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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陵元:讀外公「自傳」有感

【大紀元5月27日訊】外公雷豫,字子厚(1883~1974),1908年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北京

大學前身)。無意於官場,只在民國早年任過兩次縣長,即1916至1918年任江西省崇義縣縣知事(即縣長)和1921年任湖南省益陽縣縣長。自1922年卸職在家,自辦中學,投身於教育事業。

近日偶讀外公給「人民政府」寫的「自傳」(請讀作「反省」或「檢查」),談及民國早年縣長的工作:「主要就是懲治『盜匪』,辦省議員的假選舉,四鄉強募公債,應付新舊派士紳,招待過境駐防偽軍隊,每天與偽軍官們周旋。縣長應盡的一切職責,除照例辦理普通民刑案件外,簡直沒有事做。」

那時的縣長總攬保護治安、主持選舉、徵收稅債、聯絡士紳、迎送軍隊、審理案件。幾乎包打全局、無所不為,外公卻說:「簡直沒有事做。」這是為什麼?這是因為在縣以下的廣大農村,幾千年來形成的牢固的村民自治社會在充分發揮潛移默化的作用。在那裡,村民的公共事物──御匪、辦學、修橋、補路、水利、祭祀,由族長主政,鄉紳出資、農戶出力,一切都按幾千年來的傳統習俗有條不紊地進行。縣長不用管、也管不著。

當時的「縣政府」僅由縣長、師爺、賬房、捕快、衙役、牢頭等為數有限的人物構成。他們不用管鄉下的具體事物、不抓階級鬥爭、不進行政治思想教育,自然是「簡直沒有事做。」

不僅當時的「縣政府」小得難以置信,省政府也小得可憐。當時的省政府只有民政、財政、建設、教育四個廳。民政廳為民財建教四廳之首。在省長離任之際,民政廳長可代行或遞補省長之職。

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隨即展開的土地改革運動徹底破壞了中國農村傳統的村民自治社會,族長被取締了,鄉紳(地主富農)被消滅了,農民成立了農會。但是,共產黨並不信任農會,它不僅加強了縣政府,而且在縣以下又建立了鄉政府、在村子裡成立了村委會。鄉政府和村委會都在相應黨組織的領導下,對農民(包括他們所組織的農會)進行無孔不入地嚴密領導。

縣政府作為鄉政府的上級政府,包攬一切。對工農兵學商、民政財建教,都設立了相應的主管委、局、科。縣長作為這幾十個委、局、科的總管,當然忙得不可開交。更有甚者,在縣長之上還另外設有太上皇──縣委書記。縣委書記下面也設有許多部、委,自成一套體系,與政府有關部門並行操作,並起監督領導作用。在進行正常行政管理工作之外,縣委、縣政府還要把政治思想工作當作頭等大事來抓──在毛澤東時代狠抓階級鬥爭,在江澤民時代打壓法輪功。

黨和政的雙重機構、中央到鄉的五級政府,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壓得中國人民吐不過氣來。中國歷代的官民比例如下:漢代1:7,945,唐代1:3,927,清代1:911,而當代中國的官民比例高達1:26。平均每26個老百姓就要養一個比他們闊綽得多的政府官吏或者共產黨官僚。想一想吧,中國老百姓能夠富得起來嗎?

老百姓有義務養活為他們服務的政府,但是沒有義務養活任何政黨。哪怕是執政黨,也只可以支配它的黨員所繳的黨費和它的支持者所贈的捐款。中國共產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機構的工作開支、會議開支、工資開支等一切開支必須由中國共產黨自己支付,不得動用國庫的一分一毫。

老百姓有義務養活為他們服務的政府,但是不需要由中央到鄉的五級政府對他們嚴加看管。大多數現代國家都只有中央(聯邦)、省(州)、市(鎮、村)三級政府。中國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越是底層的政府,官員總數就越龐大,老百姓為什麼要豢養這些吸血鬼?是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的嗎?胡說!民國早年的政府就比現在小得多。

龐大的中國共產黨各級機構、龐大的五級政府官僚集團都是中國共產黨為強化它搖搖欲墜的反人民、反歷史前進的罪惡統治而設立的。不推翻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就不可能精簡臃腫的官僚機構,中國人民就不可能脫貧致富、翻身解放。

外公的「自傳」雖然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高壓下所作的反省和檢查,「假選舉」、「強募公債」、「偽軍隊」、「偽軍官」等詞充斥其間,但是卻不容置疑地告訴了我們,那時的政府規模小得多、效率也高得多。

2006-05-26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