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在安徽全椒襄河灣這個小地方，住著一戶名震千里的「累代書香」之家。這戶人家的曾祖父輩兄弟五人，有四人高中進士；祖父輩和父輩，在幾次的全國科舉考試中，都是榜上有名，有時連中幾位。前後六十年間，貢生、秀才不計在內，這家出了進士、舉人及出仕官員十五人，確可謂科甲鼎盛，家門顯赫了。中國最傑出的諷刺文學巨匠，《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名門望族裡。
吳敬梓，字敏軒，號粒民，因他的書齋取名文木山房，人們又稱他文木先生。他生於康熙四十年（公元一七○一年），從小就過繼給伯父吳霖起作兒子。吳霖起是康熙二十五年的拔貢（注１）， 為人耿直，不慕榮利，埋頭學問，知識淵博。受其父親和家庭的影響，吳敬梓從小喜愛讀書，記性又極好，諸子百家、稗官野史，無不爛熟於心；作文賦對、寫詩填詞，無不援筆即成。
十三歲時，吳敬梓的母親不幸去世。第二年，父親出任江蘇贛榆縣教諭（主管教誨秀才的官職），他也隨父前往贛榆。父親在任教諭期間，兢兢業業，勤勤懇懇，曾「捐資破產」，興辦學校，甚為人們稱頌。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德才兼備、政績顯著的人，卻因得罪了上司，被罷官回家。這件事，使吳敬梓深深地體察到了官場的黑暗和冷酷。
父親丟官回鄉的第二年（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吳敬梓的生活發生了重大變故。先是他的父親鬱悶過度，離開人世。接著是那些衣冠楚楚、滿口仁義道德的親戚們，藉口吳敬梓是嗣子，爭相侵奪他的豐厚家產。親眼目睹平日友善和睦的叔伯兄長們，為了錢財互相辱罵毆打，吳敬梓看清了封建家族倫理道理的虛偽，認識了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的真面目。於是，他決心叛逆家族，與那些依靠祖業和門第做寄生蟲的庸俗親戚們，一刀兩斷，分道揚鑣。
他叛逆的第一步，就是揮霍遺產。他平時就輕財重義，遇貧好施，現在更是揮金如土，在所不惜。他與朋友往來，常常縱情飲酒，夜以繼日；遇誰有難，從來都是慷慨解囊，不計償還。所以，不到三十歲，他就把繼承的「兩萬餘金」遺產耗費一空了。這時，從富貴的族人到勢利的鄉鄰，無不責罵他、歧視他、嗤笑他、冷落他，認為他是吳門的不肖子孫，第一個敗家子。
家鄉是待不下去了，三十三歲那年，他滿懷憤慨，離開全椒，移居南京，住在秦淮河畔，開始了貧苦的賣文生涯。三十六歲那年，安徽巡撫趙國麟知道他是個「文瀾學海」、「落筆千言」的高才之士，推薦他赴京參加「博學鴻辭科」廷試。這在別人可是個千載難逢、獲取功名的良機，可是他面對官吏的朝夕相請，毫不動心，堅決以病辭行，甘願過著清貧的生活，直至乾隆十九年（公元一七五四年）客死揚州旅舍。
吳敬梓在詩、詞、文、賦、經、史等各方面，均有著述，可惜多半都散失了，僅有《文木山房集》四卷傳世。《儒林外史》是他最重要、最有影響的作品，約寫於他飽經世態炎涼、移居南京之後，成書於五十歲以前。
《儒林外史》的思想核心，是抨擊封建科舉制度，以及由這一制度造成的種種弊端和危害。它從描寫封建士大夫被扭曲的生活和精神狀態入手，進而揭露封建官吏昏聵無能、貪贓枉法，鞭笞土豪劣紳的專橫暴虐、吝嗇刻薄，諷刺了附庸風雅的名士們的遊手好閒、卑劣虛偽，以及整個封建制度的腐朽不堪和難以救藥。
作品一開始，就向讀者展現了兩個深受封建科舉制度摧殘的人物—周進和范進。周進連年應考，直考到六十歲，腰彎背駝、鬍子花白了，還是個老童生（未考取秀才的讀書人，不論年齡多大，都稱為童生）。他無可奈何，只得到薛家集去教村塾，新進秀才梅玖奚落他，舉人王惠鄙視他，使他連教書的飯碗也弄丟了。有人寫了這樣一首寶塔詩，來形容他的狼狽相：
呆，
秀才，
吃長齋，
鬍鬚滿腮，
經書不揭開，
紙筆自己安排，
明年不請我自來。
後來，周進的妹夫金有餘，看他窮得叮噹響，就帶他到省城去做買賣，請他幫著記帳。他到了省城，住在雜貨店裡，一日閒來無事，去參觀省城的貢院（培養貢生的學院，也是舉行科舉考試的場所）。他看到一排排號房（注２），大半生考場的辛酸，一下子湧向心頭，以致「一頭撞在考場號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被人救醒後，又滿地打滾，放聲痛哭。
可是，他一旦中了舉，頓時平步青雲，「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相與」，以致曾經奚落過他的梅秀才，也冒認是他的學生，對他畢恭畢敬。他早年在村塾中寫的對聯，也被當作「周大老爺的親筆」，被揭下來精心裝裱好。作者通過描寫這個人物發榜前後的不同遭際和命運，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科舉制度對人們的毒害。
范進也是一個連考二十餘次，已經「花白鬍鬚」的老童生。發榜那天，家裡無米下鍋，他只得抱著正在下蛋的雞到集上去賣。聽到中舉的消息，他起初不敢相信，後來拍手發笑，昏倒在地；接著又滿街亂跑，「一腳踹在池塘裡，掙起來，頭髮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他的丈人胡屠戶見他高興得發瘋了，狠狠打了他一個耳光，才使他清醒過來。
從此，他由一個原來處處被人鄙視甚至憎惡的可憐蟲，一下子變成了人人討好獻媚的對象。而范進中舉以後，則開始墮落變壞，跟著張靜齋到高要縣去招搖撞騙。不到三個月，田產房屋、奴僕丫鬟便都有了。在這裡，作者不僅生動地表現了當時知識分子，被八股科舉弄得神魂顛倒、喪心病狂的醜態；而且深刻地揭露了士大夫們熱衷科舉，並非追求知識學問，而完全是為了升官發財，爬上統治階級的地位。
那麼，封建科舉制度培養出來的又是些什麼人呢？中了進士而新任南昌太守的王惠，一到任就公開打聽：「地方人情，可還有什麼出產？詞訟裡可也略有些通融？」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為了這一目的，他魚肉百姓，草菅人命，搜刮民脂民膏，可謂無惡不作—「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厲害，睡夢裡也是怕的」。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惡魔般的貪官污吏，在他的上司眼裡，卻是江西頭號能人，由此可見當時的官吏壞到了什麼程度。作品通過對王惠這類貪婪殘暴的害民賊的描寫，有力暴露了清代中葉官僚政治的腐朽黑暗。
《儒林外史》在批判科舉制度和貪官污吏的同時，也猛烈抨擊了土豪劣紳的惡劣品行。文痞加惡棍的嚴貢生，嘴裡說「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可行動上卻把鄰居家的豬占為己有，鄰居來要，竟行凶打斷人家的腿。他根本沒有借給別人錢，卻硬向人家要利息。他訛詐船家，租船不付租金，反要送船家到縣衙門裡打板子。他的兄弟嚴監生，家裡「錢過百斗，米爛成倉，僮僕成群， 牛馬成行」，可是平時卻捨不得多花一分錢，以致臨死時說不出話了，還因為燈盞裡多點了一根燈芯費油，「伸著兩根指頭」， 遲遲「不肯斷氣」，直到家人滅了那棵燈草，才一命歸天。在這裡，作者通過對嚴氏兄弟的描寫，入木三分地刻畫了土豪劣紳虛偽、凶殘、吝嗇的特徵。
吳敬梓不是一味憤世嫉俗的冷酷作家。他在揭露當時社會陰暗面的同時，也頌揚了一些具有真才實學，為人正直，卻又淡泊名利、鄙視科舉的知識分子，稱讚了淳樸善良、自食其力、彼此幫助的下層人民。
《儒林外史》卷首載有一篇署名「閒齋老人」、寫於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的序文，大概出自吳敬梓本人的手筆。其中有幾句話，頗能概括全書的主題：
其書（指《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者，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者，而驕人、傲人者；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者，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
由此可知，吳敬梓對其所描寫的人物持反對或肯定的態度，完全是以他們如何對待功名富貴的態度而定的。他認為，只有那些「辭卻功名富貴」者，才是「品地最上一層」的「中流砥柱」。
因此《儒林外史》肯定的理想人物都有著共同的特點，即輕視功名富貴，講究做人的品行和學問。如滿腹學問、慷慨好施、輕視功名、孤標傲世的杜少卿；道德高尚、心地純潔、待人忠厚、才識過人的虞育德；不講任何條件、精心照料陌生路人的甘露寺老僧；朋友有難，視為己事、鼎力相助的鮑文卿等，都是作者無比同情和傾心歌頌的正面人物。這些人物形象，不僅與庸俗醜惡的儒林仕宦人物恰成對比，透露了作者鮮明的愛憎；而且擴展了作品的表現對象，從更多方面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社會真相。
《儒林外史》的藝術特色主要是諷刺。「諷刺」是以冷嘲熱諷的筆調來描寫人物和事物的藝術表現手法。在封建社會裡，許多知識分子受科舉制度的毒害，終日沉迷科舉仕進，狂熱追求功名利祿。這在當時都是人們司空見慣， 習以為常的事；有的人雖然有看法，卻不敢或不願說破。吳敬梓以敏銳的目光、難得的勇氣，從平常的事情中看出不平常的問題，並把它們加以集中、概括、提煉，用卓越的細節刻畫和恰到好處的誇張描寫，栩栩如生地活畫出了一幅封建社會末期的儒生群醜圖。作品出版後，許多讀書人都從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對自己的命運悲歎萬分。
《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既奠定了中國古代諷刺小說的基礎，也代表了古代諷刺小說發展的高峰，對後代文學產生了深廣的影響。晚清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都曾從它當中吸取了大量營養。現代作家魯迅及錢鍾書，都極為推崇這部偉大作品，他們的文學風格，特別是他們小說中諷刺手法的運用，也與《儒林外史》有著一定的淵源關係。（注３）
注１「拔貢」，科舉制度中通過縣、州、府考試的，稱為秀才；在秀才中進一步考試選拔，升入京師國子監（國家大學）讀書的，稱為貢生。拔貢是貢生的一種（其他還有恩貢、副貢、歲貢和優貢），當時每六年由各省從秀才中考選二名，保送入京，經過朝廷考試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縣或教職。
注２「號房」，古代科舉考試時應考的房間，一人一間，編有號碼。
注３主要參考資料：《文木山房集》、《胡適文存．吳敬梓年譜》、陳汝衡《吳敬梓傳》、夏志清《中國小說 史導論》。
轉載自 正中書局《中國文學史演義》 錢念孫 著
參．元明清篇【第37 回】蒲松齡孤憤寓聊齋 吳敬梓傲骨諷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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