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業：農村社會差序格局的畸形化與變革的困局
【大紀元9月2日訊】(一) 差序格局：中國農村社會的自然形態
費孝通先生在其《鄉土中國-差序格局》一文中，針對中國農村的傳統社會結構提出了有關「差序格局」的著名概念。費孝通認為：「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係是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繫的增加，社會範圍是一根根私人關係所構成的網絡。」，「這個網絡像個蜘蛛的網，有一個中心，就是自己」，「我們社會中最重要的親屬關係就是這種丟石頭形成同心圓波紋的性質」，「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遠，也越推越薄」。這種推己及人的波紋差序是費孝通先生對中國農村社會自然形態的形像概括，他對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特性所作的這一著名論述在社會學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差序格局的概念指出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是建立在血緣關係上的。費孝通先生說：「根據生育和婚姻事實所發生的社會關係，從生育與婚姻所結成的網絡，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無窮的人，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人物」。中國俗語稱「一表三千里」，說得就是這個意思。在一個農村部落中，血緣與地緣分別是形成一個部落的內部和外部條件，但是社會關係中由血緣締結的紐帶強於由地緣締結的紐帶。在一個群族或氏族中，由宗親締結的紐帶強於旁親締結的紐帶。在一個家庭中，由親子締結的紐帶強於由婚姻締結的紐帶。這些就是農村社會在不同層次上構成的差序格局。
中國五千年的農耕文明造就的是一個以血緣為紐帶的農耕社會。正是由於農村傳統社會差序格局的特點，由血緣關係的遠近而建立起來的人與人之間感情的親疏維繫著部落、群族和家庭之間的主要社會活動和社會關係。用通俗的話說，民間自治的農村部落事事受著人倫和人情支配，只有人倫和人情才是農業社會人際關係的准則。梁漱溟關於中國傳統社會以倫理為本位的論述與費孝通的差序就是人倫的論述不謀而合。不論是人倫還是人情都是排斥理性的，但是在權力和商品尚未對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型農業社會進行腐蝕之前，人倫和人情通常都帶著一點溫馨。
為什麼血緣關係在東方社會而不在西方社會構成差序格局呢？因為中國的農村社會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型社會，儒家的孝悌思想對家庭制度作出了十分具體的道德和倫理約束，人生來就被一層層的人倫關係所籠罩。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是中國農業社會特有的根據單系親屬原則組成的大家庭結構，是父系家族制度的體現，它不僅是一個人類繁衍的基本組織，而且是一個事業單位。對於一個氏族，一個部落而言，它還賦有宗教、經濟甚至民間自治的政治功能。而西方是開放型社會，以個人為本位，人與人之間的對等的社會聯繫比血緣形成的差序聯繫更密切和重要，因而社會呈現出無差序的團體格局。正如費孝通所說「西洋的社會有些像我們在田裡捆柴，幾根稻草束成一把，幾把束成一扎，幾扎束成一捆，幾捆束成一挑。」「在社會，這些單位就是團體」。西方的家庭是個很小的社會單元，所能經營的事務很少，主要承擔著生育的功能。家庭作為團體性的社群，它既不沿著親屬的差序向外延伸和擴大，也不擔負宗教、經濟和政治的功能。這些事務由家庭之外的公共團體擔任。
(二) 差序格局的顛覆和畸變
十九世紀中頁，殖民的炮聲雖然打破了中國農村社會小農經濟的排外和封閉形態，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對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成巨大的沖擊；但是卻沒有改變中國農村社會小農經濟的主導地位；同時也沒有根本改變根深蒂固的儒家孝悌思想和以血緣為維繫紐帶的家庭制度；因此，作為中國農村社會自然形態的差序格局也就一直延續到了二十世紀中頁。
二十世紀中頁，即半個世紀前，共產黨在中國奪取了全國政權。伴隨著一系列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革命，中國農村社會的差序格局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受到徹底顛覆的同時也被全面地顛覆，並在顛覆中發生了社會畸變。這個畸變大致經歷了這麼幾個方面：1)土地所有權的喪失；2)權力對差序格局的改造；3) 傳統家庭制度的瓦解；4)利益對差序格局的滲透；5)以「權+利+情」為特徵的三維差序格局形成，畸變完成。
1949年後，共產黨剛一取得政權就開始全面剝奪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世世代代在這塊土地上耕作的農民，突然被剝奪了賴以生存土地，被趕進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圈子裡，象農奴般地勞作。人際關係與生產關係同時被全面地顛覆，傳統的差序格局也就不復存在了。差序格局是中國農耕社會的特徵，它以血緣傳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它紮根於土地，生存於土地，是生於斯，長於斯的社會格局。一旦農民被剝奪了土地，傳統的社會格局也同時遭到了破壞。特別是當人禍和陽謀製造了一起起餓殍遍野，哀鴻遍地的悲劇後，什麼格局不格局，都化為了烏有 。
共產黨掌握政權後迅速在中國農村的各個自然村落建立起黨的小組和黨的支部。從黨小組、黨支部、鄉黨委到縣委、地委，層層迭加，構成了一整套嚴密的農村黨組織系統，並以此控制了農村基層政權。黨即權力，黨權高於民權，黨權剝奪民權，黨權踐踏民權的現象普遍存在於農村各個角落。黨的每一層組織和政權都是那個層次上的權力核心，比如，縣委就是全縣的權力核心，鄉黨委就是全鄉的權力核心，黨支部就是全村的權力核心，類推。民權無名無實。權力的傳遞，按權力的高低從裡圈向外圈推出，越推越小，越推越薄。就這樣，以權力為核心的差序格局，作為現代專制的顯著社會特徵之一，在很短的期間內就輕而易舉地顛覆了五千年來中國農村社會以血緣關係建立起來的差序格局。
此時的農村其政治譜系是這樣結合資源的分配原則和佔有原則來描述的，即權力按照階級地位的高低進行再分配，而資源則按照權力的大小進行再分配。原本階級地位很低的社會群體由此獲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而原本階級地位很高的社會群體此時則在政治上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所謂顛覆，在這個意義上表現得再清晰不過了。革命並沒有消滅階級而是把階級顛倒了一個黑白而已；改革並沒有公正的分配資源而是把資源分配的不公換位而已；而且階級的差異更大資源分配更為不公了。正是這種人為劃定的階級所重新構建的社會結構，和以權力為核心的非自然的差序格局，推動著社會的畸變。
在權力向差序格局滲透的同時權力文化也在向差序格局滲透。由權力體現出來的勢力可以帶來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各種既得利益，因此權力本位和官本位的權力文化，和其衍生的仰視權力的關係文化、馬屁文化、餽贈文化和告密文化也就應運而生。唯權力是圖，唯黨首是瞻萎靡成風；阿諛奉承，趨炎附勢積惡成習；人們如蠅逐臭般地要求入黨當官，這樣既可高人一等又可近水樓台；為了尋求保護，避免迫害，而不得不攀附權勢賄賂權勢；等等。在這樣的情勢下，以血緣為基礎的差序格局被以權力(勢力)為基礎的差序格局所顛覆，已在歷史的預料之中。在權力的差序格局中，由個人推出去的波紋按照權力所能帶來的好處和利益由大到小向外推開。
傳統家庭制度的瓦解是通過對人倫本位的倫理顛覆來完成的：一是歷次所謂的思想解放運動對孔孟之道的深度批判；二是一胎化生育政策在全社會的徹底實施。對孔孟之道的深度批判不僅造就了一批六親不認的黨政官僚，而且在老百姓中製造人人自危親人反目的社會局面。人間親情被「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所顛覆；全社會就只有一個爹，那就是毛澤東，只有一個娘，那就是共產黨。如果說對孔孟之道的批判是在思想上對人倫社會的顛覆，那麼一胎化政策便是在家庭結構和家庭制度上對人倫社會的致命解體。如果說傳統的家庭譜系是一片茂密的樹林，那麼一胎化的結果是只剩獨木一枝了。隨著「兄」、「弟」、「姐」、「妹」從人倫社會的舞台退出，「嫂嫂」、「弟媳」、「姐夫」、「妹夫」、「聯襟」、「妯娌」也將從人倫社會的舞台退出，乃至「叔」、「伯」、「姑」、「嬸」、「舅」、「姨」也隨之從家庭的譜系中消失，乃至「叔爺」、「舅爺」、「姑婆」、「姨婆」，在家庭譜系中還能剩下什麼呢？沒有了。費孝通說差序就是人倫，人倫被顛覆，傳統差序無疑也被顛覆。
如果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由於社會的極度貧窮，以權力為核心的差序格局並沒有為貪婪者帶來足夠的利益以填充慾望的深淵，那麼，當跛足的經濟改革促成權力與資本結盟之後，它們便如願以償了。一個混沌的市場經濟已經開始，而一個毫無監督的權力還在橫行，從而為權力與金錢的勾結開創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抓住這個時機的才是鄧小平所嘖嘖稱道的「好貓」。權力明碼實價進入流通，金錢登堂入室呼風喚雨，以至權力與金錢，權力與利益之間建立了交換關係。金錢勢力不斷地向著權力的差序格局滲透，在權錢的結合點上完成了對差序格局的重新改造。權錢之間能否進行交換，權力能否轉變為利益，成為建立人際關係的首要出發點。雖然血緣關係已被泛化和淡化，拋棄了往日的溫馨，但並非昨日黃花，而是勢利地與權力和利益更密切地交織在一起。
至此，權(勢力)、利(金錢)、情(血緣)三者交織成了一個三維的差序格局，並催生出一個個權貴利益集團。此時的差序格局被賦予了立體感，它已不再是同心的平面波，而是同心的球面波。差序格局內涵的這種轉變就是我們說的中國農村社會的畸變。
但是，國內的學者對當前中國農村社會內涵的改變大都採取了肯定的態度。他們的確也看到了權、利、情「動態合作秩序的建立」，但是他們卻熱情洋溢地稱讚這是「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楊善華，候紅芯《血緣、姻緣、親情與利益》)。他們的確看到了「權利實現的差序格局」(郝鐵川)，但他們卻為權利不平等的現實辯護，認為這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必然，是「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和每個人能力的差異制約」的結果。
上述差序格局是在權力、利益、和情感的非理性狀態下建立的，特別是按照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對權力和財產無理地進行再分配之後，在不規則的市場經濟下，按照權力、利益和人情的梯度，所建立起來的差序格局，更是如此。社會的權力資源，利益資源和人情資源皆可當作禮物進行餽贈和回報，而無一按照公正的原則分配。公權私化，以權謀私，這怎麼能說是「理性化」呢？！。人生而平等，人與人之間應享受平等的權利，怎麼能以「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和每個人能力的差異制約」來為權利的差等和剝奪辯護呢？！
(三)差序格局是專制和腐敗的溫床
腐敗發生在差序格局中，腐敗發生在交換的過程中，腐敗發生在法制和監督薄弱的環節上。
如果說以人情和血緣為基礎的差序格局是傳統封建社會的特徵；那麼，當代中國賦予差序格局的這種新的內涵，以權力、利益和人情構成的三維差序格局，則是現代專制社會有別於民主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
封建社會通過血緣優勢建立了人情秩序。人情的差序性決定著獲利的差序，這固然是封建社會腐敗的溫床；但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人們並不需要通過交換的方式獲得資源，並且這一格局具備先天賦有性，不由選擇，因此被利用於腐敗的需求和可能相對微弱。
現代專制社會通過權力、利益和人情三者的合成優勢建立了一個三維的秩序，權、利、情三維的差序性共同決定著獲利的差序。所謂獲利，指得是權利和利益；所謂差序，指的是分布的特點。權利的分布，包括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的分布，都表現為差序格局。公民能否享受同等的權利是民主社會和現代專制社會最主要的區別之一。在差序格局裡，公權被私權化，公權被利益化，公權被人情化。在差序格局裡，內圈的人具有更多的優勢並優先享受更多的權利，外圈的人則處於劣勢並滯後享受或根本享受不到應有的權利；內圈的人享受的權利具有遞增的趨勢，外圈的人享受的權利具有遞減的趨勢。正因為內圈的人比外圈的人享受著更多的權利，因此腐敗也呈現出相應的差序格局，越向內圈腐敗越深越嚴重規模也越大，越向外圈腐敗越淺越不成規模。
腐敗只有在交換的過程中才得以滋生和蔓延。社會的格局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式。在團體格局的社會裡，交換的雙方處於平等的地位，只要價真貨實，錢貨相當，即可成交，腐敗在此缺乏動機和必要，或僅僅是偶而為之的現象。但是在一個三維的差序格局裡，人們處在不同的波紋上，各人具有的勢能不等，從而帶來地位的不等，利益的不等，和人情的不等，因而其間的交換也就不平等。正是交換的普遍不平等催生了對腐敗的普遍需求。在權力場、金錢場、情色場中互賄，互惠，互通有無。為了以貌似平等的交換，把雙方的地位扯平，權力、金錢、人情、美色，但凡人間可以用於交換的都可成為交換的本錢和籌碼，不論是偽裝的還是不偽裝的都可登上腐敗的舞台和端上腐敗的餐桌。以權易物，以權易色；以錢易權，以錢易色；以色易權，以色易錢；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個非規範化的市場經濟必然主導著一個非規範化的交換市場，正是這種非規範性既提供了腐敗的需求又提供了腐敗的可能。據楊帆先生揭露，改革30年來，由於腐敗而流失的國有資產竟高達60萬億人民幣。這種畸形的差序格局是現代專制腐敗的溫床，也是中國社會腐敗難以根除的深層社會原因。
腐敗的滋生不僅僅是因為存在著腐敗的社會機制，同時也是因為腐敗得不到應有的懲治因而受到慫恿。據《檢察日報》報導，2005年瀆職侵權案件免予刑事處罰和適用緩刑的比率竟然高達82．83%。為什麼腐敗不能得到懲治？因為差序格局具有鮮明的人治社會和長老統治的特點，司法不獨立，監督不獨立，司法和監督本身就是差序的一部分，僅處在某一道波紋上。在權力的干預下，它僅僅對外圈，即僅僅向外發生作用；而不是對內圈，向內發生作用。而腐敗的大案特案均發生在內圈，腐敗當事人在案發後，可以利用他們多年來用權力建立起來的網絡，對法律進行有利於自己的解釋，利用權力影響司法審判。而真正受到司法制裁的不過是那些發生在外圈的雞毛蒜皮之類的小案和處在差序邊緣的人們。阜陽市官員張西德利用自己在司法部門的勢力和親信官官相護，起訴揭露其惡跡的《中國農民調查》作者陳桂棣一案就十分典型。
如果說從核心向外推出越推越薄的差序是正差序格局，那麼對核心的作用為零向外推出越推越強的差序則稱之為負差序格局。中國目前的司法和監督正是這樣一種負差序格局。這不僅是指司法和監督對執政黨和政府不起作用，而且是指但凡執政黨控制的權力核心，即便是基層的農村的邊遠地區的權力核心，也都遵循這樣的規則，即司法和監督對差序的核心不起作用，而只對波紋的外圈對邊緣起作用。這就是為什麼腐敗隨時隨地都可能在任何一個層次的權力核心發生的一種簡單解釋。比如，處置土地問題最具權威的核心機構，也是最易在土地徵用中滋生腐敗的地方。正因為司法和監督是負差序格局，所以腐敗才呈現正差序格局。
(四) 農村社會變革的困局
綜上所述，三維的差序格局是滋生專制和腐敗的溫床，因此有必要對這種格局進行新一輪的顛覆。農村社會應向著一個開放的、流動的、發展的現代社會轉型，向著團體格局演變。但是，目前的農村社會總體上還是一個封閉型的，停滯的社會；農民的流動也僅僅是背井離鄉的、痛苦的、無尊嚴的、權利受到歧視的流動。為如此浩大的社會工程構築藍圖，不是本文所能承擔得了的。但不妨作些簡單的通俗的探討。
農村社會在變革中應向一個發展型的現代社會轉型，首先必須注重社會的基礎工程變革，這些可通俗地歸結為這麼幾點：還政於農民、還地於農民、還利於農民和還家於農民。但是，沒有跡象表明上述任一點已在執政黨和地方政府的考慮和計劃之內。
還政於農民，必須迫使由一黨控制的權力從農村社會格局中撤除，打破權力的差序，引入政黨制衡機制。只有執政黨從農村各級組織中撤除，徹底改變黨政合一的歷史，才能還政於農民；只有執政黨從農村各級組織中撤除，才能徹底改變權力的差序和其在交換中作為籌碼的地位；只有執政黨從農村各級組織中撤除，才能根除黨的基層幹部掌控社會資源，橫行鄉里，魚肉百姓，胡作非為的局面。進一步，在農村各級組織中引入政黨競爭和政府監督機制，逐步消除權力文化的殘餘，建立清明的行政制度和現代的人際關係。
還地於農民，不僅僅歸還土地的使用權，而且歸還土地的所有權。沒有土地的農民不過是農奴，只有土地使用權的農民不過是僱農，他們都處在差序格局的外圈和邊緣。唯獨既擁有土地使用權又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農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農民的人格是在對土地的擁有中體現出來的，對土地的擁有越確定，農民的人格就越真實，農民的地位就越接近差序格局的內圈，差序就會萎縮。當擁有土地的農民堂堂正正進入內圈成為主人之日，差序格局就將不復存在。
還利於農民，即歸還農民在交換中的平等地位。1949年以來，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剝奪了農民在糧食買賣中的賣主地位，農民被迫接受不公平的歧視性的糧食價格；城鄉剪刀差更是通過對農民的掠奪來完成城市建設和工業化所需的資金積累。在不平等的交換中，農民被無情地邊緣化、底層化和貧窮化。在當前的市場經濟中，農民作為糧食生產者的地位模糊不清，應得的利益被幾經盤剝後所剩無幾，農民地位總是處在被欺辱的一方。只有歸還農民在交換中的自主地位和平等地位，還利於農民，農民才可能從波紋的外圈走向裡圈，農民才可能走上富裕之路。
還家於農民。由於傳統家庭倫理的顛覆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實施，造成農村男女比例的嚴重失調。不堪無地的痛苦，勞動力盲目外流，造成許多農民家庭的分裂和離異。農村出現大量的沒有青壯勞力的孤老家庭和祖孫家庭、沒有男人在家的婆媳家庭，以及娶不到女人的光棍鰥夫家庭。又由於非法佔地與強行搬遷，農民不僅失去土地而且失去了家園。這些家庭總是處在社會的邊緣和外圈。只有歸還農民一個自然的家庭生態，才能有一個良好的人文社會環境；只有還農民以尊嚴，農民才可能成為農村的主人。
歸根結底，中國農村社會變革的困局來自制度，而轉型的阻力則來自執政黨。這個黨過分眷戀權力和一黨私利，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政黨象共產黨這樣把它的觸角伸向社會的所有角落和層次，如此嚴密地控制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並以此支撐著專制的大廈。歸根結底，中國農村社會的轉型和變革只有與中國政治制度的大變革和一黨專制的最終解體一脈相承，才可能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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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65期 //www.chinaeweekly.com(//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