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樸：趙紫陽的政治智慧
【大紀元7月1日訊】在編簒《紫陽千古 – 趙紫陽紀念文集》和《續編》的過程當中，我讀到數百篇由紫陽逝世所引發的文字，有的出於對趙紫陽無法壓抑的深厚情感，有的感歎世態炎涼，有的憤世嫉俗，更有為國民的未來總結經驗的警世力作。眾多的評論和追思，表達了人們對國民命運的殷憂，對趙紫陽政治生涯和品格為人的評價。從中我看到了一個偉人的輪廓：
一個出生在中原地區農村的青年，為了民族的解放，為了反抗侵略，加入了當時具有五四以來進步思想背景，又與土地和農民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共產黨；在共產黨內他顯露才華：儘管他的黨不斷地徘徊在權力政治、意識形態和現實生存的要求的衝突之中，他總是在實幹中為黨尋找出路。在組織上他從來沒有背棄過這個黨，但在原則和實踐中他始終不渝地站在人民大眾的一面。他在共產黨依靠地主與富農的財源的時候進行了基層的土地改革；他在毛澤東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下面“搞糧食”；他在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大前提下搞“商品經濟”；在保守派的眼皮底下制止了“反精神污染”擴大成為毛式的清洗運動；他在大家長鄧小平的虎視眈眈下反對用軍隊鎮壓人民，他在一黨專制下創造性地倡導全社會對話協商，堅持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身為一個極權主義政黨的代表人物，卻認識到了現代民主的價值。
從去世之時起，趙紫陽立即成為一個歷史人物。對歷史人物的評介眾說紛紜， 好比“瞎子摸象”，各有各的精闢之處，各有各的分析角度。我個人認為，對趙紫陽的研究，目前尚在初級階段：
一、趙紫陽的確在一個集權的政黨裏權傾一時，這一點常常遮掩了他的思想和為人；
二、“六四”事件兩敗俱傷的悲慘結局，不可能不影響公眾對當時的參與者的評介。至於這些評價，對趙紫陽這樣一個當事人來說是否準確，是否有事實為基礎，則有待進一步的史料的出現；
三、在公開悼念趙紫陽的人當中數量最多的屬於兩大類：一類人是趙紫陽過去的同事，他們基本上還是希望趙紫陽被歷史承認是一個好的共產黨總書記，為國家作出了貢獻；另一類公開悼念趙紫陽的人則對共產黨全無好感，希望趙紫陽是一個同共產黨徹底決裂了的政治民主化的代表人物。這兩類人在對趙紫陽的評論中，不可避免地會用自己的標準來評判是非；
四、中共當局對趙紫陽的長期非法軟禁；封鎖消息，嚴控媒體；甚至故意顛倒黑白，混淆視聽：不能說沒有起作用。
我們對趙紫陽這個歷史人物的瞭解尚屬膚淺，原始材料也還太少。目前流行著對趙紫陽的一些似是而非，人云亦云的說法，都與以上四點有直接關係。不妨舉一些例子。
1989年的趙紫陽與1991年的葉利欽
多年以前，一個親身經歷六四事件並從此投身人權事業的朋友談到對趙紫陽的看法時說：“我不佩服趙紫陽，如果趙紫陽當年像1991年的葉利欽一樣，站在坦克上呼籲民眾抵抗有多好，但他沒有這樣做！”十幾年來我沒有忘掉這位朋友的幾句話，因為這種觀點在迫不急待渴望改變中國專制政治的人當中很有代表性。
中國與俄國兩個歷史事件的結果各不相同。用1991年的葉利欽類比1989年的趙紫陽，反映了類比者的主觀願望，這與身臨其境的政治家在現實條件下審時度勢所能做出的選擇，是兩回事，相去甚遠。但我們不妨真的比較一下：
葉利欽1991年站在坦克上，是他不到兩個月前在一次完全自由的選舉中擊敗了戈巴契夫支持的候選人而成為俄國當選總統的時刻；趙紫陽的1989年，是年前價格闖關之後通貨膨脹持續，趙本人成為經濟保守派的眾矢之的，其政治生涯進入了十年以來的最大困境。
1991年8月18日葉利欽站在坦克上時，是獨聯體簽署新協約的前兩天。保守派“八月政變”是事件的起因。群眾上街“保衛白宮”具有明確的目的，也就是反對發動事變的保守派。1989年抗議的學生和支持學生的市民，以悼念胡耀邦為起始，以要求政府讓步為目的，政府對他們來講是黑箱。大多數的群眾對中共領導層的分歧毫無所知，即便有所感覺，也興趣不大。趙紫陽自學運一開始就是被抗議的物件之一。身為抗議物件的中共總書記，在當時群情激昂的街頭巷尾，不僅沒有號召力，而且為眾人所誤解和不信任。不僅當年的趙紫陽沒有得到上街學生的支持，而且事後多年，曾經熱血沸騰被自己的行為感動了的學生們，也不肯定當年就能支持趙紫陽。
更不要忘了葉利欽腳下的110號坦克業已調轉炮口！當時，不僅葉利欽知道，連被軟禁的戈巴契夫也已經知道，大部分包圍“白宮”的軍隊領導人已經轉而反對政變的發動者。而在中共官場中，雖然在如何處理學運上的確存在廣泛的爭議，主張和平解決的曾經在趙紫陽的力爭下成為多數，一旦鄧小平亮出強硬的底牌，主動投靠也好，忍氣吞聲也好，依附強權的立即占了多數。姚依林、李鵬之流自不必再說，喬石、楊尚昆、萬里又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雖然鎮壓是鄧小平拍板，但歸根到底，獨裁體制，奴性的官場文化，才是鑄成血案的終極因素，鄧小平無非是活劇的主演者而已。
退一步分析，假如趙紫陽真的“登高一呼”，取得了學生、民眾和部分政府甚至部分軍隊的支援，面對鄧小平的幾十萬主力軍王牌軍，結果又能是怎樣呢？開槍能避免嗎？更多的流血犧牲或者全面內戰能避免嗎？歷史無法重寫，時間不能倒流，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絕對優勢的武力將會更瘋狂地利用贏局，鎮壓異己。這是就國家而言。
就趙紫陽個人而言，不但“支持動亂、分裂黨”的欲加之罪“證據確鑿”，而且“有組織、有預謀”的指控更是“板上定釘”。鎮壓有理的中共領導，應該早就大可不必躲躲閃閃，玩弄文字遊戲，封鎖消息，採取全民遺忘政策了。
如果當年趙紫陽登高一呼反對鄧小平，如果利用本來同自己沒有關係的學運撈取政治資本；那麼，趙紫陽豈不成了投機政客？他所提倡的 “社會協商對話”，“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豈不成了騙人的謊話？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位友人甚至直截了當地同趙紫陽談過這個問題：
友人：“冒昧地問一句或者說一種假設，如果您能像葉利欽那樣爬上坦克，會是一種怎樣的結局呢？”
趙紫陽：“那就意味著內戰，受苦的是老百姓；我們欠中國老百姓太多，我們還在還債啊！我無法做出這種選擇。”
公認的事實表明，趙紫陽為了反對鎮壓，寧可舍去權位，“無所謂了”。如果他捨不得權位，或是想“留得青山”，只要不反對鄧小平鎮壓，就肯定是明哲保身的上上之策。不要忘了，儘管如此，有些聰明分析家在分析“六四”事件時，仍然把趙紫陽理解為“爭奪權力”——有的說他與保守派爭奪權力，也有說他與鄧小平爭奪權力。
趙紫陽與鄧小平
趙紫陽沒有力量制止“六四”的悲劇的上演。對此，在各種版本中還有所謂“性格說”。即，趙紫陽與鄧小平比較，“鄧小平說得出，做得到，不怕後果”。而趙紫陽“性格軟弱，沒有鄧小平的鐵腕”。我的上面提到的這位朋友也同意這種觀點。
按照同一邏輯，與毛澤東相比，鄧小平就屬於這種“性格軟弱”之人。把政治力量的對比解釋成為政治家性格的軟硬，在少數條件下或許有些道理，一般情況下意義不大，在“六四”問題上更是風馬牛不相及。
對強者的仰慕，對暴力的屈服，在靈長類社群中是唯一的原則。儘管在人類中也普遍存在著，但是，人類社會的文明，畢竟意味著對暴力的制約，對純粹暴力征服的反對。在“六四”事件上，對鄧小平鐵腕的歆羨，不過是違反文明準則的獸性回歸，是人性的黑暗一面，不足為怪，也不作為訓。
民主主義與“新權威主義”
對趙紫陽的評論中，有一種曾經流行的說法：趙紫陽主政時主張“新權威主義”，主張用集權的手段達到其推行政綱的目的。這種說法，即使在缺乏歷史材料佐證的情況下也很難站住腳：不管是如何“新”的權威主義，權威只能有一個，世上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在當時，那“權威”除了鄧小平還能是誰？！近年來發表的材料更證明，原來鄧小平本人才是贊成新權威主義的，只是 “不要用這個提法，照這麼做”，就龍心大悅了。
撇去“新權威主義”不說，中共的政治畢竟是極權的政治。把出身於中共並成為總書記的趙紫陽稱為“民主主義”者，無論如何是有一部分人不可以接受的。按出身作鑒定，符合以前毛時代講“階級鬥爭”時的流行做法，只能說明毛澤東一些傳統思維，其害之廣且深。民主主義者也好，非民主主義者也罷， 趙紫陽為中國走出極權政治的束縛做出了開創性的努力：他主張形成由社會各界即各主體之間互相協商對話的局面；他堅持經濟改革必須由政治改革配合；他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方案；他堅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運；他在反腐敗和一黨制的矛盾之中質疑一黨制。他與胡耀邦一起對中國突破極權主義的貢獻，還有何人能出其右？！如果這種實質性、開拓性的貢獻配不上“民主”一詞，這個詞究竟還蘊藏著什麼深奧玄妙的意義？
百世留名的英烈
有人說“趙紫陽還遠非中國的民主之父”。這話很對。中國現在沒有民主，何來“民主之父”？！中國有沒有民主之父，誰是中國的民主之父，只能由有了民主之後的中國人評說。有人還懷疑趙紫陽“是不是英雄”，如果你認為現代人有權為將來預定英雄，那就錯了。要知道，普天之下所有的英烈之祠，都是後人建造的。
自古以來的英雄人物，都代表了一個時代的要求。他們身後，都有後人堅韌不拔的努力，和排除萬難以後的成就。英雄只不過是他們中間那些曾經犧牲自我做出開創性貢獻的代表人物罷了。
趙紫陽已經做出了他最大的犧牲和努力。他的事業將來能否成功，他的遺願是否後繼有人，他的名字能否傳頌於我們的後代，豈不正在取決於我們這些倖存者的意志，才幹，努力與成就嗎？
倒是我們這些不肖子孫，庸庸碌碌，苟且偷安，是否對得起先行者的開拓，確實是一個需要捫心自問的問題。
趙紫陽的最後一擊
對趙紫陽這位我們民族不世出的英烈的曲解，莫過於對他沒有“最後一擊”的失望了。我也曾經像許許多多的人一樣，幻想他會在他的有生之年，給中國頑固的專制主義以“最後一擊”，哪怕不能帶來實際的變化，也畢竟能夠以他的聲望，來一個玉石俱焚，猛醒世人呀。
王立雄以其作家的敏銳，道出了許多人的期盼和等待：“我相信趙在十六年的漫長歲月所做的就是等待。我無法知道他等待的具體內容。以他的位置，最可能是在等待中共黨內發生變化——等鄧小平壽終，等李鵬下臺，等江澤民退位，等一個‘ＸＸ新政’……然而鄧小平死了，李鵬下了，江澤民退了，‘新政’變成時髦之詞，他所希望的變化卻始終沒有等到。無數中國人都是如此一輪一輪地等待，從希望到失望往復迴圈…”
我也在等待。
當我接到北京來電話告訴我老人家離去的時刻，我的等待到了最後的一刻。一股極度的悲涼自心頭而起，頭腦裏電光一閃，不禁淚如泉湧：老人家，我誤解了您了。哪里是什麼等待！您無聲的抗爭，不事喧嘩的堅持，就是對這個以鎮壓人民為能事的黨的唯一可能的最有力量的一擊。
1997年，趙紫陽給中共十五大代表寫了一封建議重新評價“六四”的信，指出 “六四”問題遲早是要解決的，“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收到這封信的高官們，包括當年也曾支持和平解決學運的人，都噤若寒蟬，沒有一個表態；這些人，雖已不必再像當年那樣畏懼鄧小平的淫威（因為鄧已去世），但反正業已人人得利，保得全家富貴，此刻正在和友人共同謀算如何利用國有資產中飽私囊，日子過得好不紅火。
對信的內容真正在意的，恐怕還是江澤民。江立即決定對趙紫陽採取懲罰性的報復，從此禁止一切會客。偌大世界，除居所之外，趙紫陽的個人活動範圍被限制在北京的兩處：北京醫院和遠郊區一個農民開辦的高爾夫球場。
這封信的內容輾轉流傳到海外，立刻引發了海外中文媒體關於真假的大辯論，有說真，有說假，不亦樂乎。信的內容，卻少有人理會。
再假設，如果趙紫陽真的發出一封號召全民，又能立即被舉世公認的公開信，結果又會如何？我有絕對的把握可以說，信的內容在媒體上發表的時刻，聰明的分析家們一定會“剝去表面，分析本質”，無非是再得出什麼“對權力的最後一搏”之類的結論。
趙紫陽沒有怨天尤人哀歎時機。不要忘記，他是一位以明智練達著稱的政治家。他對世局洞若觀火。他不可能看不到現實：這是一個幾乎全部的城市精英都滿足于能夠充分利用占人口大多數的弱勢群體的犧牲保持自己生活水準高速增長的現狀的時代；一個不准有記憶的時代；一個道德淪喪的時代；一個政府信譽徹底破產的時代。當真是：“有幾流的公民，就有幾流的政治”。
趙紫陽又能做什麼呢？“老了，無所謂了”。在簡單的一句話中，凝聚了如此深刻的政治智慧，反映出一個鮮能企及的人生境界：無妄於世，無愧於心，無畏乎強權和宵小。趙－－紫－－陽——這三個字，自1989年起，始終給中共帶來了一種深度莫名的恐懼。這種恐懼大大超出一些人的預料，也使絕大多數的人無法理解。正因為如此，這種恐懼的本身和它根源，倒是值得好好分析和探討。不過這已經不是本文所要涉及的範圍了。
2006年5月4日
（鮑樸是《紫陽千古－－趙紫陽紀念文集》及《續編》的編者之一。）
轉自《動向》２００６年６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