世紀的西方，包括我們中國的中世紀（如，理學爭執，等等），都處在無法比較的無知狀態和無恥狀態中。這個文化滅絕的無與倫比之罪首，是毛。(待續)

──原載《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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