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9日訊】(大紀元記者林儀婷／新竹報導) 出席4日在清華大學舉辦的「關注中國維權，台灣與國際同步」座談會—從中國維權現況談兩岸局勢與經貿風險，中國維權律師郭國汀表示，在中國發生的涉外案件，沒有一起獲得執行。中國維權運動的目的，實際上就是要改變司法審判不公的現況，保障所有人的權利。

在中國發生的涉外案件，沒有一起獲得執行

郭國汀說，高為邦《投資中國－你必須知道的陷阱》一書中寫的，是真實的。截至目前為止，台商投資大陸遭受中國法律陷阱，沒有一個個案有討回公道。也就是說，已經發生數千起台商權益受損的案件中，透過法院或仲裁而獲得解決的是零。

郭國汀再舉西方律師安士立(Clive Ansley)為例說明。第一個在中國大陸設立律師代表處，擁有港、中、台19年律師執業經驗的加拿大安士立先生，原本是一位教授中國歷史學的教授，當年是毛澤東崇拜者，於1966拜訪中國，為中國說了很多好話。

安士立後期轉為人權律師，並於2002年結束中國的律師業務。在其上海執業14年、經手300多起的涉外案件中，沒有一起勝訴，或者說，沒有一起勝訴案件獲得執行。

郭國汀同時以其本人經手的300多起涉外案件分析，即便是勝訴個案，都走了調解的路，而非判決之路。而所有勝訴的涉外案例，也沒有一起獲得執行，有一起案例更長達12年懸未執行。郭國汀表示，涉外案件顛倒黑白的很多，也有很多投訴無門，更多是沒有落實執行。

在中國打官司，不是打法律官司、也不是打政治官司，是打「關係」官司，就是打權力和金錢的官司。郭國汀指出，誰能讓權力部門干預者、或有金錢買通法官，就可以打贏官司。中國目前有律師稱，其年收入竄收幾百萬，其實個個都是精明的行賄者。

中國大陸法院審理依據的是「政治」原則

郭國汀表示，現行中國大陸的司法體制下，法院審理依據是「政治」原則，而非法律原則，是依據政治需要而處理的，特別是涉外案件。「而政治原則在共產體制下士沒有原則的，是可以隨心所欲的。」郭國汀說，政治原則使所有人無所適從，使所有人失去原則。很不幸的，這是事實。

郭國汀以現行中國法院審判為例說明。他說，中國的法院，不是法院的法院。聽審過程中有有三個法官審理案件， 其中一個是主審法官，全面把握案件情況，研究案情等。另兩個法官是陪襯的，坐在法庭聽一聽案件，甚至不看案件、不做研究的。在中國，即使是主審法官，也無權就他審理的案件做判決。主審法官只有起草判決書的權力，沒有真正的司法裁判權。審判結果是由沒有參加聽審的審判委員會決定案件如何判決。

郭國汀質疑的表示，有判決權力的沒有參加法庭審理，而法庭審理過程可以是千變萬化，可能有各種細節是無法意料到的。由沒有參加聽審、但有判決權力的審判委員會決定命運，案件最後審理結果就是長官意旨，由法院院長告訴審判員，判多少錢或多少年。郭國汀指出，凡敏感案件、涉外案件、與政治案件，一定是這樣判決的。

中國維權運動的目的，就是要改變司法審判不公的現況

「中共的法律只有在對中共、當權者、或某些人有利時，才被視為法律，若對其無利者，就視為廢紙。」郭國汀認為，唯有徹底改變中國的司法制度，才能改變人權。郭國汀說，中國司法現狀在現行體制下，不具備文明社會法律應有的維護公理或公道的功能。唯有徹底改變中國司法制度，才可能獲得保護，人權律師是最直接的一個改變途徑。他為中國司法現況下結論，他說，中國大陸現行司法體制不可能有司法公正！

中國維權運動，實際上就是中國人權運動？郭國汀表示，稱做維權，是因為「人權」太敏感，擔心受到中共打壓，稱維權則淡化抗爭力度。高智晟與袁紅賓倡議的廢除現行中國憲法之序言，便是要求政治體制改革，要求司法體制改革，還有一系列改革，可想見的是：中國大陸維權運動的改革與影響是巨大的。

郭國汀認為，中國維權運動的目的，實際上就是要改變司法審判不公的現況。所有人的權利，包括台商，才能因此得到確實的維護與保障。◇(//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