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高爾基死亡之謎 (二)
【大紀元8月5日訊】
(三)高爾基死亡之謎
即便到了此時，這些黑箱中的迫害也並沒有影響高爾基在公開場合的表演，他仍然被邀請出席各類慶祝會和紀念會，與其他高層政要一起為斯大林站台。1935年2月，他出席布瓊尼第一騎兵集團軍十六週年慶典；同年6月30日，他又與羅曼。羅蘭一起站在紅場的主席台上檢閱體育大軍。
兒子的神秘死亡、看透真相的失落、被嚴密監控的壓抑和日漸加重的肺病，使高爾基的情緒落入谷底，在被封鎖的孤獨中，他經常絕望地喃喃自語：「我實在太疲倦了。好像他們把我圈在籬笆裡，我走不出去。我落在陷阱裡。進退不得！我不習慣這種生活……」羅曼。羅蘭在訪蘇時見到了高爾基，他在《莫斯科日記》中也記述到：「高爾基的眼睛中露出痛苦和恐慌的神色。」
高爾基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危險，在向斯大林陳述無效的情況下，他寫信給法國的詩人兼共產黨員阿拉貢，陳述自己的危險處境和悲痛情緒，請這位著名詩人馬上來見面。但斯大林早就下令嚴密地監控高爾基與外國作家的通信，特別是他與羅曼。羅蘭等人的通信，因為斯大林從一封高爾基寫給羅曼。羅蘭的信中瞭解到，作家對蘇聯現行的各種制度的不滿日漸明顯和加深，正在想方設法地要求會見外國作家。被秘密警察包圍的高爾基寫下的這類求救信，當然也無法寄出，而是通過內務部頭子雅戈達落入斯大林手中。正在指揮大清洗的斯大林，害怕高爾基一旦造反，必將危及他的統治和信譽，所以，斯大林責成雅戈達一定要好好看護高爾基。在秘密警察的看護下，高爾基的行動受到越來越嚴格的限制，他甚至看不到真正報紙，而只能看秘密警察通過拼版專門為他印製了一份報紙。
阿拉貢在高爾基死後寫到：「已經有兩個月了，高爾基不斷地叫我們去，而且一次比一次顯得急迫」。但有人勸阻阿拉貢不要急於來莫斯科見高爾基。所以，直到1936年6月15日，當詩人和他的俄國妻子到莫斯科之時，高爾基已經處於奄奄一息的彌留之際，雖然見了面，但高爾基已經無法說話。當時在蘇聯訪問的法國作家紀德也要求見高爾基，也被陪同他的秘密警察所延誤，沒能在高爾基生前見上一面。
1936年6月18日，高爾基去世。
圍繞著高爾基的死亡之謎，如同基洛夫被謀殺之謎一樣，一直有斯大林秘密下毒之說。但也像基洛夫之死一樣，無人能夠拿出確鑿的證據，因為斯大林已經毀滅了包括殺手們在內的所有證據。所以，只能根據一些現象進行推測：1，斯大林瞭解到高爾基對現政權的不滿日益加深，為了防止大作家在忍無可忍時突然向斯大林挑戰，還是從肉體上除掉更為保險。2，在高爾基死後，甘願充當斯大林的御用殺手的人，包括他最信任的克格勃頭子們，一個個死於非命。清除掉這些瞭解真相的人，顯然是為了殺人滅口。3，污蔑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等人合謀害死高爾基。4，在高爾基的最後十天裡，斯大林曾三次來到作家身邊。5，雅戈達領導的內務部裡建有毒藥實驗室。
1，斯大林要利用大作家的亡靈來作秀
高爾基死後，蘇臉媒體上最突出的主題是「斯大林是高爾基的最好朋友」。因為，斯大林還要繼續搾取這位「無產階級文學之父」的亡靈，利用「斯大林－高爾基的真誠而深厚的友誼」來滿足自己的權力需要：既要讓死去的海燕繼續高唱頌歌，又要借助大作家之死來繼續黨內清洗。
早在高爾基病危之際，斯大林就下令按照當年列寧病危時的規格，從6月6日開始，每天在《真理報》上發佈高爾基健康狀況公報，直到6月18日去世為止。
作家去世後，斯大林決定在紅場上為高爾基舉行了隆重的葬禮，斯大林親手捧著大作家的骨灰盒，後面跟著蘇共的政要。他還特意安排來訪的法國著名作家紀德在高爾基的葬禮上致辭，讓這位多次要求拜訪高爾基而不得的作家為高爾基的亡靈祈禱，也讓歐洲知識界看看蘇共對高爾基的尊敬。紀德在《從蘇聯歸來》中回憶到：當他榮幸地在紅場舉行的隆重追悼會的主席台上，與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楊等蘇聯領袖們站在一起，蘇聯政府還邀請他為高爾基致了悼詞。這對於一個左派作家來說，是何等的禮遇和榮譽呀！
在高爾基死後的第二天，三份主要報紙同時刊出參加過搶救大作家生命的三位醫生的三篇文章。《真理報》發表了斯帕蘭斯基的《高爾基一生的最後幾天》，《消息報》發表了列文的《最後幾天》，《文學報》發表了康恰洛夫斯基的《高爾基的最後幾天》。一望而知，文章的標題幾乎相同，內容也完全雷同，什麼高爾基是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和紅色蘇聯的忠誠僕人，什麼黨和政府一直對他關懷備至，作家能夠在病情早已惡化的情況下活了三年並從事創作，全靠黨和政府的無微不至的關心和愛。一個名叫葉法諾夫的御用畫家創作了大型油畫《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在高爾基病床前》，描繪國家領導人對高爾基的關懷。這一「傑作」自然獲得了「斯大林獎金」。
高爾基身邊的人員還特別突出大作家對「斯大林憲法」的讚美。回憶文章的作者一律宣稱：在高爾基患病期間，斯大林曾經把載有新憲法草案全文的報紙寄給作家，新憲法使身患重病的高爾基欣喜若狂，他甚至不讓護理人員為他朗讀，而非要讓護理人員把那張報紙放在枕頭下，為的是自己要親眼看完，哪怕每天只讀幾段。
看看這幾段完全雷同的回憶，就會對斯大林如何利用高爾基的亡靈有更細節化的瞭解。
布德別爾格回憶道，高爾基看了新憲法草案後說：「咱們老在這裡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疾病）周旋，那邊，大概石頭都高興得流下淚來。」
醫生斯帕蘭斯基回憶道，自從接到新憲法草案後，重病中的高爾基總是激奮地談論新憲法，「雖然氣喘吁吁，有時說話不得不停頓下來，但還是不斷反覆地談論……『瞧，我和你們老在這裡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周旋，要知道，現在國內，也許石頭都在歌唱哩。』——他不止一次地對照料他的人員說。」
另一位在高爾基死前的幾個月拜訪過作家的馬爾沙克回憶說，斯大林是在作家死前4個月的2月12日把憲法草案寄給高爾基的，高爾基看過後對馬爾沙克說：「瞧，這個小冊子超過我們寫的全部東西，……這是一個具有巨大爆炸力的文件。」
這一切對高爾基與新憲法的回憶，全部源於斯大林極為看重這部憲法，把它視為個人的偉大功績——俄羅斯歷史上和無產階級革命史上的偉大創舉。而事實上，從1935年開始，高爾基已經處在「軟禁」狀態，他的行動受到嚴格的限制，他要見的人和想來見他的人都要經過「秘書」克留奇科夫的審查和允許。就連高爾基每天看的《真理報》都是假造的。在高爾基臨終前的十天裡，斯大林三次親臨作家的住所，第一次就趕走了包括雅戈達在內的所有人，除了他自己可以隨便來看高爾基之外，他只派了一個名叫切爾特科娃的護士看護高爾基，要求她寸步不離，而不允許其他人再靠近高爾基。
據這位從6月8日-18日晝夜看護病人的護士後來的回憶說，她從未見過布德別爾格或斯帕蘭斯基敘述的事情，每天都在與死神搏鬥的高爾基，沒有見過新憲法。
1938年6月，大清洗進入高潮之時，一本名為《海燕——馬克西姆。高爾基的生卒》一書出版，印數三十萬冊。作者米哈伊爾。科裡佐夫是著名記者、《真理報》編委、《星火》畫報創始人、《鱷魚》漫畫巡刊編輯，他還是科學通訊院院士，最高蘇維埃代表。他與高爾基的關係非常親密，一起編過雜誌和多種叢書。這本高爾基傳的主題是：作為列寧的最忠實繼承人的斯大林，也繼承了革命領袖與無產階級大作家的動人友誼。繼列寧之後，斯大林成為高爾基的最好朋友，兩人之間有著熾熱而有效的友誼。作者寫道：「作為高爾基家的常客，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這裡常常坐到深夜。」「高爾基作為斯大林的老戰友，作為他的老朋友，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祖國，列寧、斯大林、高爾基三人的這一友誼也已經成為反映我國將近半個世紀的文化的歷史事實。」書中甚至公開談到，高爾基父子都是被托洛斯基和布哈林指使雅戈達招募來的醫生列文等人謀害的。
但是，《海燕》出版半年後的12月17日，這位作者也被逮捕，之後便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地人間蒸發了。
2，斯大林還借高爾基之死進行新一輪大清洗。
「死亡政治」是人類文明的變態，卻是所有的獨裁體制的常態，即著名人物的死亡常常伴隨著凶險而殘酷的權力格鬥。縱觀漫長的獨裁製度史，共產極權的野蠻實乃前無古人，其「死亡政治」也更為殘酷。在前蘇聯，列寧之死引發斯大林與托洛斯基之爭，基洛夫之死變成斯大林清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集團」的藉口，高爾基之死也不例外。
高爾基的死亡像基洛夫之死一樣，既充滿令人困惑的謎團，又被斯大林解釋為罪惡的政治謀殺，是由「資產階級的走狗和間諜」、「法西斯敗類」、「社會主義革命的叛徒」、「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共同策劃完成的。具體而言，謀殺高爾基是「托洛茨基—布哈林右派集團」的龐大陰謀的一部分，由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和在國內的布哈林的合謀策劃，在國內由雷科夫和雅戈達直接操縱，由安排在高爾基身邊的秘書和醫生執行。他們先用謀殺作家的兒子來打擊高爾基，接著又借高爾基身體的每況愈下謀殺了作家本人。而謀殺高爾基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推翻斯大林，如果這個陰謀不被揭穿，下一個謀殺的目標就是斯大林本人。所以，高爾基死後，他的秘書克魯奇科夫立刻被捕，幾位醫生也被相繼失去自由，大作家的別墅被多次徹底搜查，秘密警察甚至把土豆一個個切開，尋找他們需要的材料。
高爾基死後兩個月，1936年8月19日，在莫斯科審判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等人；1937年，斯大林開始清洗布哈林等黨內元老和作家們，1938年3月，對布哈林、雷科夫等人進行了第二次大審判。在兩次大審判前，斯大林都曾許諾：只要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等人在審判中公開認罪，就可以免於一死。這些非常瞭解斯大林的「戰友們」居然相信了，承認了所有被誣陷的罪行，布哈林還出賣了幾十個學生，並以惡毒的語言進行自我羞辱。而暴君是不會遵守承諾的，違心認罪的布哈林等人全部被處死。
據出席過此次大審判的蘇聯作家愛倫堡的回憶：布哈林等大多數被告已經失去了個人意志，完全處在任人擺佈狀態，一個個精神委靡不振，消極待斃。特別是布哈林，一反思維敏捷、言辭犀利的常態，而只是機械性背誦早已準備好的認罪台詞。由此愛倫堡猜測，很可能克格勃頭子葉若夫利用「藥物」或其他極端手段才獲得被告的口供。至少，布哈林的交代和認罪，是在審訊人員發出要殺死其妻子與剛出生的兒子的威脅之後。
斯大林是玩弄權謀的高手，大清洗使他的權力得到空前鞏固之後，他又要用祭奠死人來收買人心。他一面利用俄羅斯的偉大詩人普希金百年祭日來籠絡知識分子，一面把大清洗的主要罪責栽贓到他的忠實打手秘密警察的身上。
像當年籌辦高爾基誕辰慶典一樣，蘇共中央成立了普希金百年紀念活動的專門委員會，由政府高官、作家和研究普希金作品的專家組成，紀念活動的序幕是出版了各類研究專著，盡量把普希金與現政權聯繫起來，如《普希金——我們的同志》，《普希金的遺產和共產主義》等書。重頭戲是在克林姆林宮的大廳舉行紀念活動的籌備會議，斯大林等高官悉數出席。據受邀出席紀念會的作家楚科夫斯基的日記記述：斯大林的出現令整個大廳沸騰起來，「我四下張望，所有的人都是一副迷戀、溫和、表現高尚精神和露出笑意的面容。看見他——不過是看見而已——對於我們大家來說，這是一種幸福。傑姆琴科老是在跟他說點什麼，我們大家都很嫉妒，但又很羨慕——她太幸福了。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體味著他的每一個姿勢。我甚至認為自己從來就不具有表露這種情感的天分。當人們向他鼓掌，他掏出一塊（銀白色的）表，含著迷人的微笑向大家展示時，我們都不由自主地低語起來：」表，表，他讓我們看表了。『後來，散會離開的時候，我們大家在存衣室旁邊又回想起這塊表來。帕斯捷爾納克不住地低聲對我說些讚歎他的話，……我和帕斯捷爾納克一起回家，兩人都沉醉於歡樂之中。
先讓秘密警察清除掉政敵，然後再清除掉最瞭解大清洗內幕的秘密警察，並從中挑出幾個替罪羊來安撫人心，是斯大林的一貫做法。斯大林先把高爾基之死栽贓到托洛斯基、布哈林和雅戈達等人身上，讓葉諾夫代替雅戈達出任克格勃頭目，而雅戈達、高爾基的秘書和醫生等人都被槍決；繼而，為了緩解大清洗造成的普遍不滿，斯大林又把37年、38年的大清洗栽贓到葉諾夫身上。1938年11月，蘇共中央作出緩和鎮壓運動的決定；12月，葉諾夫被解職，39年秋被捕，40年夏被處決。
毛澤東在還未奪取全國政權的1940年代，他拒絕斯大林在中共內的代理人王明，卻在割據地延安搞出了斯大林式黨內清洗的中國版，發動「延安整風」運動。與斯大林一樣，毛澤東的整肅也是針對黨內異見者和知識分子，張國燾和王明是黨內異見的代表，被控為「托派」的王實味等人是知識界的代表。而且，毛澤東學習斯大林式的秘密警察方式，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超越。斯大林主要依靠「肉體暴政」，毛澤東則是雙管齊下，除了以白色恐怖從肉體上征服之外，他還要從靈魂上征服——通過大規模群眾運動來實施「精神暴政」。他讓被整肅者接受黨內會議和群眾大會的羞辱，從尊嚴上人格上精神上摧毀對手。1949年中共掌權之後，發動群眾的大清洗貫穿於毛澤東統治的二十七年，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幾乎從未停息過，直到大浩劫文革進行了十年之後，毛澤東的自然死亡才使中國走出了大規模政治清洗的時代。
結語：知識分子與暴君為伍的教訓
高爾基，中國知識分子大都耳詳能熟的著名作家，由一個「不合時宜」的獨立知識分子，變成了「太合適宜」的御用文人的現身說法，為所有獨裁製度下的知識分子提供了深刻的教訓。
無論是出於觀念上的糊塗，還是出於人格上的懦弱，在與極權制度的合作上，越是大知識分子就越可能成為獨裁者的大幫兇大幫閒大花瓶，前蘇聯如此，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亦如此（如郭沫若等），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也好不到哪兒去，許多毛時代的「右派」變成了鄧時代的郭沫若（如費孝通等），鄧時代的開明派又變成了江時代的「穩定派」。物理學家錢學森是縱貫毛、鄧、江各個時代的三朝古董級花瓶，每個時代都受到獨裁者們的特殊寵幸；中國的人大和政協，就是執政黨用來收買社會名流的制度化機構，專門供養大幫兇大幫閒大花瓶。
雖然，鄧時代和江時代的知識分子，不像毛時代的那樣馴服，但是，中國知識群體的質量還是無法與前蘇聯的知識群體相媲美，人家有索爾忍尼琴和薩哈洛夫，我們呢？
國內知識界流行「顧准熱」時，出版過一本《顧准全傳——拆下肋骨當火把》。作者居然還好意思宣稱：「顧准一個人的不屈人格洗刷了整個中國知識界的恥辱。」不錯，在血腥而愚昧的毛時代，無論是聖女林昭的壯烈殉難，還是堪稱偉大的睿智顧准的人格，他們的倒下和長期被遺忘，比如，林昭反抗暴政的偉大行跡，直到最近幾年才引起知識界的關注；顧准的思想和人格，也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被重新發現，非但洗刷不了中國知識群體的恥辱，反而只能加深我們的恥辱。林昭和顧准作為知識個體的高貴，恰恰反襯出中國知識分子整體的弱智、膽怯、猥瑣和下流。只有當我們能夠在他們的墳墓的面前長跪不起、真心懺悔之時，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他們留下的精神遺產，才能在強權高壓下挺直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智慧。
《克林姆林宮秘史》的兩位作者說：「如果偉大是依據所殘害的人數和征服的領土多少來體現的話，那麼1945年的斯大林，在現代歷史上最偉大的謀殺者中，其聲望之隆僅次於希特勒一人。斯大林的成就多，只有他的錯誤可與之等量齊觀。僅僅在幾年的時間裡，他就殺死了大量農民，並利用農民的屍骨製造了歐洲最為龐大的戰爭機器，足可與納粹德國相匹敵。此後他又血腥地消滅了軍隊中的核心指揮層，阻礙了軍事技術的發展和創造，並在瘋狂般的政治和社會『清洗』中屠殺了數以百萬計的忠誠支持者、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和工人。他與希特勒共同瓜分了東歐，把大片領土連同生活在那裡的數百萬居民一起並入蘇聯。」
與斯大林這樣的暴君相處，很少有人能獲善終，黨內的高官如此，社會名流亦如此。綜觀高爾基與斯大林的關係，他作為斯大林的最高級花瓶，其生死都服務於暴君私利的最大化。
我只能慨歎：可憐的高爾基標示著可憐的無產階級文學！
不知為什麼，在寫作此文的過程中，我不斷地想到巴金老人，現在，這位百歲老人終於解脫了，帶著他未能兌現的「說真話」和「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心願，也帶著中共恩賜的「人民作家」的榮譽和王蒙等人給予的「旗手」美譽。巴金去世之前，自從1999年以來，在上海一座著名的醫院中的某一間特護病房內，躺著中國文壇僅存的所謂泰斗。這位說不出話、認不清人、手不能動、足不能抬、食不能進、排泄失禁的「人民作家」，基本處於植物人的狀態，也許連痛苦都感覺不到了，媒體上卻說，巴金對前來祝壽的高官還能以微微點頭來表示謝意。據說，每天用於維持巴金生命的費用則高達三萬元左右，而這對於正在經濟騰飛的大上海來說，肯定是一筆小錢，為了炫耀代表「先進文化」的姿態，獨裁黨肯定不會在乎。
病夫治國，乃獨裁國家的獨特景觀。想當年，毛澤東連話都說不清了，但通過對口形，毛仍然具有一句頂一萬句的權威，主宰著數億人口的大國。巴金的晚年，病得比老毛還重，也仍然是「娼優所蓄」之文壇的名義領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許多歌功頌德的大戲還需要他的榮譽出場。比如，每年的生日，這位「文壇泰斗」又在家人和醫護人員的精心侍侯下，接受來自獨裁權力和文壇戲子們的虛假膜拜，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特別是中小學生們的祝壽。2003年，全國同賀巴金百歲生日，巴金被授予「人民作家」的榮譽稱號，溫家寶總理親臨病榻前探望。
在中國，統治者與著名文化人之間的統戰遊戲古已有之，從先秦諸君主豢養大堆食客就開始了。中共是此傳統最具有創造力的繼承者，玩得既得心應手又殘酷無情，一點也不亞於斯大林統戰高爾基。如何玩，全看中共的政治需要，需要點綴時就是價值連城的古董花瓶，擺放在高高的醒目之處；而不需要時就是一堆碎石爛瓦，棄之於無人荒野。當中共眼中的巴金還有利用價值之時，他的親人就一定要精心地守候和看護，生怕稍有不慎摔成碎片——哪怕這只古董的內在價值早已死去！
據說，在巴金的頭腦還間或清醒之時，他曾數次請求安樂死，但是，黨不答應，家屬不答應，熱愛文學大師的人們不答應，幾經交涉，巴金經不住人們的極力挽留，只好服從比他個人的痛苦更宏偉更高尚的大道理。2002年的兩會，雖然巴金遠在上海的病床上，卻仍然被北京人民大會堂裡的代表們選為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把植物人欽定為國家領導人且全力維持巴金的心跳的中共當局，繼續讓整個中國付出「心死」的道德代價。（2006年6月10日於北京家中）◆
《北京之春06年8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