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7日訊】﹝大紀元記者唐浩／雲林報導﹞「醫師之間還彼此搶病人，甚至還有從昆明大老遠跑到上海醫院來找我、跟我談，也有從廣東跑來跟我談。他們根本就把它（器官移植）當作買賣。」當初因為先生患肝炎張太太把他送到大陸換肝，就是寄望著能有那麼一絲絲的機會。可是，她萬萬也沒有想到，那卻是另一場惡夢的開始。
為張先生動刀的醫師在手術前表示，他光是到現在（2005年8月）就已經做了160多例的肝移植手術。張太太原以為自己聽錯了，這下子才發現，原來醫師說的是真話。一個醫師半年多的操刀換肝次數，竟然比台灣一整年的手術數量還高。
家族痼疾 積勞成病
張先生，1959年出生，台灣雲林縣人，自幼學業優異，高中便遠赴台北考上建國中學就讀，一路到台大經濟研究所畢業。曾經擔任某上市集團公司旗下的副總，後來自行創業，經營紡織品貿易公司。事業版圖擴及全球各地。
張先生從小就是B型肝炎帶原者。張先生的父親在46歲時便因肝病過世，張先生的弟弟也在前年被診斷罹患肝癌，三個月後便離開人世，得年四十。張先生對此也有所警覺，但因為事業忙碌、遊走各國，加上接踵不斷的應酬餐宴，身體漸漸不勝負荷。
「他老說自己是『國際流浪兒』，手裡拎個皮箱、公事包就在世界各國奔走。客戶在哪裡，就去哪裡。」張太太回憶道，「其實他也沒有辦法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他自己經營公司，相對的，商務應酬也就比較多，身體負擔也就越來越沈重。」
去年六月，張太太發現先生的眼睛顏色出現黃疸的現象，她立刻要求先生就醫檢查。儘管張先生百般推託，認為太太大驚小怪，最後在太太堅持下，前往醫院進行肝功能檢查。結果發現，張先生的GOT、GPT指數飆高到兩、三千以上，遠高於三０到四五的正常值，張太太和張先生都嚇壞了，張先生隨即住院檢查治療。
遠赴上海求醫 掉進「錢坑」陷阱
「其實我們原本希望從頭到尾都一直留在台灣，但是醫院給我們的答案，感覺好像一直在敷衍，不斷地敷衍。最後，我們覺得這裡已經沒有希望了，所以決定到大陸去。」張太太感慨地表示。透過朋友輾轉介紹，去年八月，張先生前往上海的復旦大學附屬醫院就醫，準備接受器官移植。
前往上海前，復旦醫院方面向張家表示，該院隨時有供體，人隨時可以來，人一來就做（手術）。然而，張家到了上海，辦了住院，繳清了保證金，才赫然發現，該院根本沒有肝臟供體。這才明白：沒有退路了。
張太太陪著先生在醫院裡焦急地等待器官，幾天的等待，肝臟始終遲遲不來。更糟的是，他們彷彿掉進一個「錢坑」陷阱。
「任何不需要的醫療器材不斷地拿進來，而且每一樣都要算錢，每天都算錢。」張太太對復旦醫院的作風，直呼不可思議。「保證金交了二十萬人民幣後，一切東西都還得自費，連用個溫度計都要收錢，沒錢就免談。沒給錢就沒有任何醫療動作。家屬還私下送紅包給醫師，當時我們給了一萬元人民幣，後來是朋友跑去追了回來。」
不僅如此，張太太又被院方告知，要隨時等候各種通知、購買醫療用品等等。更有甚者，各科的醫師還輪流排班來「看護」張先生，一個接一個來，每個人都說有什麼事找他就可以了。「這擺明了就是每個人都要插一腳、分一杯羹。」
張太太透露，那些領頭的教授，連討論病情都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私下跟家屬進行。教授擺明地告訴她，想等著器官分配下來是不可能的，那得看誰能力夠、誰有錢，他們才會使力幫忙。
醫療水準落後 病患健康堪虞
最令張太太印象深刻的是，當地醫院的軟體服務及硬體設備品質極差。
狹窄的走道上，擠滿了嘈雜的家屬親友。小小的床位旁，圍滿了看護病患的家屬，所有的鍋、碗、瓢、盆全擺床底下。吃飯時間一到，所有廚具就從床底下拿出來，在浴室內煮起飯菜。浴室內又髒、又滑、又油。「你相信嗎？在醫院走道上還有人在曬板鴨呢！那裡的環境實在太差了。」
醫院裡每一部電梯，配著一位電梯小姐。電梯小姐似乎只為院內醫護人員服務，根本不把病患放在眼裡。例如，當病患家屬好不容易等到電梯，也擠進去了，好不容易快到自己要去的樓層時，碰巧有位醫師進來，醫師說到幾樓就先到幾樓，根本不為患者家屬著想。醫院內有專供醫護人員使用的廁所，平時是鎖起來的，病患家屬不得使用。家屬想上廁所，得讓那些在醫院待得久些的病患家屬來帶路，東鑽西繞地才找到廁所。
由於為了隨時支付各種名目的費用，張太太得隨時帶著現金，因此，就連上個廁所都要提心吊膽，擔心被搶、被騙。
轉院開刀 人間煉獄
命在旦夕的張先生不能在復旦醫院無止盡地枯等，於是，透過當地朋友的協助，他們轉往隸屬解放軍體系的長征醫院。
轉到長征醫院，院方堅持一定要張太太繳完二十萬人民幣的保證金後，才開始動作。繳完錢，一切仍是舊戲重演：處處都要錢，人人都來要錢。有錢好商量，沒錢一邊涼；給錢好辦事，沒錢等後事。
但令人驚訝的是，從轉院到開刀的速度奇快。張先生早上才住進去長征醫院，下午2點左右，醫院就找到配型合適的供體，4點就開始進行肝臟移植。
「可能是軍醫院有特權，比較有力吧，可以這麼快找到供體。」張太太仔細思考了一下，醫生跟她說供體來源是死刑犯。她懷疑的認為，那麼從槍決犯人、取出器官到移植的時間竟然可以縮到這麼短，那就表示醫院方面一定針對這些死刑犯的身體狀況建立了一個相當龐大的資料庫，才能這麼迅速的找到各方面配型都符合的供體。
張太太認為，這也顯示，一定有一批活人隨時配合著器官移植的需要在「等死」，並且，刑場必定就在醫院附近。或者，醫院裡頭就是刑場。
談到這裡，張太太不禁潸然淚下。「那時我心裡真的很掙扎，我跟我先生心裡都掙扎過：我們能為了我們自己的『生』，趕快祈禱有個人趕快腦死嗎？但到最後，說真的，我也沒有辦法考慮，這個肝臟的來源究竟是死刑犯、還是什麼人？是什麼狀況？」
緩緩抹去了眼角淚水，她說：「我只能一直騙我自己，也許對方是個死刑犯。與其讓他在牢裡擔心受怕，想著『什麼時候換到我？什麼時候是我？』不如就讓他早一點脫離這苦短的人生，換到下一輪迴。我只能這樣子騙我自己。」
手術失敗 回天乏術
下午四點鐘，張太太望著先生被推進手術房，一絲希望在心中悄悄燃起。然而，半夜12點30分，院方人員出來向家屬宣告手術失敗。張太太焦急如焚，後來經過兩個半小時的急救，病患腦部嚴重缺氧。，張先生已經回天乏術。
「我先生究竟手術失敗的原因在哪裡，也沒有一個說明。」當時張太太臉上佈滿淚水，望著先生一動不動，口中不斷流出黃色液體。
張太太回憶他先生曾提到，換肝成功後要放棄所有的工作，只做兩件事情：一個就是陪張太太遊山玩水，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寫作。張先生首先要寫的，就是自己的就醫過程。由於台灣人四個人中有一個B肝帶原，以他的知識、常識，他知道是因為輕忽、一個大意，沒有把自己好好照顧好，才導致今天的後果。
器官移植「生意」猶如換汽車零件
短暫的六天，也讓張太太看盡，中國醫師究竟是如何看待人體器官移植。她發現，醫師根本不曾像他們那樣去設想病患或供體的生死，「說真的，對他們來講，這根本只是一樁生意買賣。大家只在意金錢往來，沒人考慮過『人命』這回事。」
「醫師之間還彼此搶病人，甚至還有從昆明大老遠跑到上海醫院來找我、跟我談，也有從廣東跑來跟我談。他們根本就把它（器官移植）當作買賣。」
在等待手術期間，張太太跟其他病患的家屬聊了一下，她才驚覺，原來醫院整層九樓的病患，都是來換肝的！為張先生動刀的醫師在手術前表示，他今年光是到現在（2005年8月）就已經做了160多例的肝移植手術。張太太原以為自己聽錯了，這下子才發現，原來醫師說的是真話。一個醫師半年多的操刀換肝次數，竟然比台灣一整年的手術數量還高。
「他們醫院的作法是，只要發現病人肝有問題，就告訴病人要換肝，而且是盡快處理，整顆肝都換掉。所以手術成功率都很高，因為在肝還沒出現其他併發症之前就把整個肝給換了。」張太太從許多病患家屬的口中，得出了這點結論。
甚至，醫生還會主動建議病人連其他器官一起換掉。彷彿人體器官就像一般的電器零件，數量相當充裕，一有毛病隨時就換。就像把汽車零件更新一樣稀鬆平常，連猶豫的時間都免了。
在復旦大學附屬醫院時，便有醫師建議張先生連腎臟一塊換了。所幸張太太隨時都在記錄先生的健康狀況，認為腎臟相當健康，拒絕了這項建議。
「這麼多的器官到底從何而來？我不曉得。我也不敢去想。」周遭的空氣突然沈重起來。她端起咖啡杯，小小啜了一口。杯身在她的手中微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