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2日訊】報載，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開會議，擬議改革收入分配製度，以緩解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讀到這個消息，我想起了髮廊女苟麗的故事。

地處西北窮困山區的苟麗，一年種地收入總共不過2000來元，只能勉強維持家用。而一次婚宴，就讓她欠下三萬元債務而且包括部分高利貸。全家不吃不喝至少十五年，才可能還清債務。無可如何之中，苟麗夫婦只好選擇了移民，跟一億三千萬農民工一樣選擇到大都市，到大都市尋找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

本來，他們應該有機會的。他們不乏勤勞，只要能夠改變自身命運，他們什麼苦都能吃，什麼髒活累活都能幹，什麼屈辱都能忍受。他們的任勞任怨本來也是大都市所需要的。只要就業市場充分敞開，只要就業機會基本均等，那麼苟麗夫婦甚至不必奢望所謂市民待遇，憑借他們的任勞任怨，他們足以實現改變自身命運的夢想。

但是，所有夢想都成泡影。苟麗夫婦的奮力拚搏，換得的只是一次接一次的打擊，一次接一次的失敗。大都市之於他們彷彿是條金光閃閃但卻暗潮叢生的河流，他們根本無從應對，陷入一個接一個的漩渦，直到最後，如我們已經知道的，苟麗那柔弱的身影終於在漩渦中完全消逝。

此類悲情故事，於市民階層或許匪夷所思，但如記者傅劍鋒在報道中所說，其實這並非個別。閃爍的霓虹背後，有多少血淚在流！有多少悲情故事正在發生和即將發生！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力量，在捉弄著苟麗夫婦？！看得見的殺手已經落網，但看不見的殺手在哪？！不追蹤這樣的問題，不弄清這樣的問題，就會時間永是流逝，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就真的不算什麼。

非法生存是苟麗夫婦進入大都市之後的基本生存狀態。但這並不是他們的初衷。最初進入大都市，苟麗夫婦並沒有嘗試非法生存，而是力圖通過合法勞動來換取自己的生存資源。但出乎他們的意料，此路不通。「一開始，苟麗在一個服裝批發市場找了份月薪300元的工作，陳小林在一家工廠找了份月薪350元的工作。夫妻倆算了筆賬，房租50元，其他費用最省也得100元，一年下來只能落下5000元左右。『債什麼時候才能還完啊？』發愁的苟麗曾經在半夜把陳小林推醒。」

逐水草而居是所有活物的天性。既然合法的僱傭勞動水草匱乏，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急於突圍的苟麗夫婦不能不另做打算。苟麗丈夫陳小林辭掉工作借錢買了輛舊摩托車，跑起摩的生意。記者傅劍鋒沒有告訴我們摩的生意的收支狀況，只是告訴我們跑摩的很累。但從苟麗寧願背著丈夫主動跳進賣淫火坑這樣的決斷來看，跑摩的不止是很累而已，摩的收入也應該非常微薄，以至讓苟麗徹底失去了耐心。非法生存就這樣發端，潘多拉的匣子就這樣敞開了。

苟麗夫婦的收入略有增長，但風險成本也隨之節節攀升。星級賓館的性服務早就是半公開的，儘管也屬於典型的非法生存，但因其服務對像往往是社會主流階層，所以有或明或暗的法外保護而頗具安全度。面向弱勢群體的性服務就沒這麼幸運了，弱勢群體不可能付得起高昂的保護費，因此必然構成選擇性執法的最重要的目標之一。苟麗未能倖免，很快就在「嚴打」中被抓，被收容長達4個月。時間上的損失倒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4個月的鐵窗生活讓苟麗夫婦花了1萬元，這些錢也是借來的。都市生活非但沒有改善苟麗夫婦的生存狀況，反而雪上加霜。為此，與妻子重逢僅一天的陳小林只得改而去可能水草較豐的北京打工，留下來的苟麗則只能重入賣淫火坑，並最終覆沒。

通過苟麗夫婦沉浮軌跡的這番回顧，不難看到苟麗夫婦的生存空間是多麼的窄逼。合法的僱傭勞動不是他們的出路，非法生存則更是他們的死路。原本，這兩條路都應該向他們敞開的。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是當下政府改革的主題。而政府公共服務的首要對象，應該是像苟麗夫婦這樣最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的弱者。他們正是因為缺乏自我保護，在面對強勢的資本時力量完全不對稱，單靠個體自身根本沒有跟強勢資本討價還價的資格，往往只能被迫接受強勢資本的單邊協議，而這種單邊協議對像苟麗夫婦這樣的弱者顯然是絕對的不公平，勞動力價格和福利水平甚至低於生存底線。要求得一個比較公正的勞動力價格和福利水平，沒有一個有利於勞工權益保護的法治環境是不可設想的。而眾所周知，建設這樣的法治環境尚任重道遠。這種情況下，像苟麗這樣的弱者要麼只能聽任強勢資本的宰割，徹底放棄突圍的人生計劃；要麼狠下心來，拒絕僱傭勞動，成為個體勞動者。

但是，大都市並沒有給苟麗夫婦騰出任何從事合法的個體勞動的空間。對像苟麗夫婦這樣既無特殊技能又無資金的弱者，城市管理者事實上只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合法選項，那就是接受資本僱傭。除此而外，幾乎所有可行的選項都是非法的。一無所有的苟麗夫婦只能作城市苦力。但苦力恰恰為城市管理者所深惡痛絕。儘管城市的就業空間越來越小，尤其是底層人民的就業空間越來越小，自由勞動自謀生路原本是緩解就業壓力的一個最佳選擇，但底層人民的生計似乎沒有大都市表面上的繁榮和光鮮來得重要。於是，幾乎所有大都市都對底層人民的自由勞動自謀生路設置了盡可能高的門檻，甚至乾脆就對底層人民的自由勞動自謀生路趕盡驅絕。城管如刀俎、個體勞動者如魚肉的景致，便像一部沒有尾聲的電視連續劇，不斷在所有大都市反覆上演。自由勞動自謀生路的風險成本因此高到極致，收益則降到極致。這種情況下，陳小林必然跑黑摩的，而且必然入不敷出以至讓苟麗絕望，讓苟麗鋌而走險。

城市形象高於底層人民的生存權，這種現象在「以人為本」已上升為社會主流話語之當下不僅仍然存在而且仍然普遍存在，其怪誕程度真真超出了人的想像力。正是這種怪誕，徹底堵死了底層人民除接受資本僱傭而外的其他的出路，徹底葬送了苟麗夫婦依靠自己的力量改變自身命運的可能性，最終把苟麗逼上了絕路，逼到了死地！！！

這裡我們看到，像苟麗夫婦這樣的底層人民，他們的貧困不僅是勞動技能的貧困，不僅是物質財富的貧困，他們的貧困歸根到底其實是權利的貧困！！！正是權利的貧困，使得他們在進入城市社會時，在面對強勢階層時，沒有任何意義上的權利庇佑他們，沒有任何屏障使他們能夠防範來自四面八方的莫測的風險。接受合法的僱傭勞動，逃不脫資本的敲骨砸髓；拒絕僱傭作個體勞動者，又逃不脫權力的圍追堵截。怎麼選擇都是錯，怎麼選擇都是痛，怎麼選擇都無法突圍。強者愈強而弱者恆弱，生存資源的配置格局如此頑強，似乎不可撼動。

因此，當弱勢群體的苦難終於導致社會生態失衡時，當社會公正終於成為我們再也無法迴避的問題時，當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尷尬局面，不得不關注弱勢群體的救濟，我們切不可把我們當施主，而把弱勢群體當我們的施捨對象，只側重如何從強者的殘羹剩湯中舀幾勺子倒給弱者。弱者原本不需要這樣的施捨。他們依靠他們自己的力量，原本可以在經濟上自立。他們現在之所以做不到這一點，不是他們懶惰，不是他們無能，而僅僅是因為權利的貧困。他們既缺乏與資本談判的權利，也缺乏自由勞動自謀生路的權利。這最大限度地加劇了他們的生存風險，抬升了他們的生存成本。

這就是說，弱勢群體最需要的救濟，主要不是物質層面的救濟，而是權利上的救濟。權利創造機會，權利創造財富，權利創造尊嚴，權利創造一切，沒有權利就沒有一切。物質上的暫時貧困不可怕，權利的貧困才是終極意義上的貧困，最可怕的貧困。只有徹底消除權利的貧困，弱者才不至於無告，才不至於恆弱，才能為自己開闢生存和發展的廣闊空間。

這就是說，物質意義上的兩極分化其實不是問題的本源，物質意義上的兩極分化只是果，權利意義上的兩極分化才是因。要抑止兩極分化，根本的突破口是改變傳統的權利結構，只有改變傳統的權利結構，才能改變傳統的利益結構，包括傳統的收入分配秩序。第一優先無疑是弱者的權利保障。「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僅僅從物質財富的分配角度來解決兩極分化，只能在一時一地起作用；必須通過均權實現均富，通過均權基礎上的均富，實現社會的均衡和和諧。這，才是真正的長治久安之道。

此種長治久安之道無疑很艱險，很曲折，但是，捨此我們別無它途！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