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水:社會民主化的三階段性--兼論「高智晟現象」

(大陸)劉水

標籤:

【大紀元9月2日訊】以北京高智晟、滕彪、許志永等為代表的律師群體的出現,在中國民主化轉型過程中具有符號意義。律師群體集體以專業維護人權人士的面目出現,完全與民主牆時期的紙上(牆報、辦刊)民運迥然不同,又與八九民運的街頭民主相異。兩次民運累積的經驗和捍衛民主政治的觀念,經過六四屠殺之後十多年的沉澱、熏陶、嘗試,一批詩人、作家、記者、學者、律師、藝術家、受難者,被迫從體制內剝離而出或流亡海外。他們在自身專業的背景下,完成了最為痛苦的身份轉變,自覺成長為反傳統和反獨裁的精英。筆者一直以為,二十世紀初葉的新文化運動(一九一五年——一九二七年)為以後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提供了一個無良革命範本。中國知識分子走不出這樣的宿命:對傳統文化全面否定並意圖樹立民族復興的新樣板,但是,文化運動最終都被殘暴的政治運動所取代。文化與政治同構,同時彰顯著中國知識分子不能獨立的可憐,和政治強硬壓制社會的反動。

權力誘惑,簡直成為中國知識分子不願、不甘放棄的緊箍咒,哪怕被消解,被同化,被吸納,被淘汰,被消滅,依然前赴後繼。被招安的文化幹將與宰割國家大權的政治集團同流合污,一再反復。百無一用是書生。固然,嚴酷、恐怖的專制政治完全剝奪了知識分子的獨立生存空間,不僅是基本生存條件的喪失,重在獨立、批判陣地的失守,而中國文化和政治傳統中,質疑皇權和言論自由思想資源的雙重貧乏,使得知識分子依附政治的宿命感上升為內心認同的價值判斷:反抗天命是徒勞的。所以,窮經皓首科舉功名利祿,當官發財光耀祖宗,被視為世俗社會個人價值的最高層次。而知識分子天性與政治的不適應,歸隱山水又成為逃離專制政治的最好理由和方式。千百年來,逸世被當作文人騷客的最高境界。它很不好的一個結果是,批判精神和獨立意識距離中國知識分子越來越遙遠,實用主義的功利追求被當作理所當然。從總體上說,中國知識分子從來都沒有精神獨立和批判政治的輝煌時刻。

第一階段:人性的復活

縱觀世界上由專制社會走向民主國家的轉型過程,一般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如上文提到的詩人、作家、藝術家創新社會觀念。人文主義和人本主義作為人性的自然訴求,廣被社會各個階層接受,是這個階段的突出特點。十四世紀發端於意大利米蘭、羅馬、威尼斯等城市的文藝復興,緩慢然而又是非常頑強地跨越阿爾卑斯山,蔓延向歐洲腹地。歐洲國家後來普遍具有自由、平等的價值觀,進而走向民主國家,文藝復興的啟蒙功不可沒。而在中國,上世紀初以拋棄儒教、文言文,抵抗外侮,提倡白話文、進化論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具有歐洲文藝復興的特徵。唯一不同的是,西方現成的自由、人權意識傳承而來。五四運動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但她的果實被國共政權更替擊得粉碎。中共建政初期的「聯合政府」,短暫激起留存在大陸的知識分子的政治熱情,「反右」和「文革」徹底把他們打入十八層地獄,人格全面被閹割。一九七九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一九八四年的「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污染」和一九八六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可以看作第一階段的插曲。

一九八○年代,知識分子重新撿拾起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作業,以介紹、翻譯曾經被燒毀、封存的西方哲學、文學、藝術、戲劇、電影,作為啟蒙手段。這一群體往往被打上前衛、先鋒、另類,甚至反動的標簽。這一階段是人性復甦的時刻,固有的社會共產主義信仰遭到空前懷疑。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將政治民主化推向高潮。六四的影響力和六四一代的誕生,從此改寫了第一階段文化啟蒙的含義。言論自由是這一階段最大的政治訴求。知識分子不能專注於文學、藝術和學術,卻一代又一代頻頻觸礁政治險灘,文化人等同於政治人。術業不專。社會角色的錯位和模糊,是中國數千年專制社會特有的悲劇景象。第一階段中國已走了百年。

第二階段:從專業領域突破制度禁錮

第二階段。第一階段創新或者說引進的人文觀念,引起記者、律師、學者、思想家、哲學家的共鳴、參與,基於智力自信和專業優勢,他們油然產生社會責任感,自許為社會發言人。他們尋求從專業領域突破政治禁忌,維護個人和公眾權益。如果說第一階段的知識分子意識裡,或多或少還投射著專制思維的影子,又不乏理想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情結,濃重打上自發性、隨機性和浪漫主義色彩。那麼,律師、記者和學者等的加入,理性和專業色彩得到強化,他們理所當然成為第二階段的主要角色。現代技術和商業社會,提供了書寫和表達的極大便利,又使得他們普遍兼具多種身份。因此,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並沒有明顯的分際。

律師、記者、學者等專業人士,合理利用現制度下政治、法律和文化的遊戲規則,遵從專業屬性,堅守職業操守,從各自專業領域試圖突破制度鉗制和禁錮,介入個案,關注社會公共問題,完成了從「書齋」到「現場」的至為重要的身份轉變。他們遭遇的職業禁忌相對較少,職業的公共性明顯,所以更有社會普遍意義。他們的思想和觀點容易在社會傳播,彰顯公共權益價值,遭受打壓的風險降低。而不象書齋裡的異議作家,完全被封殺,作品不能進入大陸公眾視野,個人自由受到限制。現代社會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便利、高效的互聯網和通訊技術,它們將社會轉型的時間大大壓縮。

高智晟: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

律師高智晟的出現很有「橫空出世」的特點。他原本默默無聞。兩年來,密集介入「陝北油田案」及「朱久虎案」、廣州番禺「太石村案」及「郭飛雄案」和異見作家「鄭貽春案」;二○○五年十月十八日,高智晟律師公開為受迫害的法輪功呼籲,發表了《停止迫害自由信仰者改善同中國人民的關係——高智晟致胡錦濤溫家寶的公開信》。他的系列維權行為,很快引起舉世關注。又在最近,高智晟等維權人士二○余人,赴山東沂南公開聲援盲人維權者陳光誠,遭當地警方和黑社會野蠻毆打、關押。二○○三年,滕彪、許志永和俞江三位律師、博士,因公民孫志剛慘死於收容遣送制度下,上書全國人大,最終使罪惡的收遣制度取消,這是大陸律師有史以來從專業領域維護公共利益,取得成功的第一例。這無疑給了律師高智晟以啟發。高智晟反抗專制的無畏勇氣,律師身份,草根出身,較好的財力基礎,很少功利色彩,都是其他大陸人權人士所不同時具備的優良條件。這些都注定他將作為一個領軍人物活躍一定時期。

在恐怖政治下,勇氣往往比學識更重要。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大陸人權人士固有的圈子化色彩,以出身、受教育程度論知名度的劣象,不幸再次發生在「草莽英雄」高智晟身上。嫉妒,輕視,奪回輿論關注度等等心態,將高智晟排斥在圈子之外。白宮會見醜聞,終於將某些學者、作家排擠維權人士的事實公開化。雙方的猜忌、適應和磨合,需要時間和合作才能逐漸消除,並期望在自由主義觀念下達成共識。又譬如,法輪功遭受迫害有大量報道,作為局外人自費實地調查並公開表示提供法律援助,他是第一人。高智晟強勢但又不無孤單地打破大陸律師、記者、學者、作家不介入法輪功,集體保持沉默的潛規則,身體力行,捍衛宗教和言論自由。他走得更遠更決絕,也注定他更孤獨。高智晟的反抗,不僅僅為了反抗而反抗,包含著非暴力、寬容、溫和的理性情結,也不乏大氣、俠氣和被一些人譏諷的「傻氣」和「蠻氣」。高智晟的身上沒有因為膽怯、恐懼而生的冷漠,也沒有因為自我保護而有的傲慢。高智晟現象,不會因為被當局逮捕而減色,相反,當局的非法行為更強化了他的價值,引起國際社會與中國民間的強力反彈。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哀然而又典範的重大事件。

中國社會變革進入第二階段,尚在萌芽狀態。有待具有現代民主意識的民間思想家、哲學家和職業政治家的出現,為第三階段湧現職業政治活動家提供思想資源。這個過程不會很漫長。

二○○六年八月二十日

轉自《爭鳴》2006年9月號(//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相關新聞
國立空大變成數位空大 隨時隨地可上網上課
警方以「涉嫌誹謗」拘留異見作家劉水
異議作家劉水在深圳被警察帶走
異議作家劉水在深圳被公安帶走
如果您有新聞線索或資料給大紀元,請進入。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