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自立：析文革打倒官僚
【大紀元5月26日訊】有人說，文革是一場人民文革，因為造反派趁機造反，於是，和毛的文革形成對峙，造就了第二個文革。
他們說，在規矩不成，方圓無望的1966年，那是一個無奈但是有價值的選擇，不能要求那些禁錮中人採納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云云。
這個說法接下來的推理則是，那個造反和人民文革，是後來發生四五運動乃至89運動的最初嘗試，其意義之高要足夠估計。
這個說法是不是合乎邏輯呢？我們前此對於人民，革命，文革，做過一些分析。對於上述說法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予以反駁。現在，我們就誤入歧途的造反，在當時的意義上和現在的意義上，嘗試再做出一個淺淺的分析。這個分析從如何打倒官僚的方式入手，隨後對打倒中人的政治身份和階層屬性，做出判斷，最後，我們提供一種文革無價值說結論，也就是說，如果未來中國發生某種天翻地覆的變化，普世價值和法治框架應該承擔的責任。
文革的「打倒」，是在何種意義上的革命，應該廓清其內涵。
暴力革命，在1789年和1917年都曾經發生。那種血流成河的場景被無數作家記述和分析。多數作家，除去定義其歷史的必然性之外，都對暴力帶來的屠殺，毀滅和虛無主義給予批判。其中，暴力敗壞人性，中斷傳統，殺人劫貨，製造仇恨……是他們否定之的主要根據。在法國革命以後的歲月中，法國本土和英國的一些作家，對之進行了汗牛充棟的著述。其中恢復法治和重建信仰，是革命後時代人們做出的兩件大事。這兩件大事的復舊，有賴於其先前的存在。法國的基督教重建，當然是撿回被丟掉的東西；而拿破侖法典的建構，則是對於英國反革命派的一種見解的妥協。這兩件事情的完成，本身，就是對於革命的清算。
沒有人說，革命的發動和避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但是，也沒有人主張，要在西方再次發動一種枉顧法治和信仰的革命。法國1968年人發動的革命，沒有提供取代法國現存制度的理論實踐，他不曾動搖其根本的民主和宗教，只是左派不斷地做出他們的貌似伏爾泰的批判，在不會被鎮壓，更不會像遇羅克和林昭一樣被槍斃的前提下，提出他們的烏托邦夢幻。
所有這些，和文革的前提和背景，沒有任何一致性。
中國的革命和文革，是在沒有信仰和法治傳統的框架裡進行的。不是人們丟掉了什麼，而是他們牙根就更本不具備。於是，在文革的惡性遊戲中，民主的，法治的，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其實根本就是一場虛無。一百年來，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只是在紙上談兵，從孫文到胡適。而黨文化，在兩黨的革命大業中，卻佔據主導地位。這個黨文化，又分野成為蔣介石和共黨文化。蔣介石是有文化的專制，後來，共黨，演變成為無文化，剿滅文化的集權。這個比較和區分，是我們估價百年中國的基本尺度。去除這個尺度，你就無法瞭解一些極為本質性和常識性的問題——也就是說，你就無法瞭解民主的有無和多少的問題——也無法瞭解何以台灣的轉變可以實現，而大陸的不轉變，還是今天乃至可見未來的現實。
在這個基本前提確定以後，我們再看文革的遊戲規則。
這個規則的產生，是在不具備任何民主憲政傳統的革命現場中制定的——抑或是根本就無法顯現的文革潛規則——這個規則的反規則性，其實非常淺顯，就是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是法律，是教條。在這個粗鄙的規則面前，革命人民進入革命場景，立刻轉化為對革命對象的殺戮和侮辱，甚至可以吃掉敵人的肉體。據說，這個吃人的法則是有國粹傳統的，但是，這個吃人的法則，更多來源其1966年的「無法無天」。打人，殺人，成為文革的革命方法和革命意志。殺人狂的基本根據，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好人打壞人，活該！」
殺人，其實是革命的基本手段。中國革命，人民革命，也是殺人。現在說，巴勒斯坦死了多少人，伊拉剋死了多少人。其數字以百記，以千記，已經不得了，西方媒體對此瞠目結舌，大喊人權踐踏了，生命塗炭了。不想，我們的解放戰爭，一下子就是幾十萬，幾百萬人命的損失。中國人不但不對此瞠目結舌，而且讚揚有加，說是偉大的三大，還是幾大戰役。殺人不過頭點地。毛說，死人怕啥，死掉幾億，就是共產主義了！他一下子派出百萬之眾，開赴北韓。一下子，又要給埃及二十五萬志願軍（只是埃及拒絕）。再一下子，開赴越南，老撾。他試驗原子彈。陳毅說，不穿褲子，也要製造原子彈！
又說，你們都來吧，從東西南北都來，我頭髮都等白了！
那是六十年代，黨，四面出擊的年代。在那樣一種革命殺人的真理實踐中，國人知其罪孽者，人數很少。狼奶教育，使得殺人這件事情變得可以接受，可以容忍，可以嘗試。水滸，就是殺人真理說。1966年紅衛兵成立以前，毛就在人民日報刊登「造反有理」（祝賀斯大林壽辰講話，毛選以外篇）這個殺人的前奏曲，暗示，現代水滸大戲，就要開場了。駱小海等人心領神會，馬上炮製造反有理——實為殺人有理的同類前奏曲。毛見到，歡喜若狂，說，我支持你們。於是，殺人遊戲在殺人理論的蠱惑下，正式拉開序幕。
1966年，在這個殺人遊戲的第一場戲中，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芸先生，就被活活打死。她被打死以後，毛為了「天下大亂」，發表十六條，宣揚巴黎公社無政府主義，同時假惺惺說，要文鬥；八一八，他卻改口直接說，要殺人，要開刀，「要武」！於是，北京城，成為現代殺人屠場。
我們的問題是，在這個殺人合法的時代，什麼人是可以被殺戮的。官僚們，知識分子們，大小名家們，乃至小人物們，是不是就可以被殺死呢？
或者說，共產黨的大小官吏們，是不是也像羅伯斯皮爾和丹東一樣，可以先被革命道理殺死精神，再被革命者殺死肉體呢？這個反對官僚的文革，是不是因為殺死和反對了幹部階層，就帶出人民性和積極性了呢？
我們的看法完全不同。除去文革的主體，人民，被當作一種毛式力量任意驅使之外，毛式革命是借助人民之手進行，完成的。這是主流，其他抑或存在，也無關大局，成為異數。
開始，人民踢開黨委，自立門戶，自喚紅衛兵，造反派，開始了革命和殺人——我們知道，他們殺死那些共黨高，中級幹部，行使暴力，滿腔正義，一往無前，其實，都是毛的意志和企圖。
二、人民，是在誰的賦予下，進行造反的，「趁機」之說之機緣，是不是人民的權利恢復，還是被當做了毛的一隻槍（江青說，我是他的一條狗），狼奔逐突了一回？
在毛讓你做槍的時候，也就是，你被劫持，甚至患上斯德戈爾默綜合症以後，你的權利，人身，心思，究竟是獲得了愉悅，還是感到了不幸？
那個短暫的反對時期，毛在其革命歷史上運作過無數次，調動過千千萬萬人眾，你以為是意外獲得機會和真理的機緣了？
你以為你關在籠子裡的自由，就是自由本身的一部分了？
你，難道沒有意識到，被毛辱沒的那種恥辱和羞愧嗎？
毛看到反對派的崛起，就像鄧看到民主牆一樣，極度快感，但卻故作掩飾嗎？時間！時間！是最重要的證據——毛在『紅旗』十三期以後的作為，就是又次引蛇出洞——人民，地富反壞右，也是他的蛇，因為，那個時期，他必須造成他四十年代在重慶鼓呼民主的效果——健忘，還是封閉，使得人民毫無意識！
這個時間短暫到人民什麼事情也不會做成，就被機關鎗掃射了。
是的，此前，毛，沒有預料到嗎？這個胸有百萬兵者。難道他不知道他鎮壓的地富反壞右，一時間，也會枉顧經驗，起來追隨之嗎？
毛是最大的試錯和證偽者（一位文革學生領袖對我們說）——可惜，就像羅素說的，經驗主義者無法說明，給雞隻餵養一百次食料，它們也無法得出被掐斷脖子的命運——國人現在懷念文革，建設什麼文革飯店，上演樣板戲，場場爆滿。
筆者更見有老者，立於北京報國寺舊貨市場高唱文革讚歌，人群歡呼雀躍……——他們是不是羅素之雞呢？
毛，不知道你廣西，廣東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階級壓迫嗎？他不知道造反，會產生類似他們打倒蔣介石從而打倒他本人的革命嗎？他知道！！！但是，形勢需要他放出這個許諾，而不是形勢造就了造反派出來「維權」。
毛的意思是，他要放開政治空間，放開給所謂敵對階層，敵對人士，乃至造成一個大民主的烏托邦空間和烏托邦時間嗎？目的達到，他再收回許諾——而他造反中人卻已為這個被釋放的空間是一次革命。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是也。
他沒有控制之的本錢嗎？如果他沒有控制的本錢，他不是成了只相信坦克車的那個改革大師了嗎？
在此一清二楚的前提下，究竟你為螳螂，抑或他為黃雀，還不清楚嗎？
三、於是，我們認為，對於所謂人民之敵的殺戮和鬥爭，其實也是枉顧上述法治和信仰原則的——我們這裡說的，是博愛和寬容的原則，不是毛信仰。其中一個最為簡單的原則是，幹部的罪惡，是不是可以以鬥爭，批判或者殺死之這樣的方式處理——雖然，這個處理方式更多地表現在官方的鎮壓和殺戮中。換言之，在沒有法治框架和法治思維的1966年，偉大的中國人民，是不是想得起來，建立一種法治定罪制度，對黨的幹部，官僚，進行量刑和治罪——如果這樣做了，毛的意圖是否尚能存在。
舉個例子。劉少奇是有罪的。他的革命生涯就是一部罪惡歷史，尤其罪惡的，是他要為毛思想確立負責——就像林彪後來成為文革罪惡的第二負責者，概因其確立個人迷信。但是，我們無法接受在剝奪劉的全部法律權利的情形下，對其定罪。固然，這個定罪，至少尚有一個虛偽的黨代會。而在「人民文革」中，上上下下許許多多的幹部，名家，被整肅，被整死，被致殘，被侮辱，這個革命場景，究竟有多大的現代意義呢？
他的現在和當時的意義又是如何？
再比如，周楊，是一個惡貫滿盈的文化黨棍。他要對文化界的歷次整肅負責。但是，卻沒有任何一條一款法律，可以對他進行人格的侮辱，任意毆打，百般摧殘。人們對待千千萬萬個周楊，就是這樣摧殘的。換言之，我們可以治罪之，審判之，甚至處死這個周楊，但是，卻不能按照民粹暴民的方式，侮辱，批判，甚至取笑之。
這裡是有層次的。在1949年以後，何為那時的官僚，名人——臭知識分子，如馬連良，老捨等人，是很難區分，卻改定義之的。
要打倒和攻擊黨的官僚，你如何辨別之！是不是也有一個官方式的級別定義呢？你要打倒的，是所謂十三級以上的，還是以下的。在北京，十三級以上，才是官僚和准官僚階層；而在外地，在縣市，十三級，可以說是大官了。按照人民文革者的說法，你們是要打倒所有的十三級，還是以上者？你們如何區分打擊官僚——這個定義呢？你們對待准官僚，享受高等藝術級別的人，原資本家，現在的民主人士等等，如何處理——他們是新階級嗎？是特權嗎？革命，是有對象的，是對準一個個階級和階層的，你們究竟要對準什麼階級和階層呢？王洪文，張春橋一類貨色，是什麼級別，什麼官僚呢？你們對待李素文，陳永貴一類貨色，又是如何定級，定義之？
比如說，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打死卞仲芸，這個舉動，是不是反對官吏之舉動呢？因為卞仲芸是十三級幹部。按照反對官僚的革命是人民文革，你們是不是說，這個殺人案件是革命事件，是人民文革，是造反有理呢？
你們的同夥，在北京中學中殺死的那些人，是不是也是卞仲芸那樣的「官僚」呢？事實究竟如何，當時人心知肚明——還要我們一一舉證乎？
至少，在北京，在北京的大學，無論哪一個造反派別及其領袖，都是進行上述殺戮的有罪責者。在聶原梓，蒯大富統治期間，各類革命統治者殺死了多少教授，老師，一般的工作人員，這是記錄在案的。我們可以按照王友琴的文章和書籍，把這些殺人案件一一對號入座。雖然，他們個人不是劊子手。但是，在殺人的權利鏈條上，有聶，蒯這樣的環節，因而是不可推脫的。
北京一例，是有示範作用的。道理簡單，毛式文革的「首善」之地，是這裡。
其實，文革豈止是反對官吏！文革是對所有中國人的摧殘和殺戮。只是官方區分了被殺死者的政治地位。他們對於劉少奇等人的平反，是為了以後，讓王/劉氏，毛氏和解，並對鄧氏鎮壓做出「人民解釋」——人民是要改革穩定的。而在這個只是涉及劉的否定中，廣大死難者被淹沒了。
這個做法和人民者的做法是一樣兩面。一個是說，劉等，可以平反——一個說，劉等可以反對。而解放之，反對之，都建立在枉顧法治和信仰之黨的意志和黨的意識流之中。
我們的說法是，無論是對毛對劉，要清算之，不是進行N次文革，而是要將他們帶進法庭（雖然，他們在四屆人大期間，也說民主法制），帶入普世意義上的法廳，而不是帶入大批判，大鬥爭，打死人如打死一隻螞蟻的斗批改大廣場。
正是因為人們不假分析地給出一種反對官僚即為真理的毛式革命論——加上他們完全誤解的巴黎公社精神（尤其是他們誤解毛式公社說的真正意圖），文革研究，才會出現今天如此荒唐的局面。
一些人口無遮攔地叫囂第二次文革；一些人說，文革無罪人，從毛開始——他是試錯，證偽（一個當時的學生領袖如是說）；一些人說，林彪，是一個反文革的英雄，其「五七一」說，成為「解放思想」的第一個綱領；至於周，則是力挽狂瀾，穩定局面，抓革命，促生產的功臣；蒯，聶等人，也是各司其功，喊冤叫屈；原紅衛兵，一如既往，或廁身事外，或集眾念舊，好像他們是最早的先知先覺者；一些附和毛的機會主義觀點的人，則成為今天的「異端」大師，煞有介事地胡說八道；更有一些老外，跟在新老左派後面，論述文革的偉大意義……諸如此類，都是四十年後文革偉大/尾大不掉的原因。國人反思之事甚多，不及一一反思之。但是，四十年了，時間卻在逆轉。這是我們觀察文革反思現狀的一個悲觀結論。究其原因，其實很簡單。當納粹尚為第三帝國主流文化的時候，要人們對於赫斯或者格林，是不是人民納粹，做出判斷，是完全沒有任何可能性的。雖然，紐倫堡法庭不會因為他們後期的反對行為而開罪之。
第二個前提是，如果現在還有人為文革做出相反的定義，把黑的說成白的，那麼，就像希特勒當年那樣，他也會完全違反俾斯麥的反革命作為，貌似一個革命者，並將其生產力和革命遠見，推向史無前例的高度，整個一個顛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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