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0日訊】
(十)邪靈狼煙污環球 浩劫邪火海外燒
共產邪靈附體的邪惡使命是最終毀滅全人類，所以，它是要全力向全世界推銷它的那套邪教的邪理的。馬克思主義的邪理在世界上有的地方有市場，就是這種推銷的結果之一。中共稍成氣候，在延安時期就不忘向世界推銷它的那套邪教的邪理的，較出名的兩個被騙當義務推銷員的是美國人：安娜‧露易斯 ‧斯特朗和埃德加‧斯諾。中共非法建政後，更是把輸出革命作為它的要務一件。文革浩劫是共產邪靈附體全中國時，強化它對中國的文化和政治的絕對領導權，是在建立它要毀滅全人類的基地！它在中國推行的邪理和造下的罪惡必然會給全世界帶來災難，不過是不同的地方災難的大小有所不同而已。
中共的邪教本質流氓本性在文革浩劫中有著赤裸裸的表現。不知道中共是一個共產邪靈附體的另類生靈的人，往往把中共反人性的惡行稱之為瘋狂行為，這種瘋狂行為，在海內外，常有表現。以下是共產邪靈附體操控的中共非法政權在文革浩劫中的對外交往中，踐踏國際交往中應遵循的基本規則和禮節留下的部份流氓行惡記錄。
在文革浩劫中，許多被共產邪靈附體操控的中共非法政權的所謂外交人員，打著支持所謂的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類的旗號，肆無忌憚的在所駐國宣揚共產邪理，干涉所駐國的內政。
例如：
「駐×國使館造反派，在大街上散發『造反有理』的傳單，在使館附近牆上張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大字標語。東道國提出抗議；
駐×國使館造反派要在使館屋頂上，用霓虹燈製成『四個偉大』的標語，並向提出質詢的當地官員自豪地宣稱，要讓這裡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澤東思想；
去×國援建的工程人員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豎起一塊『社會主義一定要代替資本主義』的巨幅標語，當局不同意，他們集會抗議，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流血事件；
駐非洲×國使館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車裡朗讀毛主席語錄，在街頭向來往行人硬塞「紅寶書」和毛主席像章，對拒絕接受的群眾揮拳辱罵，引起群眾憤怒；
駐×國使館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攔住蒙黑色面紗的伊斯蘭婦女，宣傳『解放思想』；鑽進穆斯林信徒的帳篷；宣傳無神論、游擊戰，被人家連推帶搡轟出帳門……（《荒誕歲月》）
在海外反對中共非法政權在對外交往中的流氓惡行的一片抗議聲中，共產邪靈附體並沒有收斂它的流氓惡行，1967年8月20日，因港英政府封閉了香港三家報館，忘乎所以的中共非法政權的所謂的外交部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會，限令在四十八小時內撤消對三家報紙的停刊令，並釋放被扣留人員。這個所謂的「照會」，具有明顯的最後通牒的性質，在共產邪靈附體的操控下，當時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數萬人的聲討港英政府的大會，還有所謂的「反帝反修聯繫站」也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聲討港英政府的大會。
8月22日晚，北京十幾個單位的造反派跑到英國駐代辦處門前，召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併進行示威遊行，隨後又衝入英國駐華代辦處，放火燒燬了代辦處的辦公樓和汽車。英國駐華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員躲進了保險庫，紅衛兵從迎風口灌進濃煙把他們燻了出來，全部人員不僅遭到拳打腳踢，還被迫向毛澤東畫像鞠躬請罪。死裡逃生的英國駐華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後來在給他的妻子的信中述說了當時的情形：「我打開門先走出來，其它人隨我之後。院子裡大約有五千人，我立刻遭到一頓毒打，任何可以觸及我的人都用他們手中的不同武器打我。」“他們抓住我的頭髮拖我，揪住我的領帶勒我。」“我的頭上遭到重擊的地方鮮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這種公然踐踏基本國際交往準則的反人性的流氓惡性，得到了共產邪靈附體的喉舌《人民日報》、廣播電台等媒體的支持和鼓勵，，八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報》報導說：「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一萬多人，昨晚湧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帝國主義反華罪行大會，並激於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採取了強烈的行動。」
由共產邪靈附體的操控下發生的這種流氓惡行，必然會遭到有正義感的英國民眾的反對，「火燒英國代辦處」後，部份英國民眾到中國駐倫敦代辦處外抗議。中共的所謂的外交人員，把在國內行惡的那一套用到國外來了，與英國民眾發生衝突，並遷怒於警察，認為警察偏袒示威人士，忘了自己在哪個國家，也揮舞大棒等物與英警打成一團，各有所傷。
文革浩劫的邪火波及到了英國，使英國民眾也受到了傷害。
文革浩劫的邪火波及到了英國，當時屬港英政府管轄的香港更是深受其害，鬧的最兇的時候是所謂的「六七暴動」時期。受大陸燃燒著的文革浩劫邪火的影響，從1967年5月6日，香港有一部份工人靜坐罷工開始，到受共產邪靈操控的所謂的「左派」工會介入，號召各行各業工人起來聲援。往日平穩發展的香港陷入了混亂之中，受共產邪靈附體的操控「左派」們打人、放炸彈、燒巴士、燒電車、炸郵局、燒建築物，用魚炮炸警察，用石頭投擲行人和汽車……1967年8月24日，香港商業電台著名男播音員林彬，因為在節目中批評「左派」的暴行，被「左派」澆上汽油，活活燒死。他的死震驚了整個香港，新聞界人人自危。林彬被殺害後，反對「左派」的暴行的著名作家金庸被列入左派份子暗殺的六人黑名單，「其他五人包括立法局議員李福樹、簡悅強等。金庸家也曾收到一個郵包炸彈，王世瑜發現郵包可疑，於是報警，警方在他的家門口引爆了那個炸彈。暗殺的陰影籠罩在金庸頭上……在這期間，承印《明報》的印刷廠曾被搗亂，幾百位左派份子還氣勢洶洶趕到南康大廈，準備對《明報》進行大破壞，還揚言要火燒《明報》。因為《明報》員工事先已有所防備，將《明報》編輯部的標誌都拆了下來，還在大門外安裝了鐵閘門，字房工人甚至把鑄字用的鉛熔成為鉛液，以備暴徒來犯時防衛。洶湧而來的人流一下子沒找到編輯部所在，等找到時，鐵閘門關上了，混亂中大隊警察趕到，《明報》才免於一劫。」在所謂的「六七暴動」中，一對七、八歲的姐弟，被「左派」們安置在香港北角的炸彈炸死了，香港變成了「亂港」。深受其害的香港民眾紛紛起來反對這種無法無天的暴行，共產邪靈附體的那套暴力革命邪理在香港沒有了市場，香港才得以恢復穩定。重新步入自己的發展軌道。
在人類歷史上，共產邪靈附體的那套暴力革命邪理第一次造成大規模流血死亡的事件，就是所謂的巴黎公社武裝暴動事件，那套邪理對法國人的影響一直未得到完全清除，當共產邪靈附體全中國，在華夏大地燒起文革浩劫這把邪火時，受到影響的法國人在法國也上演了一出「法國的文化大革命」的鬧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大字報和「毛主義」曾一度成為法國青年和極左派追隨的對象。1968年5月，受到影響的法國人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學運，很快，學生運動演變為社會運動，蔓延全國，有一千萬工人罷工。大學生們舉著毛澤東和格瓦拉的巨幅畫像，喊叫著毛澤東的話語，扛著紅旗，唱著《國際歌》，遊行示威，占校園、築街壘，同警察展開街壘戰。在這種非常不正常的情況下，戴高樂總統一度出走巴黎玩「失蹤」，引發政治危機。此即所謂的「五月風暴」又被稱之為「法國的文化大革命」。這場鬧劇的直接後果就是，法蘭西民族傳統的道德觀念嚴重變異，社會上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盛行，整體道德水準下降。
所謂的世界革命就是讓共產邪靈附體的暴力革命的那套邪理操控全世界，這一直是共產邪靈附體想要達到的一個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上世紀七十年代，毛澤東在一次同讚比亞共和國總統卡翁達談話中提出了他的一個觀點：「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這是共產邪靈附體為實現所謂的世界革命搞統戰而劃分的，它的統戰手段是反對所謂的第一世界，拉攏和利用所謂的第二世界，依靠和鼓動所謂的第三世界去實現所謂的世界革命。對於那些已經被共產邪靈附體直接操控的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越南、朝鮮、古巴等，它用中國人民的血汗錢大量給於無償援助。為維持這些國家的獨裁統治輸血。對於非共產邪靈附體直接操控的所謂的第三世界國，例如：非洲的一些國家，則以經濟援助的方式拉攏，輸出共產邪靈附體的那套邪理，伺機影響、控制這些國家。文革浩劫中，受共產邪靈附體操控的所謂的「造反派」在坦桑尼亞，上演了一出把他們在中國搞的那一套「引進」到坦桑尼亞的醜劇
坦桑尼亞是中共非法政權上世紀60年代在非洲的重點經援國家。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在非洲是具有相當大影響力的人物，他數次訪問北京，向中共要援助。中共也把對坦桑尼亞看成是自己在第三世界擴展影響、對抗西方和蘇聯的基地，所以，對坦桑尼亞幾乎是有求必應。當時中共對坦桑尼亞有很多援助項目，其中坦桑友誼紡織廠在60年代是最大的一個。當時中共在那裏有130多名專家
「紡織組的英語翻譯是文革初期從國內派來的，此人原來是上海紡織系統造反派的頭頭，覺得在國內造反得還不夠，要到海外來造反，所謂『開闢第二戰場』，為自己撈取更多的政治資本。他一到坦桑尼亞，就提出要在工地上掛中共的五星紅旗，豎毛澤東的畫像和毛澤東語錄牌，放中共的文革音樂和毛的語錄歌，把工地弄成中共文革在海外的樣板。……
不但如此，這些造反派還倣傚文革中紅衛兵和造反派相互串連、共同造反的做法，把他們的影響擴展到坦桑尼亞工人中去。他們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利用翻譯的語言優勢，在坦桑尼亞工人中廣泛活動，散佈造反有理的觀點。當時坦桑尼亞政府組織了「綠衛兵」，這個名稱雖然和中共的「紅衛兵」相應，也確實受到了中共的啟發，但這個組織的宗旨卻不是造反，而是貫徹政府的政策，是動員群眾的手段。但中共在紡織專家組的造反派卻表示要用中國紅衛兵的名義和坦桑尼亞「綠衛兵」串連，向他們介紹紅衛兵的造反經驗。到 1968年初，中共造反派又開始在坦桑工人中大肆活動，直接要求他們不要聽自己政府的話，起來造反。
中共造反派在坦桑尼亞的這些活動引起了中共外交官的緊張。當時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正在推行他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激進政策，對銀行和大工業實行國有化，不但在國際上引起了他是否受中共影響的議論，而且在國內也面臨很多人的反對，尼雷爾本人受到很大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中共造反派在坦桑尼亞肆意妄為，必然會煽動一些政治野心膨脹的人製造動亂，從而給尼雷爾的反對派提供機會。在60年代，中共的國際影響已經造成了一些親共政權被軍事政變所推翻的後果。剛果的盧蒙巴政權和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政權被右派軍人推翻就是例證。在這兩次政變中，軍人的藉口都是現政權親華親共，要把自己的國家變成中共的附庸。政變的後果是中共在這些國家的苦心經營和援助一夜間化為烏有，對中共也是沉重打擊。(<<寒山:今是昨非--坦桑尼亞的文革造反派>>)基於這種利害關係的考量，共產邪靈附體終止了這場在非洲上演的文革醜劇。然而，這場在非洲上演的文革醜劇，卻提示人們注意到一個事實：共產邪靈附體給人任何所謂的好處，都是要付出高昂代價來獲得的，這種高昂代價有時是顯性的，有時是隱性的，特別是隱性的高昂代價，更具殺傷力，善良的人們更應高度警惕，遠離共產邪靈附體，不給它任何行騙的機會，它的騙術就沒有市場，它被神滅的時候就要到了。
中共自非法建政之後，到處輸出革命，海外受傷害最重、最深的地區是東南亞國家。。尤以在東南亞支持紅色高棉、寮共、緬共、泰共、馬共、菲共、印尼共、沙撈越共產黨等進行武裝叛亂為甚。是這個地區發生災難的主要根源之一。在文革浩劫中，受中共指導、支持的紅色高棉在柬埔寨犯下的「滅絕種族」罪行令世界震驚。1975年4月，紅色高棉奪取柬埔寨政權後，其頭領波爾布特在二個月後，就到北京聽取毛澤東的耳提面訓，波爾布特回國以後，紅色高棉就更加瘋狂的幹著「滅絕種族」的罪惡行徑。
在不長的時間內，由波爾布特為頭目的紅色高棉在柬埔寨實施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滅絕種族的革命」，把柬埔寨的富人消滅了，富人有的變成窮人，有的被肉體消滅了：城市消滅了，市民也要拿起鋤頭種田。有「東方巴黎」之稱的金邊，成了無居民的「鬼城」。傢俱、冰箱、電視、汽車等生活用品被當作「革命」的對象，燒掉，砸掉；機器也是奢侈品、丟掉不用，要用汗水去洗心革面。關閉學校、廟宇，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市人驅趕到鄉下種地；毛澤東認為：知識越多越反動。紅色高棉就對知識份子進行強制改造，難以改造的，就要消滅，何止知識份子，舉凡知識份子、中產階級、僧侶、少數民族，統統在殺戮之列。柬埔寨遂成了共產邪靈任意殺戮人類的人間地獄。有的殺人者要為革命節省子彈，乾脆用鋤頭鏟斷囚徒的腦袋。這種殘暴行為正是殺人者被共產邪靈附體操控後失去人性的一種表現。從1975年春至1978年底，紅色高棉執政僅三年八個月，在七百多萬人口的柬埔寨，竟被他整死了約200萬人，其中包括20多萬華人，柬埔寨人四者死其一，這滔天大罪，豈能不了了之。
多年來，深受其害的柬埔寨民眾，知道紅色高棉「滅絕種族」罪行的國際社會的正義人士，一直在為建立一個審判紅色高棉犯下的滔天大罪的法庭而努力。聯合國早就計劃建立一個群體滅絕罪法庭，審判紅色高棉領導人，但在中共阻撓下，審判事宜久拖未果。但是，善惡必報是天理，只是來早與來遲罷了。 2006年7月3日，由聯合國提名的17名柬埔寨法官及10名國際法官在金邊宣誓就職，對柬共統治時期慘遭殺害的數百萬平民事件展開調查。他們將決定是否以群體滅絕罪（又稱「滅絕種族罪」）和反人類罪對前「紅色高棉」領導人進行起訴和審判。現在法官終於就位了，正義的判決也就不遠了。
矗立在吉隆坡的馬來西亞國家紀念碑是幾個馬來西亞軍人腳踏一個馬來亞共產黨武裝分子的塑像。這是一個象徵，象徵著覺醒了的馬來西亞人民、乃至覺醒了的世界人民都反對共產邪靈附體那一套邪理，象徵著被共產邪靈附體操控行惡的人最終的可恥下場。那個看起來似乎很強大的前蘇聯和所謂的東歐社會主義聯盟不是已經很快的土崩瓦解了嗎！中共，這個人世間共產邪靈附體組織，最終也必將被神所滅，《九評共產黨》的問世，就是神滅共產邪靈附體的判決書，最終從地球上清除共產邪靈附體的時間就要來到了，那些參加過中共和中共的其它組織的人而不退出的人，最終的結局要比被人踩在腳下更慘，這些人，現在三退還來得及，快點三退自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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