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媽媽的確是一位傳統型的善良老人，但是，她擔任居委會主任，對「階級敵人」卻是另一副面孔。有一次，一位「四類分子」來她家請示某事，劉媽媽訓斥時臉上肌肉繃緊，眼露凶光。唯唯諾諾的「四類分子」走後，劉媽媽又恢復了往日的慈祥，笑眯眯地對我說：「小陳，黨教導我們，對階級敵人就要這樣。」——黨性對人性的扭曲，可見一斑。

許多次到劉正文先生家，與他談心時，總是不斷教導我「要聽黨的話，永遠走社會主義道路」。

他說：「小陳，你真幸運，如果當初我們公安不挽救你，現在必定關在牢裏。」——那時候，我真是感恩戴德，感激涕淋，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症」患者。 [注23]

他說：「你戰鬥在一線，與‘反革命份子’混在一起，更要加強思想改造，否則，很容易被‘階級敵人’俘虜。」

陳亞陸判刑後不久，:他說：「陳亞陸也算幸運的，要是遲一點，已經完蛋了。現在新政策下來，‘反革命組織’的頭頭，發起人，一律槍斃。經驗證明，那些頭頭是改造不好的，刑滿釋放出來，繼續從事‘反革命’。」

他說：「你們真的要感謝毛主席寬宏大量。我們一位無須報告可以直接進毛主席房間的首長，向主席建議說，那些階級敵人（指‘出身不好’的知識青年），百分之百都有頑固的反動思想，這樣打來打去很麻煩，花費我們很大的力量，浪費國家錢財。不如乾脆向列寧、史達林學習，把他們趕到山谷裏，用機槍一頓剿滅。」——當年列寧、史達林把一群群富農，連同他們的子女，包括抱在手裏的娃娃，一齊趕到山谷裏用機槍剿滅，斬草除根。

「毛主席怎麼回答呢？」我打了一個寒噤，急切想知道下文。

「毛主席笑了笑，沒有回答。」——當時體會，確實如劉股長所說「毛主席寬宏大量」，後來研讀《毛選》，反復思考，才知道這是毛澤東「棋高一著」，為「階級鬥爭」留下「活靶子」，樹立「對立面」，否則，一個巴掌怎能拍得響呢？

「這位首長可能是羅（瑞卿）部長。」我說。

「你不要亂猜，可以直接進毛主席房間的首長多著呢，這位首長還可以跟毛主席開玩笑。有一次，毛主席在抽煙，他問毛主席您抽什麼煙？說著，就從沙發前的案子上，自己拿出一支聽裝大中華牌香煙抽起來……」

故事饒有興味，聽得我瞪大眼睛。

劉股長與我談話，「你們」「我們」涇渭分明。我總是感覺，他有一種職業敏感，對我不放心。

前面第（10）節，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時，突如其來的「忠誠考驗」，不一定是劉科長設計的，但他一定參與了。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當晚，劉科長到我弟弟家，問到我在百里之外長沙縣范林農機廠工作的地址，準備下鄉來見面，後來不知什麼原因沒有來。毛澤東逝世，公安無非是想搜集「階級敵人」的反應，我在偏僻的鄉下，哪知道什麼呢？如果是想瞭解我的思想動態和表現，則證明我仍是長沙公安關注的重點。

獲悉毛澤東逝世後，我獨自關在臥房裏腹誹，擬成一篇《討伐毛澤東》檄文的腹稿。 [注24] 但我知道，「偉人」逝世，社會震盪，出身「不好」的人，尤其要夾緊尾巴，低調行事。那幾天，喜歡唱歌的我，不唱歌；喜歡講笑話的我，不講笑話，臉上憂憂戚戚，埋頭做事，但我擠不出眼淚。

果然，後來一位公社黨員朋友告訴我，他聽到一句「話尾子」，公社公安特派員在與書記研究追悼事宜時，明明說了「陳沅森」三個字。這位朋友後來又聽農機廠的幹部說，公安特派員到廠裏轉了一圈……

朋友不知道為什麼，但我心中有數。

長來長往，關係密切後，劉正文先生一些個人隱私和家事，也不回避我。他退休時因工資級別問題，產生了一點情緒。一天，特地打電話叫我去，拿出一份報告，請我斟酌。內容無非是與XXX攀比，要求漲一級。我勸他，報告不要交上去，一輩子兢兢業業，這份報告送上去，反而把印象搞壞了，而且，達不到目的。他的女兒也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進行勸導。

劉正文先生終於想通了，沒有提交那份報告，快快樂樂退休。

因職業需要，劉正文先生太喜歡喝濃茶，抽香煙了。案件一來，24小時連軸轉，靠咖啡因和尼古丁提精神，體內積累有害物質太多，終於抵擋不住，患肺癌2000年逝世，終年65歲。

劉正文先生病重時，我去醫院看望，獻鮮花一束。最後一次談話，仍囑咐我「不要反黨反社會主義」。

遺體告別時，他夫人告訴我，彌留之際，喃喃念叨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他最要好的同事，另一個就是我。在劉正文先生的心中，究竟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還是至死仍不放心呢？答案已無法尋求。

我絲毫沒有美化共產黨公安的意思，但劉正文先生是一位良知尚未完全泯滅、人性尚未完全喪失的公安，他是一個孝子、好丈夫、好父親。但是，對於「階級敵人」，他絕不留情。

受「黨文化」的影響，在評價某一個人的時候，人們總喜歡臉譜化，好人永遠是面目端莊，器宇軒昂；壞人則永遠是齜牙咧嘴，醜陋不堪。人性是複雜的，大多數人具有雙重人格、三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好，不是「高、大、全」，一概都好；壞，也不是一切都壞，一無是處。我所見到的其他公安，如Y局長、L公安，他們都比我大幾歲，說不定讀過孔孟之書，至少小時候受父母舊禮教的薰陶，在家裏他們可能溫情脈脈，一旦到了工作崗位，便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

我所見到的只有一位家庭出身「不好」「鑽進公安隊伍」的Q公安，「文革」中被清除出公安隊伍，挨鬥時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文革」後不知怎麼又穿上了公安制服。他打擊「階級敵人」比任何一位公安都心狠手辣。例如，涉嫌輕微經濟問題「家庭出身偽軍官」的何其善君，可判可不判，也可送勞教，最多不過判一、兩年刑。但落到他手裏，重判7年。（見[注18]）任務完成後，Q公安到劉科長家「報喜」，我在座，他沒有迴避，洋洋得意地告訴劉科長，一副邀功請賞的「哈巴狗」嘴臉，以表明他比「出身好」的公安「階級立場更堅定」。

劉正文先生16歲當公安偵察員，聰明機智，思維敏捷。我在長篇小說《佛懷煽仇錄》中以他為原型，按照他的思路塑造了一位公安偵察科長黃曉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可惜劉科長一輩子為共產暴政服務，越能幹，對人民犯的罪越嚴重。

我來加拿大後寫了許多揭露中共罪惡的文章，消息傳到國內，一定震驚了長沙公安，使幾位離退休的老公安大跌眼鏡，悔不當初（沒有幹掉）！一方面，他們可能建議上級對我嚴加懲處；另一方面，可能將責任一股腦推到死人身上，責怪劉正文先生充當了我的「保護傘」。

實際上，擺脫公安控制後，我鑽研機械技術，研究發明創造，研討銷售學在微觀經濟方面的應用；三個孩子相繼出生，工作忙得不可開交，為掙錢養家糊口真正遠離了政治，哪有時間管閒事？……逢年過節去看望劉正文先生，一方面是感謝他對我的種種幫助；另一方面，是讓「老領導」將我的良好現實表現傳達給公安局的其他領導，讓他們放心。

劉正文先生用「人性的」、「親切的」手段，羈絆我長期為公安服務；我在「靠攏黨和政府」的實際行動中金蟬脫殼，不露痕跡地擺脫了公安。他不是什麼「保護傘」，而是一位人性和良知尚未完全泯滅的人。(待續)

[注23]「斯德哥爾摩症」是2005年興起的一個新辭彙，大意是「被壞人欺侮了，還認賊作父」。

[注24] 《討伐毛澤東》的檄文見《佛懷煽仇錄》（//www.tvsmo.com/b5/nf2872.htm）第十一章結尾一段。這一章將題目改為《毛澤東和中共是怎樣欺騙利用農民的》參加「九評共產黨全球有獎徵文」獲二等獎。紙介質版本《佛懷煽仇錄》2005年12月，已由香港新利東印刷釘裝公司出版（電話852-610-87990）。(//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