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漲價聽證會就是合法搶劫會
【大紀元5月12日訊】五·一前夕的4月26日，北京市發改委舉行「出租車漲價聽證會」，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把「出租車漲價聽證會」輸入搜索引擎，可以看到高達109,000條的相關信息。聽證會過後，我幾次外出打車時與司機聊天，沒有一個司機贊成漲價。
中國出租車行業乃壟斷行業，因而也是暴利行業，在毫無風險的經營中獲得巨額壟斷利潤。根據成本計算，一輛新車運營壽命為八年，僅用兩年時間，投資者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資，其餘六年，一輛車創造的利潤相當於三台新車。何況，近幾年車價逐年回落，批量購車的成本大大降低。所以，對中國出租車行業的壟斷式經營，早已是民怨沸騰，漲價又讓損害了太多人的權益。
雖然，出租車行業的政府壟斷、特許經營和「份兒錢」太高等問題，多年來一直是社會輿論質疑和抨擊的熱點，在近些年的人大會議上也有過多次提案，但由於涉及到政府及出租車老闆的巨大利益，強烈的民意訴求從來沒有得到過政府的回應。
油價瘋狂上漲的情況下，迫於壓力，政府和出租車公司不得不給出租車司機以一定的「油補」（在北京，1.60元／公里車型的「油補」為700元，政府出300元，公司出400元），但這樣的讓利卻短暫得如曇花一現。最近，政府連這點小利也不再出讓，而是通過所謂的漲價聽證會來轉嫁油價上漲所帶來的利潤損失。
舉行漲價聽證會，似乎也具有傾聽並尊重民意的外觀；參與聽證的25名代表中，包括兩名出租車司機代表的16人支持上調，而9人明確反對，似乎也很講究程序公正。然而，網絡調查顯示，72％以上公眾反對漲價，出租司機的主流意見更是強烈反對，有的出租車司機直言不諱地說：「出租車價格聽證會『禍國殃民』，應該盡快叫停。」
如果說，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指責公眾的反對是短視，也許還叫人一時間有口難辯，但絕大多數出租司機反對漲價，則是行內人的理性判斷，他們最瞭解出租行業的內幕，其反對凸現了中國出租行業的最大弊端。所以，聽證會16票贊成的結果與民意要求背道而馳，兩名出租車司機代表的贊成更有違於絕大多數司機的意願。
但在權力至上和權貴利益有限的當下中國，無論有多麼強大的民意反對，也無論民意代表的反對聲多麼有理有據，也奈何不了政權及權貴維護自身利益的漲價意志，聽證會不過是實現權貴集團意志的工具而已。
本來，出租車漲價是政府、公司和司機、乘客的四方博弈，聽證會應該照顧到四方的利益，即便不得不漲，也應該是四方妥協的結果，每一方都要讓點利才說得過去。在壟斷性暴利和「份兒錢」過高的情況下，為什麼不能不漲價，而由政府或公司繼續提供「油補」或降低「份兒錢」？即便非漲不可，為什麼不能漲幅小一點兒，由1.60元漲到1.80元，而非要一下漲到2.00元？
但在中國的體制下，聽證會必然變成強勢集團通吃弱勢群體的零和博弈，因為政府及其官員和公司老闆的利益是綁在一起的，二者在這個行業中共同擁有巨大利益，即便不算上非法的黑箱利益，所謂「合法」的利益就足以讓政府堅決站在出租公司一邊。所以，面對主流民意的質疑，政府的態度可以蠻橫到一個字：「不」！
於是，北京的聽證會如期舉行，其結果是如願通過漲價方案：一是把1.60元／公里車型租價標準調整為2.00元／公里；二是建立油價與租價聯動機制。
這一結果是強者通吃的遊戲，利益捆綁在一起的政府和公司，不但毫毛無損，還獲得了取消「油補」的大收益，而作為弱勢群體的司機和乘客，不但毫無收穫，反而要承擔漲價的所有成本，乘客將付出更高的費用，但消費者畢竟還有用腳投票的消極選擇，大不了少打的；最慘是備受歧視的司機，在「份兒錢」不變的情況下，既沒了「油補」，又要承擔高價和乘客減少的損失。同時，漲價也將使黑車市場更為繁榮。
誰懂知道，跛足改革下的中國市場經濟，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中國特色的權力化市場經濟，行業壟斷和准入歧視比比皆是，出租行業就是典型的權力化市場的標本之一：政府壟斷下的特許經營，造成出租車行業的官商勾結和絕對不公正。而具有中國特色的是，國內媒體上公開反對出租車漲價的聲音，大多數象朗鹹平對國企改革的抨擊一樣，採取「柿子撿軟的捏」的擦邊球策略，把批判的矛頭對準出租車公司的老闆。比如，《中國青年報》發表童大煥先生的評論《漲價聽證會 政府不應被利益集團綁架》。而事實上，出租車行業的根本弊端，不是來自利益集團綁架政府，而是政府壟斷對市場規則的踐踏，是壟斷背後的官商利益的一體化，政府沒有理由不在決策時向暴利集團傾斜。
1，行政壟斷為官商勾結提供製度性保護。出租車公司特許經營權掌握在政府相關管理部門手中，這種政府權力像其他一切政府壟斷的特許權一樣，有著非常高昂的權力租金。正是行政壟斷的看得見之手，製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暴利集團，他們甚至可以把所有的經營成本轉嫁到勞工階層和消費者壓身上，成為能夠左右政府決策的利益集團。在出租車行業裡，能夠獲得出租車公司運營牌照的人，要麼是有來頭的人物，即具有權力背景的人；要麼是向發放牌照的政府部門及其官員付出超額權力租金的老闆，即花大錢購買經營權。而權力租金，無疑是中國式官商勾結的最豐厚的制度土壤。
2，行政壟斷為單方定價的霸道提供權力支撐。由於是壟斷性特許經營，「份兒錢」，如同強制性土地開發中的補償費，必定是「宰你沒商量」的單方定價。對這種高昂的「一口價」，因為獨裁政府不允許獨立的行業工會，司機群體無法通過自組織方式進行討價還價。所以，司機群體只能接受而不能拒絕，甚至連討價還價的能力都沒有。不接受你就走人，反正現在的剩餘勞動力及其充裕。現在，北京出租車司機的絕大部分已經不是北京市人，而是遠郊各縣和外地的農民。
3，行政壟斷的暴利特徵必然製造懸殊的社會不公。政府壟斷性特許使出租車行業變成暴利行業，在當今世界，中國的出租車行業大概是壟斷利潤最高的了。但這暴利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出租車司機而是得到官方特許經營權的老闆，以及簽發特許證的官權及其官員。特許經營權導致了出租車公司對出租車司機的赤裸裸歧視，居高不下的「份兒錢」就是司機必須上交給公司的「買路錢」。
在此情況下，強行張開「漲價」聽證，預先就把主流民意置於非常不利的守勢地位，而讓政府和出租車公司處於非常有利的攻勢地位，因為，這一聽證預先排除了民意最為關心的問題，比如，政府的特許經營權，公司的壟斷利潤，份兒錢太高，消費者和司機的權益匱乏。所以，漲價聽證本身就是強勢集團意志的體現，已預先注定了弱勢民意的失敗。在只漲車價而取消「油補」、油價車價聯動和「份兒錢」不減的情況下，漲價的全部代價都要由消費者和司機承擔，而政府的權力租金和公司的壟斷利潤卻得到相對的提高。
健全的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必須通過立法來反壟斷（如美國的「反托拉斯法）。而完全的計劃經濟中的政府卻是通過政治權力進行全面壟斷，權力化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利用立法來進行暴利行業的壟斷。
毛澤東時代是計劃經濟，中共用「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的野蠻方式，對所有個人資產實施了暴力搶劫，對所有公共資源實施了暴力獨佔，而且搶得乾淨、佔得徹底。
改革以來，獨裁政權用霸王條款和特許經營權，保證了權貴階層對暴利行業的壟斷，即把那些薄利產業交給市場，而把暴利行業控制在政府手中，比如，那些本來應該由市場決定價格的行業（如土地開發、能源、電信、金融、交通等）被政府壟斷或設置特許經營。同時，網絡調查顯示，消費者最不滿意的是「霸王條款」嚴重的十大行業，要麼是政府壟斷，要麼是特許經營。依次為電信、房地產／物業、保險、電力、教育、醫療、銀行、鐵路、交通、超市。調查顯示：選擇電信的占87.6％，房地產／物業占54.4％，保險占51.3％，電力占48.7％，教育占38％，醫療占29.8％，銀行占22.5％，鐵路占19.8％，交通占17.1％，超市占15.7％。（見《深圳特區報》2004年12月21日文章《十大行業霸王現象突出》）
借用吳思先生的「合法傷害權」概念，經濟領域的立法壟斷或特許經營，就是官權對民間資產的「合法搶劫」。曾幾何時，壟斷的電信行業使中國的電話初裝費高達5000元，即便今天，儘管民意對手機雙向收費越來越不滿，但壟斷使雙向收費巋然不動。
自由主義所信奉的法治社會，法律應該根據自然法（保障人權）和公益（多數同意）來制定，由此形成對官權的制度化限制，這也是普世公認的文明法則。而獨裁主義信奉的法制，法律是根據權力偏好和統治者意志制定的，由此形成對官權至上的制度化保證。當下中國的法律正是獨裁主義法制，民眾沒有法律擔保的制度化權利，也就沒有能力制衡、監督、限制官權，從而導致官權太大太強且不受制約而民權太小太軟且備受歧視，其法律也大都是違反自然法和公益惡法。一方面，法律變成統治階層實現其意志和利益的工具，賦予了權貴階層以「合法腐敗」的特許權；另一方面，法律變成政府及其權貴對民眾和公益的「合法傷害權」，獨裁稅收是對民間財富的「合法搾取」，暴利行業的壟斷和特許經營是對民間財富的「合法搶劫」。
在此意義上，北京出租車漲價聽證會就是「合法搶劫會」。
更重要的是，這種「合法搾取」和「合法搶劫」，其惡劣甚至超過「潛規則」式的黑箱搶劫。因為，後者畢竟擺不到檯面上，還要偷偷摸摸、遮遮掩掩，非法腐敗的風險再小，也不是全無風險，迫於民意壓力，官方也要表演「反腐秀」，每年都要辦幾個貪官；而前者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可以明目張膽地進行公開搶劫而不承擔任何風險。所以，中國式腐敗是「合法腐敗」遠甚於「非法腐敗」，（請參見我的文章《獨裁製度的「合法腐敗」》，首發《民主中國》2005年6月），中國式剝奪是「合法搶劫」遠甚於「非法盜竊」。再大的貪官所侵吞的黑錢也遠遠少於獨裁財政的合法揮霍（比如，在內政上，動輒劃撥數百億來填補銀行壞賬；在對外方面，動輒拿出數億美元援助無賴國家），再貪婪的「非法盜竊」所掠奪的財富也遠遠少於政府壟斷所獲得的暴利（比如，黨權及其權貴從電信、能源、金融、土地開發、交通、歧視性股市等行業所獲得的暴利）。也就是說，中國式獨裁體制不變，權力主導的跛足改革也不會改變，行政壟斷下的「合法搶劫」也就無法消除。
2006年5月9日於北京家中──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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