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陳光誠事件的意義
【大紀元7月25日訊】圍繞對陳光誠的迫害與反迫害的鬥爭，正在成為影響大陸社會政治與法治變革進程的又一個標誌性事件。不論這個事件朝哪個方向發展，都將會深刻地影響博弈各方的策略選擇。
專制強權的末代繼承者，無不面臨巨大的兩難困境，一方面他們的前輩積惡太多，增加了濫用強權和暴力的風險，但如若不借助強權和暴力來恐嚇民眾，則可能很快招致大清算的局面。面對這一困境，當權者的一個選擇就是進一步提高強權和暴力的效率，把更多的問題留給後人。江澤民就是這樣做的，而且他成功了。胡錦濤和溫家寶發現，他們既不能像當年鄧小平那樣，把許多問題推給前任，然後另搞一套，也不能再像江澤民鎮壓法輪功那樣，完全置國際輿論壓力於不顧。於是，他們試圖尋找一種疏導的策略，試圖把大壩後面的高水位，慢慢降下來。這一態度導致中國大陸出現了一個新的政治博弈空間，即民間維權的空間。開闢中國大陸民間維權空間的標誌性事件，就是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幾位大陸法律學者利用這個事件呼籲取消收容遣送進城農民的“惡法”，得到了胡溫的積極回應。“惡法”居然在很短的時間內被廢除了。
這個積極發展，給大陸的自由知識份子相當大的鼓舞，一時間，維權大有成為社會運動的勢頭。但沒過多久人們就發現，不僅地方權勢有能力進行報復，如率先報導孫志剛事件的《南方都市報》的兩位老總以貪污獲罪，而且，胡錦濤也因害怕“顏色革命”而主動出擊大陸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這樣就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大陸民間維權的空間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這個空間究竟有多大？應該用什麼樣的原則和策略來保護和擴大這個空間？一些人提出使維權非政治化來保護維權空間的方針，但這種方針能夠得到當權者的認同嗎？
儘管支持民間維權的大陸積極分子們對這些問題存在分歧，但誰都知道，除了“以身試法”，沒有別的途徑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太石村事件就是一次“以身試法”。太石村事件的結果超過了許多人最壞的預期。這個事件證明，大陸的當權者不惜以最卑劣的黑社會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和統治。
當權者還通過太石村事件宣示了這樣兩條資訊：第一，征地問題，涉及地方權勢集團的重大利益，不容許維權人士挑戰。第二，中央當權者還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放任地方政府非法監禁維權人士。當權者的策略是用流氓手段來摧毀維權人士的意志。
陳光誠事件迄今為止的發展表明，大陸當權者把同樣的邏輯用在了涉及計劃生育的維權活動上。對他們來說，計劃生育問題比征地問題更不能讓步。如果說，征地對農民的侵權，主要是對農民經濟權利的侵犯，因此可以通過經濟手段來補償，那麼大陸當局在計劃生育問題上對農民的侵權，完全是對人類最基本的權利和尊嚴最粗暴的侵犯。這個蓋子要揭開，許多中國高級官員是夠條件被起訴上法庭的。
許多人都知道，中國大陸在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初那一段時間，使用了非常殘暴的手段在農村推行節育，但是許多人不知道的是，儘管大陸後來有明文規定，禁止再用非法手段，但實際上，這些手段並沒有真正被禁止。我本人就知道，廣東省前幾年一些農村計劃生育超標，受到中央的壓力，省政府就通知司法部門，對於因計劃生育人員違法而引發的起訴，一律不許受理。這就是說，廣東省政府明顯地暗示下級政府，必要時可以採取違法手段逼農民就範。
可以想像，大陸當局的大小當權者們，一想到農民起來清算他們搞計劃生育犯下的種種罪行，將會產生如何的恐懼。我相信，正是這種恐懼，促使他們不擇手段地迫害陳光誠，迫害陳光誠的支持者。不過，正如利益可以讓人頭腦發昏一樣，恐懼也可以讓人失去理智。當局如此瘋狂地迫害陳光誠這樣一個雙目失明的弱者，一個來自農民，代表農民，幫助農民的聖人，無異于在動員中國的廣大農民，對共產黨以往的所有罪行，進行徹底的清算。
如果大陸當權者足夠清醒，他們應該看到，清算共產黨並不是陳光誠的本意，也不是維權人士的本意。難道我們中國人就真的找不到一條擺脫以暴易暴的出路嗎？陳光誠事件的意義就在於，這個事件的發展，將會影響人們對這一問題的判斷。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