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葆璋：文革：四十年後
【大紀元5月4日訊】冠以文化二字的那場革命，已經過去四十年了。四十年也是一個人的不惑之年。如今三四十歲，乃至五十上下的人，對於那場製造了上百萬冤魂怨鬼的革命，已經記不起多少親身的經歷了。然而，在咨詢封閉的中國，父輩的回憶，官方的正式文件，大概也以會使你不再懷疑那場慘劇的血腥。
四十年後的今天，時至不惑之年的中國人，應有足夠的條件想一想，問一問：中國人歷經劫難之後，是否已經歷史性地脫險？
是的，不應忘記那慘烈的十年，然而，更需回憶與審視的不也是最近這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乃至你所生存的此時此刻嗎？問題：那樣的慘事是否再也沒有發生過？找沒找到那場人禍的禍根，從而作到真正的正本清源？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痛定思痛的否定。
走出文革的1978年，中共召開了「撥亂反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繼而於1981年的六中全會上，又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這些文件中，中共當局不僅把文化大革命一詞收入引號中，而且鄭重宣佈，「開始全面認真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平反冤假錯案，改正錯劃右派，改變原工商業者，小商小販和地主富農的成分……進而信誓旦旦：「我們黨有決心有能力防止重犯過去那樣嚴重的錯誤。」
可以說是墨跡未乾或話音未落，中共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在走出文革的第二十個和第三十個年頭，不減第一代當年之勇，於1989年把反對貪污要求民主的數百萬學生幹部市民打成反革命暴徒，演出了那場全世界為之震怒的用坦克清場的天安門事件。又過了十年，1999年，一個與世無爭的修煉團體－－法輪功，再次成了專政對象，數千萬人被打成邪教；當局傾全國之人力物力趕盡殺絕。這文革後的兩件大事，當時及隨後又有多少生命被毀滅，至今沒有詳盡的統計，而在文革後共產黨內信仰危機的背景下，還有多少天主教家庭教會成員遭受迫害，更是不得而知。
當你回顧最近的歷史，環視周圍的時候，你一定思緒聯翩。你是否想過這樣一個問題：中共幾十年的歷史充分證明，它的幾代領導人的一個根本信條就是必須要維護公權利的私有制。為了把公權利永遠地據為己有，他們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杯弓蛇影，不惜錯殺一萬也不能放過哪怕是一個，在他們看來，有礙於他們獨霸公權利的人。
不過，斗轉星移，你一定也看到，文革後這二三十年，中共的邪惡本質也在日益暴露並受到其黨內及黨外的嚴峻的挑戰。
中共在文革後的歷史文件中，把幾十年的罪惡說成是「長期的左傾錯誤」，也就是歸咎於所謂的路線鬥爭了。如今，在其黨內也有人悟到了更深。典型的例子就是於今年2月2日在北京公開發表的「江平，朱厚澤等十三人關於冰點事件的聯合聲明」。這十三位都曾是中共新聞戰線的老將。其中，彭迪先生曾任新華社副社長兼國際部主任。當年我和朋友們曾戲稱之為「奮筆如椽戰太行」的老記者。聲明令人歎息的是，追隨中共半個多世紀後，他們索求的仍是新聞自由。聲明中的那句話更是讓人心潮難平：「誠然，我們都屆暮年，但自信銳氣不減，於是願效梁任公『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這行字真可謂字字千鈞。彭迪先生去年曾撰文因國內無人敢採用，毅然在國外網站上揭露中共體制之虛偽，以及三權分立之勢在必行。可以想像在中共黨內，一定還有不少正直人士明白，以屠殺千百萬人為代價的專制統治絕不僅僅是由於什麼路線鬥爭。
此外，最近這二三十年，中共當局在一黨專制體制下，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動員口號推行所謂市場經濟。這種做法不啻是由黑社會開辦賭場，從而養育了一批又一批的貪官污吏；貪官污吏則肆無忌憚地侵犯著一群又一群民眾的利益。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訪民告狀無門，往往被暴力遣返，再次被投入虎口。中共的市場經濟和發財哲學也造成了人性的極端的異化。殺害法輪功學員之餘，還要摘取販賣他們的臟器。
時代必竟是不同了。中共在文革後的罪惡，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地遭到一大批律師和記者的頑強的抵制，而花樣翻新的暴力鎮壓卻引出了他們義無返顧的抗爭。
中國的演變正以其獨特的形式和手段發展著：一個不稱之為反對黨派的，涵蓋各行各業的反暴政群體，已經初顯連橫之勢；一大批既不是瓦文薩也不是戈爾巴的傳奇人物正以他們的道義的力量挺立在東方的地平線上，國際媒體的聚光燈下。這又一代新人是否也要倒在專政的屠刀之下？！文革四十年後，中國人再次處於十字路口，中國的歷史車輪正在悄悄地加速轉動。@
（04／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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