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達功:深圳能否變為「政治特區」?
【大紀元7月17日訊】
經濟發展和市場化要求政改
深圳作為經濟特區早已完成其歷史使命,「特」字已經不復存在。從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從深圳推向全國,不得不說這是中國的一大進步。問題在於,經濟的發展,自由市場經濟的框架,與之相適應的必然是政治上的自由,必然是政治制度隨之的變革。令人悲觀的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幾乎沒有任何改變,胡溫執政以來卻感到正在倒退。
由於中共頑固堅持專制制度,經濟上的發展帶來了社會矛盾的激化,這種激化程度實際上中共統治集團也承認,當權者企圖在不觸動專制制度和一黨專政的前提下調節。無奈社會的發展規律並不聽命於中共集團的想像,腐敗的普遍化,權力的濫用,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和中共官員的「無法無天」,帶來了越來越多的民眾自發的反抗,此起彼伏的「騷亂」、「群體事件」讓當局頭痛不已。共產黨考慮問題不是從制度上入手,如何利用國家機器進行鎮壓成了「穩定」的唯一手段。
政治變革來源於民眾反抗的「群體事件」頻繁發生,規模越來越大。二○○五年中國公安部長周永康接受西方記者所說的話,證明了中國官方最為擔心的社會問題正日趨嚴重。周永康對路透社記者說,中國上個月共發生了七點四萬起群眾性事件或示威遊行和騷亂,而二○○四年一年才發生了五點八萬起,十年前才只有一萬起。二○○六年以來,有關發生大規模抗議示威的新聞不斷,尤其是農村,不是數千名農民同警察發生衝突,就是數百名抗議者遭到警方的血腥鎮壓。
中共黨內有識之士的政治遠見
中共黨內並不缺乏有識之士政治智慧,對問題的認識和分析也能精闢入裡,但他們不能影響最高當局的決策。比如前中共領袖趙紫陽,他就是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鮑樸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趙紫陽為中國走出極權政治的束縛做出了開創性的努力:他主張形成由社會各界即各主體之間互相協商對話的局面;他堅持經濟改革必須由政治改革配合;他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方案;他堅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運;他在反腐敗和一黨制的矛盾之中質疑一黨制。他與胡耀邦一起對中國突破極權主義的貢獻,還有何人能出其右?!如果這種實質性、開拓性的貢獻配不上『民主』一詞,這個詞究竟還蘊藏著什麼深奧玄妙的意義?」(《趙紫陽的政治智慧》二○○六年《動向》雜誌六月號)
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也是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二○○四年第八期《炎黃春秋》發表《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文章,在讚揚鄧小平經濟上改革開放的同時說,鄧在造就一個漸漸富裕起來、相對開放的社會同時,也留給了我們一個尚未能解決貧富懸殊問題與腐敗蔓延的社會,「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的相對滯後」,現在是「市場經濟,計劃政治」。為此,他呼籲必須要過政治改革這一關。他認為這一關終得過,「現在不過,以後說不準更難過。」他說:「過政治改革這一關一定要有勇氣、膽識,橫下一條心,『殺出一條血路來』!」
二○○四年任仲夷接受《同舟共進》採訪時,高度讚揚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偉業,但也指出鄧小平未利用他崇高的威望,及時地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他同時還提出三權鼎立可從根本上遏制權力壟斷,以解決目前盛行的腐敗問題。
政改可以先從深圳開始
既然當年鄧小平搞經濟改革首先抓「試點」,在深圳建立「經濟特區」,那麼我認為政治改革也可以從深圳抓「試點」開始,建立「深圳政治特區」。香港行政特區實際上就是一個政治特區,深圳毗鄰香港,兩個城市的市民彼此來往頻繁,香港的法治和自由一直在影響著深圳市民的心理,如果深圳進行政治制度改革,首先模仿香港的政治制度,這是一個簡單而行之有效的途徑,雖然香港不是完全的民主制度,但法治和自由制度完全可以學習,這就是獨立的司法制度和新聞自由以及政黨組織多元化。九七回歸以來,香港市民夢寐以求的是徹底的民主化,每年七一香港市民都為爭取普選和民主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相信不久的將來會實現其目標。
政治改革的循序漸進我是贊同的,但必須起步。深圳的第一步必須邁出,其他都好說。只要走出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全面的民主化,建立「三權鼎立」的民主政治制度。
建立深圳政治特區或許是一廂情願,照目前看,中共當局一直在維持香港現狀,拒絕公開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如何能在深圳建立政治特區?不過,中共還存在變數。不斷激化的社會矛盾和不斷發展的社會反抗力量,或許可增加黨內的變數,從而逼迫中共當局下決心進行政治改革。
二○○六年七月二日
轉自《動向》2006年7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