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日訊】以北京高智晟、滕彪、許志永等為代表的律師群體的出現，在中國民主化轉型過程中具有符號意義。律師群體集體以專業維護人權人士的面目出現，完全與民主牆時期的紙上（牆報、辦刊）民運迥然不同，又與八九民運的街頭民主相異。兩次民運累積的經驗和捍衛民主政治的觀念，經過六四屠殺之後十多年的沉澱、熏陶、嘗試，一批詩人、作家、記者、學者、律師、藝術家、受難者，被迫從體制內剝離而出或流亡海外。他們在自身專業的背景下，完成了最為痛苦的身份轉變，自覺成長為反傳統和反獨裁的精英。筆者一直以為，二十世紀初葉的新文化運動（一九一五年——一九二七年）為以後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提供了一個無良革命範本。中國知識分子走不出這樣的宿命：對傳統文化全面否定並意圖樹立民族復興的新樣板，但是，文化運動最終都被殘暴的政治運動所取代。文化與政治同構，同時彰顯著中國知識分子不能獨立的可憐，和政治強硬壓制社會的反動。

權力誘惑，簡直成為中國知識分子不願、不甘放棄的緊箍咒，哪怕被消解，被同化，被吸納，被淘汰，被消滅，依然前赴後繼。被招安的文化幹將與宰割國家大權的政治集團同流合污，一再反復。百無一用是書生。固然，嚴酷、恐怖的專制政治完全剝奪了知識分子的獨立生存空間，不僅是基本生存條件的喪失，重在獨立、批判陣地的失守，而中國文化和政治傳統中，質疑皇權和言論自由思想資源的雙重貧乏，使得知識分子依附政治的宿命感上升為內心認同的價值判斷：反抗天命是徒勞的。所以，窮經皓首科舉功名利祿，當官發財光耀祖宗，被視為世俗社會個人價值的最高層次。而知識分子天性與政治的不適應，歸隱山水又成為逃離專制政治的最好理由和方式。千百年來，逸世被當作文人騷客的最高境界。它很不好的一個結果是，批判精神和獨立意識距離中國知識分子越來越遙遠，實用主義的功利追求被當作理所當然。從總體上說，中國知識分子從來都沒有精神獨立和批判政治的輝煌時刻。

第一階段：人性的復活

縱觀世界上由專制社會走向民主國家的轉型過程，一般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如上文提到的詩人、作家、藝術家創新社會觀念。人文主義和人本主義作為人性的自然訴求，廣被社會各個階層接受，是這個階段的突出特點。十四世紀發端於意大利米蘭、羅馬、威尼斯等城市的文藝復興，緩慢然而又是非常頑強地跨越阿爾卑斯山，蔓延向歐洲腹地。歐洲國家後來普遍具有自由、平等的價值觀，進而走向民主國家，文藝復興的啟蒙功不可沒。而在中國，上世紀初以拋棄儒教、文言文，抵抗外侮，提倡白話文、進化論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具有歐洲文藝復興的特徵。唯一不同的是，西方現成的自由、人權意識傳承而來。五四運動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但她的果實被國共政權更替擊得粉碎。中共建政初期的「聯合政府」，短暫激起留存在大陸的知識分子的政治熱情，「反右」和「文革」徹底把他們打入十八層地獄，人格全面被閹割。一九七九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一九八四年的「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污染」和一九八六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可以看作第一階段的插曲。

一九八○年代，知識分子重新撿拾起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作業，以介紹、翻譯曾經被燒毀、封存的西方哲學、文學、藝術、戲劇、電影，作為啟蒙手段。這一群體往往被打上前衛、先鋒、另類，甚至反動的標簽。這一階段是人性復甦的時刻，固有的社會共產主義信仰遭到空前懷疑。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將政治民主化推向高潮。六四的影響力和六四一代的誕生，從此改寫了第一階段文化啟蒙的含義。言論自由是這一階段最大的政治訴求。知識分子不能專注於文學、藝術和學術，卻一代又一代頻頻觸礁政治險灘，文化人等同於政治人。術業不專。社會角色的錯位和模糊，是中國數千年專制社會特有的悲劇景象。第一階段中國已走了百年。

第二階段：從專業領域突破制度禁錮

第二階段。第一階段創新或者說引進的人文觀念，引起記者、律師、學者、思想家、哲學家的共鳴、參與，基於智力自信和專業優勢，他們油然產生社會責任感，自許為社會發言人。他們尋求從專業領域突破政治禁忌，維護個人和公眾權益。如果說第一階段的知識分子意識裡，或多或少還投射著專制思維的影子，又不乏理想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情結，濃重打上自發性、隨機性和浪漫主義色彩。那麼，律師、記者和學者等的加入，理性和專業色彩得到強化，他們理所當然成為第二階段的主要角色。現代技術和商業社會，提供了書寫和表達的極大便利，又使得他們普遍兼具多種身份。因此，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並沒有明顯的分際。

律師、記者、學者等專業人士，合理利用現制度下政治、法律和文化的遊戲規則，遵從專業屬性，堅守職業操守，從各自專業領域試圖突破制度鉗制和禁錮，介入個案，關注社會公共問題，完成了從「書齋」到「現場」的至為重要的身份轉變。他們遭遇的職業禁忌相對較少，職業的公共性明顯，所以更有社會普遍意義。他們的思想和觀點容易在社會傳播，彰顯公共權益價值，遭受打壓的風險降低。而不象書齋裡的異議作家，完全被封殺，作品不能進入大陸公眾視野，個人自由受到限制。現代社會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便利、高效的互聯網和通訊技術，它們將社會轉型的時間大大壓縮。

高智晟：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

律師高智晟的出現很有「橫空出世」的特點。他原本默默無聞。兩年來，密集介入「陝北油田案」及「朱久虎案」、廣州番禺「太石村案」及「郭飛雄案」和異見作家「鄭貽春案」；二○○五年十月十八日，高智晟律師公開為受迫害的法輪功呼籲，發表了《停止迫害自由信仰者改善同中國人民的關係——高智晟致胡錦濤溫家寶的公開信》。他的系列維權行為，很快引起舉世關注。又在最近，高智晟等維權人士二○余人，赴山東沂南公開聲援盲人維權者陳光誠，遭當地警方和黑社會野蠻毆打、關押。二○○三年，滕彪、許志永和俞江三位律師、博士，因公民孫志剛慘死於收容遣送制度下，上書全國人大，最終使罪惡的收遣制度取消，這是大陸律師有史以來從專業領域維護公共利益，取得成功的第一例。這無疑給了律師高智晟以啟發。高智晟反抗專制的無畏勇氣，律師身份，草根出身，較好的財力基礎，很少功利色彩，都是其他大陸人權人士所不同時具備的優良條件。這些都注定他將作為一個領軍人物活躍一定時期。

在恐怖政治下，勇氣往往比學識更重要。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大陸人權人士固有的圈子化色彩，以出身、受教育程度論知名度的劣象，不幸再次發生在「草莽英雄」高智晟身上。嫉妒，輕視，奪回輿論關注度等等心態，將高智晟排斥在圈子之外。白宮會見醜聞，終於將某些學者、作家排擠維權人士的事實公開化。雙方的猜忌、適應和磨合，需要時間和合作才能逐漸消除，並期望在自由主義觀念下達成共識。又譬如，法輪功遭受迫害有大量報道，作為局外人自費實地調查並公開表示提供法律援助，他是第一人。高智晟強勢但又不無孤單地打破大陸律師、記者、學者、作家不介入法輪功，集體保持沉默的潛規則，身體力行，捍衛宗教和言論自由。他走得更遠更決絕，也注定他更孤獨。高智晟的反抗，不僅僅為了反抗而反抗，包含著非暴力、寬容、溫和的理性情結，也不乏大氣、俠氣和被一些人譏諷的「傻氣」和「蠻氣」。高智晟的身上沒有因為膽怯、恐懼而生的冷漠，也沒有因為自我保護而有的傲慢。高智晟現象，不會因為被當局逮捕而減色，相反，當局的非法行為更強化了他的價值，引起國際社會與中國民間的強力反彈。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哀然而又典範的重大事件。

中國社會變革進入第二階段，尚在萌芽狀態。有待具有現代民主意識的民間思想家、哲學家和職業政治家的出現，為第三階段湧現職業政治活動家提供思想資源。這個過程不會很漫長。

二○○六年八月二十日

轉自《爭鳴》２００６年９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