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雅:陳伯達與毛澤東、林彪的關係

——陳曉農談父親二三事

陳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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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4日訊】陳小雅:陳曉農,你好!今年正逢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40週年,毛澤東逝世30週年,也剛好是你60歲——一個甲子的輪迴。在這樣一個時間裡,我相信,你對自己的人生會有很多的感歎;對那場你父親也曾參與,然後又被它打倒的、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災難、也給你自己的命運帶來「戲劇性」轉折的事件,會有很多的反思。你去年出版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已經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歷史資料,但讀者還有一些感到不滿足的地方。譬如,關於陳伯達的人格;陳伯達三十年代首倡的「新啟蒙運動」,究竟是怎麼回事?又譬如,你父親和林彪、四人幫被當作了三十年前的那場浩劫的責任承擔者,而在林彪集團那裡,一直極力撇清與四人幫的關係,你本人似乎也認為陳伯達與林彪集團不存在「結幫」的關係……諸如此類問題,作為讀者和歷史研究者,我很想聽聽你對這些問題的解釋。當然,我更感興趣的是,作為人子,你對你父親有一個什麼樣的看法?這些看法,前後有沒有什麼變化?在你的心目中,父親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鐵血黨紀與基督教哲學雙重鍛造的人格

陳曉農:陳伯達仍有舊式知識分子身上常見的一些弱點。譬如他懦弱、古板,性格木訥,拙於口才。一些寫批判文章的人譏諷他「像個腐儒」,可說他「同誰也合不到一塊兒」,卻不盡然。父親不會籠絡人,也從來沒有提拔過跟前的人。但他平等待人,盡量按情理解決問題,這就能團結人。毛澤東晚年批判父親時,說他是「北京軍區華北地區的太上皇」,那當然是誇張之辭,但也說明他並非落落寡合之人。他在處理有關問題時,能聽取當地領導人的意見,努力平息紛爭,穩定局面,使生產較快恢復和發展,儘管其工作也難免有缺點錯誤,但正如北京軍區原政委陳先瑞在回憶中說的:「陳伯達來河北,基本解決了河北安定團結的問題,使河北省順利成立了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如果這算問題,那不是自己否定自己嗎?」(見舒雲《九屆二中全會後的李雪峰》)。所以,父親是在不經意間團結了人,由此引起一些人的不安,是他想不到的。

從對待人生的態度來說,父親除了受到黨的紀律教育和革命人生觀教育,也曾受到過基督教哲學的某些影響。他對於厄運,頗能逆來順受,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聖經和中國儒家的影響。他年輕時在教會學校教過書,解放後又重讀過聖經。耶穌在《登山寶訓》中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裡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父親在有些事關大局的問題上能獨出己見,譬如,在主張「百家爭鳴」,提出「電子中心」論,反對「血統論」,提出「反九大」的生產力路線……(詳見陳小雅採訪錄《無所逃而待烹,勇於從而順令——陳曉農談父親陳伯達(節選之一、之二)》、)表現出倔強的一面,但其性格裡也確有軟弱、服從的「迂」的一面,這正是舊知識分子性格上的矛盾處。中國儒家也強調服從、順從。宋代張載的《西銘》,很受程顥、程頤和朱熹的推崇,被很多文人當作座右銘。解放初,父親因二十多年沒用毛筆,重練毛筆字,此時他把《西銘》全文抄寫了一遍。《西銘》中有這樣的話:「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將明知要被晉獻公處死卻不逃走的申生,和甘願被聽信讒言的父親放逐的伯奇,視為道德的典範。《西銘》結尾的話是:「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其以順從為人生准則,與耶穌的精神是一致的。父親在代人受過、被強加罪名時,很少為自己分辨,而總是逆來順受,為顧全大局而忍辱自污。他1980年在監獄裡對工作人員說:「我的精神、肉體,都是屬於黨的。黨對我怎麼處理都行。」( 見蕭思科《超級審判》下冊630頁。)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上述人生哲學的影響。

陳小雅:我注意到陳伯達說過,聽天由命,「黨就是我的『天』」,黨怎麼安排,他就接受怎樣的命運。這裡,令我非常感歎的是:所謂「君臣關係」,並非完全是一方面強加給另一方面的,而是雙方在一種共同認定的政治倫理規則內互動的結果。有這樣的臣,固然因為有那樣的君;而有那樣的臣,年深日久,也必然有那樣的君!有這樣的黨員,也就有這樣的黨。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這個看法?我讀葉永烈寫的陳伯達的傳記也好,讀你編輯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也好,總有一種感覺,他和毛共事的時候,人性總是得不到舒張,而他和所謂「林彪集團」搞到一起去——儘管你否認這種描述——以後,人性是舒張的,他的人格似乎也變得無畏和勇敢些,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看法,而原因又是什麼?

陳伯達為何出任中央文革組長?

陳曉農:說到父親和林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關係。父親說過,他與他們幾位是工作關係,沒有太多的接觸。

陳小雅:我聽邱會作的兒子說,他們家原來有一幅你父親題寫的大掛軸,每個字都有小臉盆那麼大,內容是:天地馳驅客,英雄清靜身;留心千古事,不厭一寐塵。

邱路光說,他那時還不知道「寐」字怎麼讀,所以讀成「床」字。廬山會議陳伯達倒霉後,他不得不把這幅字撕了。但那木軸的質地很堅硬,他用斧子劈也劈不斷。

陳曉農:我問過我父親對他們的印象怎麼樣。父親說:「林彪說話不多,他生活好像很簡單。有一次我有事去他那裡,見他一個人在過道吃飯,飯菜很簡單,也沒有人陪他。」「黃永勝他們幾位,我覺得都比較老實。他們和我議論過江青、康生、張春橋。有一次黃永勝說,康生這個人,血壓那麼高了,還在忙著整人,連命都不要了。那時候有一種感覺,要搞倒我,主要是江青和康生。我後來寫過一份材料,我說真正的四人幫是康生、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是這四個人。過去說王、張、江、姚,其實,除了那三個,另一個應當是康生,而不是王洪文。」

最近我看到程光《1970年廬山會議背景的研究》,裡面有一些新的事實。作者寫道:「陳伯達一直擔任中央文革組長,為什麼倒是他主動『停止』了中央文革的活動?為什麼江青等人對陳伯達有著近乎『刻骨』的恨?這些費解的事一經點破內幕,頓時令人恍然大悟。陳伯達即便作為『徒有虛名』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也不能為江青所容,多受江青等人排擠打擊,曾幾次流露出不想再干的念頭,都被林彪勸止。『九大』前很早的時候,林彪對想辭去中央文革組長一職的陳伯達說:」你不佔住這個位子(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她(江青)就會上去,禍害的人會更多。『「父親一直想辭職,卻未能有個了斷,看來重要的原因是林彪對他辭職進行了勸阻,目的是為了不讓江青的圖謀得逞。我覺得林彪和父親在防止江青等人篡權的問題上有些意見交流,是正當的。在這個問題上,父親同周恩來也有所交流,在《陳伯達遺稿》第115頁中已有記錄。這是在特殊情況下為了大局而同兩位主要領導人進行的工作交流,而並非在搞私人同盟。

至於陳伯達與林彪沒有結盟關係,我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提出了幾點證據:其一,是九屆二中全會上「稱天才」的語錄,不是事先準備好的,是臨時讓秘書找的。會上唯一違反常規的事情,是「揪張春橋」,但那是汪東興提出來的。其二,至少在華北,陳伯達的行為被民間看成是與林彪對立的。其三,廬山會議毛澤東發動「批陳」以後,林彪曾對其下屬說,「錯誤要往陳伯達身上推,強調上當受騙。」林彪的下屬們果然照辦了。(見蕭思科《超級審判》下冊630頁。)如果有同盟關係,不應有這種落井下石的事。其三,「九一三」事件後,在一系列批林材料中,是毛澤東親自將「林陳反黨集團」改為「林彪反黨集
團」。

陳伯達與毛澤東的關係:為帝王師?

陳小雅:我在讀葉永烈寫的陳伯達的傳記時,覺得主人公有一種「為帝王師」的舊式知識分子情結,你認為有沒有?是不是作家對他的行為詮釋傳達了錯誤的信息,或者我這個讀者有一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陳曉農:這個問題我沒有細想過,但我覺得「為帝王師」可以說是儒家的一個傳統。孔子、孟子都是「帝王師」,他們的弟子以及再傳弟子自然也都是要「為帝王師」的。接近帝王的,可以直接對帝王進行說服開導,不能接近帝王的則以其策論、奏章等間接對帝王進行開導。儒家是主張積極參與政治的。本來,政治乃天下之公器,人人可以過問。但是中國的實際情況是,一方面幾千年來都是中央集權制,政治決定權高度集中,這本來也是儒家的主張;另一方面儒家又鼓勵士人參與政治,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則」;結果,參與政治,「治國平天下」的最佳方式就是「為帝王師」了。從這一點來說,「為帝王師」是普遍現象。但我感覺父親雖然沒有完全擺脫儒家的影響,但總的來說,他只是「記室」,也就是秘書,而不是「帝師」。有人把他和陳佈雷相比較,是有些道理的。陳佈雷也只是「記室」,而不是「帝師」。

哥哥陳曉達自殺原因:失戀還是工作失誤?

陳小雅:關於你哥哥陳曉達自殺的原因,你能不能談一下?你父親對他和李敏的戀愛持何種態度,生活中有沒有流露過支持或反對的意見?你認為陳曉達是因為失戀而自殺,還是因為工作失誤而自殺?

陳曉農:這件事我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已經寫過了。我父親那時很忙,而且我哥哥與李敏來往最多的那個時期,即1958年冬和1959年春,我父親不在北京。他那時正在福建和廣東的農村搞調查,所以他是在他們分手後才知道情況的。那個年代,青年人談戀愛,不會先向大人聲明是在談戀愛。我哥哥自小與李敏熟悉,他們有來往本來是自然的。至於我哥哥自殺的原因,我在書裡也談了,我認為是多種因素的結果。

我哥哥小時候是個任性的孩子。中國民主法製出版社的《先驅者的後代》,有篇講陳昌浩兒子陳祖濤的文章,裡面有這樣一段:「飛機就要起飛了,陳伯達和他愛人也在送行人的行列中,陳伯達的兒子小老虎(陳小達)被保姆抱著在飛機上玩耍,無論如何不肯下來,並且大哭不止。最後周恩來只好說,那就都去吧。就這樣,飛機載著四個小夥伴,孫維世、陳祖濤、高毅、陳小達起飛了。」父親也說起過這個情況,可見哥哥的任性。前兩年,哥哥在蘇聯時的一個同學跟我說:「你哥哥學習非常好,他得了金質獎章。極少有人能獲得金質獎章。他後來又順利考上了莫斯科大學。」哥哥的人生道路太順利了,任性而又順利,這使他在連續的挫折面前失去了承受的能力。

文革中的父子來往

陳小雅:以前我們談過,你父親在你的教育、升學與擇業問題上的干預。下面,我還想請你談談你們父子之間的交流情況。父親經常對你有指導嗎?文革大潮中,你們有什麼交往?

陳曉農:文革前,父親在外地出差的時間往往比在家裡的時間長,所以很少有與子女交談的時間。偶爾談話時,他也從來不跟我們談政治,更不讓我們看他桌子上的文件,不像有些高干,隨便把文件拿給子女看。(詳見陳小雅採訪錄《無所逃而待烹,勇於從而順令——陳曉農談父親陳伯達(節選之一、之二)》。)

我一生只收到過父親的三次信,都是我去內蒙後寫給我的。其中1966年7月我因公回京,在離家與同事會合將返內蒙時,父親寫給我的一封,已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引用過。原文如下:

小農:聽說你明天要回去,今天下午七時來看你,不遇,甚憾。你繼續到下面去,很好,很好。要真正向貧下中農學習,作一個普普通通、老老實實的勞動者,並且要隨時拿這一點來考察自己,不斷教育自己。要拜群眾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不要經常以為自己是一個什麼幹部的子弟,就覺得自己有點特殊的樣子。黨和人民把你養成人了,此後一切,每時每刻,都是要想怎樣才能報答黨和人民的恩惠。個人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是最最害人的東西。永遠永遠不要讓個人主義盤踞你的腦子,這樣,才能看得寬,看得遠,才能前進,才有前途,才會使自己成為人民血肉的部分。不管怎樣,我們總只是群眾海洋的一滴水。我本人也有缺點,決不能學。但是我總認為,我的生是屬於人民的,為人民而生,為人民而死,這是毛主席的教訓,黨的教訓,希望你永遠記著。

匆匆祝路上平安爸爸 七月二十日下午八時

還有兩封,是我1965年8月到農村以後時間不久收到的,其中9月22日的信內容如下:

小農:你以前來的兩次信,都收到了。你給嶺梅的信,也看過了。我和媽媽最近都有些事,遲遲未復,讓你心裡著急,這是我的不是。

你決心到鄉里去做普通勞動者,這是值得高興的事。一個年青人,如果不同勞動群眾打成一片,熟悉群眾的各種事項,知道他們的心,而同群眾格格不入,將來是不能有所成就的。

希望你在勞動方面多多注意,要學習各種技能。睡覺最好要有八點鐘時間。這樣,對勞動和其他工作,都會做得更好。如果睡覺太少,第二天精神不佳,就必然會影響勞動和其他工作,實際會降低質量。對這點,如有機會,可同領導者和同志們商量一下,看看怎樣辦才有利。

初到鄉村,一切不熟悉,當然會有些困難,但持之有恆,困難可以逐步克服的。家裡一切都好。媽媽有病(幾天內可好),近日到醫院住,所以不能給你回信,但她是很關心你的。小英考上了護士,很高興,嶺梅,弟弟,都好,請放心。有些事,由嶺梅給你寫詳細點,我不多說了。祝平安!

此信發出後,10月9日叔宴媽媽給我寫了信,父親又在該信後面附寫了以下的話:

小農:媽媽的話說得很對,你要記住。遇事要有耐心,要安靜思索,要同群眾商量,有什麼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熟悉群眾,熟悉勞動,不論在什麼條件下都要很好地生活下去,堅持下去,就會成一個有用的人。

匆匆,祝好!

父親在信中表示支持我到農村去做一個普通勞動者。他知道我遇到了一些困難後,鼓勵我克服困難,努力堅持下去。

然而,一年後,文革開始了。因我的身份是公開的,總有人做文章,我難以應對,我的身體也不好,有高血壓,於是我向內蒙古安置辦公室提出希望更換勞動地點,將身份保密,得到了同意,可當時的混亂局面使事情無法落實。1967年冬,我向父親秘書王保春談了情況,他安排我先到醫院檢查治療,就和父親商量讓我到工廠去當工人。起初委託天津的同志幫安排,沒幾天,受委託的同志被江青點名打倒,父親只好轉而委託李雪峰同志幫助在石家莊安排。

唯一的一次「走後門」,為的是去當工人

陳曉農:1968年初的一天,父親領我去了李雪峰家。父親對李雪峰說:「麻煩你安排他到工廠當個工人。絕對不要讓他當幹部。讓他當個學徒工,從學徒做起。」這樣,我就到石家莊製藥廠針劑車間當了學徒工,學徒期是兩年半。1970年父親倒台後一個月,正是我學徒期滿轉為一級工的時候。從此我就與父親失去了聯繫,直到1979年12月才有了第一次探監的機會。

我在工廠時,身份是保密的。父親倒台後,1970年底,省裡已將我的情況通知廠裡,但表面仍一切照常。那時,父親的一個秘書、原8341部隊幹部繆俊勝給我寫過信,告訴我不能回家,信裡沒有解釋任何原因。1971年新年過後,我很苦悶,不知究竟出了什麼事,想自己回家看看,就跟班組領導說了。車間書記馬上找我談話,說省裡通知,我不能離開石家莊,並說這樣做是對我好。我才明白父親完全倒了,而且倒得很奇怪,很神秘。10月份傳達林陳反黨集團文件後,廠領導和軍宣隊負責人找我談話,說我的身份公開不公開由我自己決定。我想這時候了,不公開別人也都知道了,還有什麼必要,就在車間會上公開了身份。一些朝夕相處的工人直到此時才知道我的情況。

……

父親平時說他是個「小小老百姓」,他對子女當然也這樣要求。他倒後,「小小老百姓」這句話也被人加以種種罪名。其實,這句話不過是吐露了他希望離開官場,過百姓生活的心情。他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言,說自己是「劉盆子」。「劉盆子」是東漢末年一個放牛娃,因是皇室遠親,被起義軍強拉出來當了傀儡皇帝。父親自比「劉盆子」,以表明接受任職的不得已。

父親本人尚且不願滯留官場,又如何肯讓子女再入官場呢?父親平生沒有為任何親屬謀過一官半職。專案組調查了多少年,也沒查出他謀私利、用私人的證據,他的所有本家親屬都是老百姓,只不過他曾走後門為兒子謀過一個學徒工的位置。

一個人總有他的本色。就像許世友征戰幾十年仍在多方面不失僧人本色一樣,父親為中共中央服務幾十年也仍持有書生本色。

欲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

陳小雅:從陳伯達一生的行為軌跡看,他確實實現了儒家倡導的信條: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陳曉農:作為書生,父親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福建讀書人自古就有亦官亦民、棄官為民的傳統,官民界限看得淡。朱熹為閩學的開山祖師,一生多次棄官為民。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父親的書法即取「仲晦」為筆名。明代泉州人李卓吾,別號李溫陵,也是棄官為民。清代主持泉州清源書院的陳壽祺,是父親曾祖父的老師,也是辭官講學者。父親希望像前輩鄉賢那樣回歸民間,即便得不到許可,也自視是百姓,與其自小所受的文化熏陶不無關係。

我下鄉前,1965年春夏間,父親對全家人說過,他正式向中央提出過下放的請求,但沒有得到批准。父親晚年說:「毛主席知道我想離開,想了很多辦法留住我。他提出辦《紅旗》雜誌,也是想留住我。」

所以,在五十年代後期,父親提出過下放的請求。六十年代,他又提出過退休的請求,受到了劉少奇的批評,《陳伯達遺稿》第142頁有父親對此事的記錄。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父親覺得累了,想換個環境或退休為民,應當是不難理解的。

陳小雅:據你看,陳伯達提出下放也好,退休也好,是因為什麼原因?

陳曉農:我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曾述及他在建國前後起草過《七大政治報告》、《共同綱領》、《憲法草案》、《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等重要文件,以及他第一個提出在文化科學上應實行「百家爭鳴」的方針;第一個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問題」(毛澤東在「人民內部」後面加了「矛盾」二字);以及在八大決議中提出發展生產力是首要任務,即所謂的「唯生產力論」;等等。

據近來看到的材料,父親還第一個提出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經濟上應實行「國家資本主義」(見《黨的文獻》1989年第5期所載劉少奇1948年9月13日講話《關於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問題》)。這個政策對五十年代初迅速恢復和發展經濟起了重大作用。

總之,父親的工作量很大,為完成這些工作他已瘁心竭力,疲憊不堪,所以希望休息。一般人都知道軍人征戰不易,較少想到文政同樣艱難。正確的內外政策和根本大法,對於新政權的穩固至關重要,所謂「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

陳小雅:除了「疲倦」,還有沒有失望的成分在其中,覺得若不能實現理想,不如退而「獨善其身」?我知道,他年輕時代是很有雄心壯志的,譬如他給自己取的筆名叫「伯達」,實際上是斯巴達克思的音譯;他還發起過三十年代轟動全國的「新啟蒙」運動,你能否向讀者介紹一下這個被歷史湮沒了的「鏡頭」……陳伯達如果對照他的晚年,是不是距離這些理想目標太遠了?

陳伯達首倡的三十年代「新啟蒙運動」

陳曉農:關於新啟蒙,應由歷史學家根據原始文獻來研究。概括地說,新啟蒙運動有兩大主題:抗日和民主。其綱領是「繼續並擴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啟蒙運動,……喚起廣大人民之抗敵和民主的覺醒。」(見陳伯達《哲學的國防動員》1936年9月10日)

新啟蒙運動主張團結文化界一切忠心祖國的分子,組織救亡民主的大聯合,號召「組織全民族的抵抗,來挽救民族大破滅的危機」,並強調民主和思想自由。我父親在《哲學的國防動員》、《論新啟蒙運動》、《我們還需要「德賽二先生」》、《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無罪》等文中對新啟蒙運動作了論述。

新啟蒙運動的發起人還有張申府、艾思奇等,響應者比較廣泛。父親說,張申府當時在清華大學講授西洋哲學,他們曾多次見面,商討新啟蒙運動的事。和艾思奇則是文字交流,艾思奇那時在上海。新啟蒙運動的歷史作用如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一書所說:「是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凡是救亡運動所能波及的社會階層、團體或個人,多受了它的影響。」(見該書1962年版第二卷330頁)

2003年初,李慎之在《不能忘記的新啟蒙》一文中說:「現在,翻檢中央黨史部門出版的黨史中,根本沒有提到新啟蒙這回事。理由可能是因為新啟蒙不是黨中央,不是毛澤東發動的一場運動,……。然而它實實在在是起源於中國共產黨生死存亡之際,而一直影響到它以後發展壯大終成大業的一件頭等大事。」(見2003年《炎黃春秋》第3期)

其實,官方史書不提新啟蒙的原因很簡單。父親倒後,新啟蒙是受批判的。代表性的批判文章,我見到的有1974年第9期《學習與批判》上的《陳伯達尊孔反共的一生》和1978年《社會科學戰線》創刊號上的《「國防哲學」就是投降哲學——評陳伯達的「新啟蒙運動」》等。

1985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哲學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卷》對新啟蒙運動重新作了肯定性的評價。此後一些著作陸續有所介紹,但中央權威部門的出版物對這一運動仍是不提的。

無論是頭等大事化為不值一提的小事,還是父親提出的主張,有的在實行時走了樣,有的只被部分採納或未被採納,總之,父親挑擔子挑累了,想換個輕活兒或好好歇息,這是實在的想法。此外,他感覺到與領導在思想上有分歧,也是想離開的原因。

父親想下放和退休的請求未被接受,此後他服從黨的紀律,繼續為中央服務,但是,與過去不同的是,他基本不是積極主動,而是被推動著工作。對很多事,他是勉強、甚至是違心的。他還時不時對一些重大問題提出異議。所以,毛澤東說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周恩來1970年9月3日也指出:「陳伯達在中央核心內部長期不合作,他的問題遲早要暴露的。」葉群同年10月13日在寫給毛澤東的檢查中也說「陳伯達動不動就撂挑子」。這些說法,印證了父親與領導在思想上存在分歧的事實,印證了父親晚年確有離開中央之意。至於他在中央的最後階段再度要辭職卻最終未能辭,原因在前面已說過,是因接受了林彪的勸阻,防止江青趁機攬權。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主要的,是父親提出並堅持「唯生產力論」,不肯認同「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一思想路線上的分歧是「從來沒有配合」、「長期不合作」和「動不動就撂挑子」的根本原因。

當然,父親想離開中央,是希望能好來好去,好聚好散,「安得君恩許歸去,東陵閒種一園瓜。」東陵侯被廢後學種瓜一類故事曾是他樂道的。可事情的發展卻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他「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在被關押十年之後又被判了十八年重刑,對此他只能聽憑擺佈。

陳伯達與周揚的厄運

陳小雅: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一書中,你曾談到你父親和周揚1982年4月會晤的情況,但以後兩人的間接交往情況沒有多談。最近,我看到鄧力群的《十二個春秋》裡面又提到這件事。他的意思好像是,周揚犯錯誤,與他和陳伯達的交往有關。但在我們看來,那是周揚的覺悟,當然,也與陳伯達的覺悟有關。你能補充一些這方面的細節嗎?

陳曉農:1983年5月周揚發表關於異化和人道主義的講話,事先父親並不知道,報上刊登以後,父親看了也覺得提法很新,隨後翻閱了一些文獻。不久,報上有一些商榷的文章,語氣尚和緩。很快,周揚委託一位同志來詢問父親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記得父親當時想了一下,約略談了幾點:「『異化』的提法,馬克思早期用得多些,晚年用得少些;他後來更多地是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來解釋社會問題;這個問題還需要人們繼續研究。」9月底,父親因腿疼加劇,住進位於小西天的解放軍262醫院,10月份,報上突然對周揚點了名,並把周揚文章的觀點上綱為反對社會主義。父親很感意外,對我說:「糟糕,這樣一來,周揚會很難過的。」我回答說:「不會吧,他過去大風大浪都過來了。」父親說:「那不一樣,現在他年紀老了。」父親一時很焦慮,說:「不會是因為跟我的來往連累了他吧?原來約好出院後和他再見一面。看來只好拖一拖了。」

父親再也沒有機會和周揚見面了,他出院不久,周揚就病倒了。父親看了胡喬木寫的批判周揚觀點的長文,對我說:「胡喬木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他過去基本上沒有寫過哲學方面的文章,對哲學問題不熟悉。」我說:「他過去好像寫過一篇評論尼赫魯的哲學的文章。」父親說:「那不是哲學文章。」停了片刻,又說:「總之,這些問題是屬於比較高級的理論問題,應當允許討論,不能這樣隨便下結論。」

前兩年聽說,胡喬木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命而作,究竟是怎麼個情況,我還不清楚。

我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曾說周揚和父親「先後輕重不一跌入俄狄浦斯厄運」。俄狄浦斯是希臘神話中一位努力避免做壞事,卻偏偏躲不開命運的擺佈,在無意中犯了殺父娶母大罪的底比斯國王。俄狄浦斯知道真情後,刺瞎自己的眼睛,把自己流放出國,在雅典附近的科洛努斯死去,在那裡被大地吞沒。這是古希臘最深刻的悲劇故事。古希臘最傑出的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將其寫為劇本後,亞里士多德稱該劇為「悲劇的典範」。你可以說周揚和陳伯達這兩個文人有這樣那樣的大過,但應明白,那不是他們的本意,他們在特殊時期的一些所作所為和他們自身的命運,本質上不由他們自己主宰。他們像俄狄浦斯一樣坦誠,也像俄狄浦斯一樣以實際行動改過。

對父親的總印象

陳小雅:你是陳伯達諸多子女中,陪父親度過最後幾年時光的孩子。在訪談該結束時,可不可以再概括說幾句?

陳曉農:父親原本是個教書匠,從17歲開始,先後在惠安和廈門的許多小學當教師。22歲在國民革命軍的軍官學校任政治教官。30歲在天津河北法商學院講授世界經濟,後到北平中國大學講授先秦諸子,同時先後主編過《民族戰旗》、《華北烽火》、《長城》、《國防》等抗日救亡刊物,其一面為教育操心忙碌,一面為救國吶喊奔走,如他年輕時一位鄉親的調侃:「七文錢的面孔,為國擔憂。」33歲到延安,先後在陝北公學、馬列學院、中央黨校、中國女子大學教書。建國後也曾主持馬列學院的教學和研究。他一生中教過的學生難以記數,然而一旦以言獲罪,身陷獄中,則劃清界限者有之,毀師求榮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不過也有一些態度迥異者。

史立德、張楠、王拓都是原北平中國大學的學生和一二九運動的老戰士,在父親去世後,他們不顧年邁體衰,不避時忌,拄著枴杖來到告別室,在父親遺體前痛哭失聲,其情其景,難以言表。而馬列學院的學生中,只有洪禹一人到場。

偶爾我也遇到過老百姓中的父親的學生。1982年春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先在發行科工作,不久,因圖書資料室缺人,領導讓我到該室跟一位老先生學古籍編目。老先生名鹿輝世,解放前曾在輔仁大學教歷史,是陳垣校長的助手,後因病辭去教職,解放初病癒想重新工作時,卻因曾是北京市的參政員,去有關部門登了記,結果被分配到外省教小學。他是退休後被雜誌社臨時聘用的。鹿老先生一見到我就說:「我也是你父親的學生。那時我是中國大學歷史系的學生,你父親是教國學系,但他講大課時我也去聽過。」

過了兩天,我想到「鹿」這個姓很少有,就問老先生:「您老家是哪裡?」老先生答:「河北定興。」我又問:「那鹿傳霖……」「是我曾祖。」老先生應聲而答。

我倆的話馬上多起來。老先生問到我的高祖陳金城,談到他熟讀過陳金城老師陳壽祺和壽祺之子陳喬縱的書,還說他自己跟吳承仕先生也很熟,當年還有人想介紹吳承仕的女兒跟他談對像……。似乎世界一下就變小了。

說來奇怪,鹿傳霖是光緒年間的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陳金城只是道光年間的刑部主事,哪跟哪呀,可他們的後代碰到一起就覺得很投緣,也許就因為「同是天涯淪落人」吧,我和鹿老先生成了忘年交。父親得知有這樣一位文史專家做我的老師,也很高興,叮囑我一定要跟老先生好好學。可惜好景不長,不到一年,單位領導嫌老先生已年過七十,硬把他辭退了。

回顧此生,我總會想起宋代陳與義的兩句詩:「多少人間事,天涯醉又醒。」人們總是在事情過後才容易清醒些。想來,將來的人們,會比現在的人更清醒些。

陳小雅:在這方面,我倒是認為,將來是既可以進化也可以退化的,關鍵看我們今天怎麼做。無論如何,非常謝謝你能夠接受我的訪談!相信許多讀者都會對此感興趣的。

(2006年5月16日第一稿;2006年6月8日第二稿)

《北京之春06年8月號》(//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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