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9日訊】(亞洲時報wind deer 5月9日撰文)中共中央最新最高指示全面提倡“八榮八恥”的道德觀，不能不說胡總的眼光銳利，看到了道德問題是中國社會諸多弊病的癥結所在。但是看到問題的所在，卻沒有對症下藥，想用幾句空洞的口號和幾個典型的人物達到全面復興中國的傳統道德理念、普遍提高全民的道德素質的目的，無異於癡人妄想，畢竟歷史欠下的道德債實在是太沉重了，經濟固然可以通過十幾年的時間得到飛速發展，道德一旦遭受毀滅，非五十年，甚至上百年都難以振興。

回顧歷史，作為傳統社會道德楷模的知識分子階層，自古就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士人秉承儒家理念，以道德為立身之本，以學問求揚名天下。士大夫們堅持“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信念，造就了岳飛，史可法，文天祥等等一批千古傳誦的道德模範。

但是當代中國的道德崩潰恰恰發端於知識分子群體，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的胡風事件。這一事件牽連甚廣，連一向以“說真話”著稱的巴金也被捲了進去，違心地寫文章批胡風以求自保過關。緊接著就是臭名昭著的1957“反右”運動，老毛的“陽謀”達到了“引蛇出洞”的目的。原本熱心參政議政的民主人士，天真地以為可以暢所欲言地給執政黨提意見，希望當局能提高執政能力，卻萬萬沒有料到自己跌入了人家早就挖好的陷阱，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雖然文革之後中共中央給大多數“右派”平反，恢復名譽，但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幾個大“右派”至今也沒有正式平反。我想這與老鄧當年擔任中央“反右”小組組長有關，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至死也不承認“反右”本身錯誤，只認為錯在“擴大化”。

“反右”固然確保了中共一黨專政的地位無可動搖，影響也只在知識分子階層，但這場牽連數百萬人的運動完全摧毀了士人作為社會模範的作用，為以後文革全民道德的崩潰買下了伏筆。

黨外威脅已經消除，黨內又開始了新一輪的鬥爭。廬山會議，彭德懷、黃克誠，周曉舟，張聞天等人被打成反動集團。現在我們都知道，彭德懷為民請命直言犯上是正確的，當時黨內很多人也清楚這一點，但在老毛龍顏大怒之下，竟然鮮有公開為彭辯護的人，包括被中共捧上聖壇的周公在內的黨國大員們一個個噤若寒蟬，為求自保，不得不違心地發言表，態劃清界限。這場鬥爭的結果，黨內的道德體系就此瓦解，無人再敢效仿作彭德懷第二。

這兩次運動，使黨內黨外的上層道德已經遭到嚴重破壞。接下來“十年浩劫”的文革，延續了前兩次運動餘波，在個人崇拜瘋狂地影響下，在“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號召下，全民陷入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漩渦之中，傳統社會的優秀道德蕩然無存，人性中醜惡的一面被“發揚”到了極致。

文革過後，老鄧看到了中國經歷了20年的內耗，經濟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於是祭起了“落後就要挨打”的“祖訓”，開始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可他忽略了一點：經濟可以短時間恢復，但是道德的重建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辦到的。雖然老鄧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提出“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但是由於過去道德崩潰的遺害在現實中的巨大負面影響，造成國人普遍地“自覺”樹立起了“拜金主義”觀的惡果，即只顧追逐經濟利益，完全置道德於不顧，達到了不擇手段的目的。如果說“黑心棉”、“地溝油”之類是民間小作坊的產物，那麼“短信陷阱”、欺詐廣告、虛假宣傳等等就是國有大企業的“傑作”。甚至連進入中國的世界五百強企業也“入鄉隨俗”。在它們的西方老家，因為有獨立的媒體監督，完善的法律體系，這些跨國巨頭們的“劣跡”會被及時揭發出來，並受到法律的嚴懲，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但是由於“中國國情”，這些企業最多公開道歉，再不痛不癢地交點“罰款”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中國人吃虧也只能打落牙齒往肚裡吞，無可奈何。

全社會道德重建任重道遠，絕非短期可以實現。道德力量的缺失，社會風氣的惡化，最好的補救之策莫過於依靠民主監督，言論自由。與其搜刮肚腸地喊口號，費盡心機地找典型，出力不討好，不如拿出勇氣推進政治改革，標本兼治，則國家幸甚，人民幸甚!(//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