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彥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出籠始末
【大紀元5月1日訊】作者按：揭開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不是為了爭名譽，而是我在深度反思中國改革問題之後的一個重大抉擇。最近，我應（旅美）著名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之邀完成了中國改革反思專題論文，並得到了她向《當代中國研究》季刊的推薦。但是，我總還有一種負罪感，作為一個學者，對於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怪胎式理論，我該負怎樣的責任？因為我是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我應該有所反省。這個反省的道德含義遠超過了它的學術價值。
先於鐘朋榮，「優於」鄧小平
以政論文章發表於報端，提出「社會主義也該搞市場經濟」以及「如何搞」的人，毫無疑問地是鐘朋榮先生。他與陳進玉聯名的文章發表於1992年7月11日的《經濟日報》上。但是，我是在1991年12月份就提出了中國應該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及理論敘述的。
我的那篇論文是專為一個研討會寫的，題目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金融市場之我見》，而且鐘朋榮也參加了這次研討會。
（一）海口會議
1991年秋末，《金融時報》刊出一個研討會徵文啟事，徵文的主題是在中國發展金融市場的理論探討。主辦者是「中國金融學會貨幣政策專業委員會」的中青年分會，徵文啟事中表明人民大學的金融學教授王松奇是論文主要評審人。舉辦地點是：海南省海口市（省人行）。
我急切地希望參加這次研討會，此時不但對金融市場及貨幣政策工具已有全面研究，而且對「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係也有了相當認識。很快完成論文，寄給了王松奇；同時，我也「動了心計」，請托中國金融學術第一權威人物劉鴻儒先生，寄上一份，盼他向王松奇疏通。此前，我與劉老有過一次學術通信。（他回信的日期很巧，是1990年6月4日，用的是國家體改委的公用信封，信則是用小楷毛筆寫成，他對我的學術觀點表示贊同。）
我不能確信劉老是否向王松奇打了招呼，但有兩點讓我意識到有些關聯：1，論文很快通過評審，而且河北省只有我一人參加；2，海口會議上，劉老率金融界的「理論巨頭」到場看望與會人員。（隨行者有吳曉靈、周小川，其他人記不起來了。）
（二）會議調子不高，規格不低
海口會議談的是較敏感的問題，但只有海南電視台與《中國日報》、《金融時報》發了簡短消息。海南省人民銀行全包了吃、喝、住，好像賽格證券公司也提供了贊助。來自權力機構的學者有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局的鐘朋榮、國務院研室的修培生博士，還有人總行的蔡重直博士，其他人未能記住。
鐘修蔡三人好像是專來聽會的，並沒提交論文。論文中比較響的就是我的《我見》一文，還有一位安徽女學者（名字忘了）的論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關係的論文，以及山東金融研究所（似乎是所長）房郁琴先生關於利率粘性空間的文章。會後，王松奇說：重點文章的將上報國務院研究室、中央辦公廳、國家體改委、人總行。依我對當時的情況看，應該是以《動態清樣》一類的簡報描述一下幾個重要觀點，送相關決策人物看。
再後來，我寫信催促王松奇將所有論文結集出版，王覆信說：他得自費出，如果我認購兩千本，就可行。我未答應。
（三）會上的反映
整個會議除了大家聽海南省省長毛劍峰還有省委書記鄧鴻勳（鄧的名字似乎不太準）介紹海南的報告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如以往研討會的激烈論戰。只有我和世界銀行（海南辦公室或叫其他什麼名稱）的李立博士發生了爭吵。
當我論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時，他斷然打斷了我的發言，說出了很有政治火藥味的話：「兩年前他們都開槍了！現在你希望他搞市場經濟，是不是幼稚了點？！」
我與李立進行約15分鐘辯論，不歡而散。來自工行新疆巴音格勒蒙古族自治州分行的侯小寧先生（蒙族），還在和我接續非正式討論。我與他的房間相鄰，又都來自實務一線，所以有較多的交流。他認為，搞市場經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與我住一個房間的是來自安徽省工行干校的教師常真旺（回族），在房間辯論時，他較支持我的觀點（所以，就有了常真旺與我單獨合影的照片）。
在正式議題進行完後，是會議主辦者安排的旅遊。在旅遊中，我與侯在大巴最後一排繼續激烈辯論時，鐘朋榮先生就坐在我們前一排即倒數第二排，所以說，無論是我的論文作為重點還是王松奇所說的「上報」，乃至於我與李立並侯小寧的辯論，毫無疑問地證明我的觀點影響了鐘朋榮。
以理論化表達的順序來說，我的論文公佈與1991年12月下旬的研討會；而鐘朋榮與陳進玉的《社會主義也該搞市場經濟》發表與1992年7月份，這證明我是從理論上提出中國應該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第一人。
另一個需要說明的問題是：因為鄧小平1979年11月26日接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副總編吉布尼時，說過：「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不能說是資本主義。」但是他只是探求的口氣即不確定，最為重要的是這次採訪的內容並沒公諸報端。這個採訪談話錄入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983／1994，1983年第一版）改成了確定的口氣即《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但是仍不是理論化的表達。我不能排除鄧小平文選（如果1983年第1版收入錄了此文的話）對鐘朋榮及陳進玉的影響，以及他們對1979年11月26日未公開採訪錄所擁有的內部知情權對他們文章的影響，但是我以理論化表達的體系確實比鄧小平完善。鄧小平不過是說了一個試探而已！
我的論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金融市場之我見》留底件由於1999年9月2日的官方搜查，已散失。但是，若讓我提及的這些學者回憶，肯定能證明我寫了那篇文章。
我的「借米策略」及其失敗
時至今日，也很少有人能知道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從何而來。我的中國應該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來源並非來自《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即不是對他的那個試探的詮釋。因為，我沒讀過鄧選第二卷。至今也有一個文獻缺乏問題即這裡面有一個有待考證的問題：1983年第一版的鄧選第二卷有可能沒有錄入1979年11月26日那篇文章，而是1994年第2版時補上的。（留給學術史家去考證吧！）
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解，完全來源於對米瑟斯文章的研讀。我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也是我設計的一項「借米策略」，並企圖利用「借米策略」實現中國經濟理論的核心價值的轉移。如市場化的文化必然引入西方主流價值作品。當信息充分到一定程度，並且人們（如閱讀者）有了對信息的準確把握，政治自由化的基礎自然就有了，剩下就是什麼力量來操作的問題了。
從更準確的導源上來說，即不加「中國」前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詞，是由王鐵生先生譯過來的。他翻譯的莫裡斯·博恩斯坦（Morris Bornstein）主編的《比較經濟體制》一書，1988年12月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該書第三部分標題譯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最準確的譯法應該是「市場社會主義」即對market socialism的直譯。
既然王鐵生的譯法已定，我把他拿到中國現實分析中來也就有了學術依托即尊重已有的先例。書中這部分有米塞斯（Ludwing Edler von Mises ,1810-1973，我習慣稱他為「米瑟斯」）發表於1936年一篇文章，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核算》，他指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是人造的，不可能在價格機制上取代資本主義。在文章最後，他寫道：「因此，抉擇仍然是：或者是社會主義，或是市場經濟。」
米氏的這篇文章是針對1930年代社會主義經濟學巨匠奧斯卡·蘭格的，因為蘭格設想利用現代技術如計算機「解數百萬個價格方程」可以解決社會主義價格機制的弊病。〔其文章《計算機與市場》，也在王鐵生譯的書中〕。我也不太贊同蘭格的觀點，但是認為先把「市場經濟」引進來再說，而引進「市場經濟」（關鍵是價值觀）就得對米瑟斯進行一個策略性的批判（借米策略的一部分），所以在中國農業銀行總行辦的《農村金融研究》月刊1992年第12期上的文章《論市場經濟與經濟制度》中稱：『對人事制度與經濟制度的深刻的內在關係的研究有助於建立參數更為良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以來，經濟理論界（主要是關於比較經濟學研究的領域）介紹了不少西方經濟學家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評估的觀點，這些理論中還沒有誰能說明人事制度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係。米塞斯的結論是對於一個經濟社會「或者是社會主義，或者是市場經濟」，當然他的論斷不是普遍真理。儘管世界上公認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權威佐蘭·皮亞尼奇（南斯拉夫）也認為米塞斯的批評『對馬克思想論來說也是有意義的』，但米塞斯的理論前提（實證分析結果）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不存在經濟核算和合理分配資源（物質）的可能性。但它缺乏經濟制度與人事制度相聯繫的研究，因而他的論判是不正確的或者說是不完善的。』
在1992年以後的理論研究及對現實的觀察中，我發現自己的「借迷策略」失敗了，日後並沒有出現我設想的新的「人事制度改革」實際情況是，不但人事制度越來越壞，而且權力資本化的程度比1989年以前的狀況更高了。坦率地說，關於人事制度改革的期望是受了丁學良的影響，丁有「非民主制度下經濟現代化的政治條件」之分析（1989），丁的主張是執政黨價值中立，不以政治條件選官員。（後來證明丁的這個設想也同樣太過天真了！）
再有，隨著權力資本化程度的加快，中國的環境代價也越來越嚴重；權力尋租（即我在學術上界定為「政策向制度收費」）的情況已經達到了可怕的程度，所以在1996年我又提出了一個理論設計，稱為「經濟社會意識形態廣義化研究」，也以論文的形式發表於《比較》學術雙月刊（中央編譯局辦，2005年，此文被列為創刊20週年「名欄名篇」）。
不僅在《廣義化》這篇文章中，我表達了政治改革的要求，而且作為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提出的第一人，我開始「悄悄反對自己」，在《經濟學消息報》上發文（具體期號不詳）稱：要注意分析米瑟斯對「市場社會主義」的批判。〔文章名為《冷靜地看待克魯格曼質疑》，原文及樣報均散失〕。
由於我的「借米策略」的功利化設計失敗，我決定告別經濟學，遂於1999年3月26日在《經濟學消息報》上發文，曰《為什麼會出現「告別經濟學現象」？》
在文章中，我寫道：『對於任何一個社會制度來說，都是兩維的或者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不可分割的。經濟制度的極值實際上是在政治制度裡，儘管其關係不是簡單的映射。所以說，當經濟學問題研究到頭時，特別是對於經濟現實的對策處於窘境時，政治制度方面的約束就會顯現出來。如還是按迴避（或淡化）意識形態的方式來，那麼，我們則在學術上必須擺脫「理性的傻瓜」（阿馬蒂亞·森語）這麼一種悖論狀態。有一個比較形象的比喻：經濟學家甘願作地球儀上的蟲子，你爬，它也動；當「蟲子」一旦「發現」自己爬不出圈子時,只有兩種選擇－－要麼，鑽透地球儀（假設它像蘋果那樣可以鑽透），看看裡面是什麼？要麼，脫離這個旋轉的球兒（假設「蟲子」的理性足夠發現出局的路徑）。問題就這麼簡單！』
這個告白性宣示，說明從價值選擇上，我回歸了米氏。
與此同時，監獄的大門也悄然向我敞開：一個經濟學家，第一個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構建的學者，注定要成為持有不同政見者。儘管這不是唯一的原因，但畢竟是最重要的原因。
對於改革，我已不抱希望
中國歷30來年的改革，它的巨大成功之處就是土地「准私有」的實質選擇。最近，我已經注意到了賀衛方教授的七大觀點中的最後一項是土地私有化的主張。這也與我發表於2004年《當代中國研究》春季號上的文章主張一致。然而，從「准私有」走到法律上的私有，絕不是一步之遙。
中國的改革在1980年代末與1990年代初出現了可怕的停滯，隨後也就是1991年末到1992年夏這段時間裡，「（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經濟體制技術化地出籠了。應當說，它是維護並試圖改進現行政治體制的又一次救亡圖存運動。它再一次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績，但是，它不可能從本質上解決改革的共產主義性質問題：
（一）中國的改革仍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環
馬克思主義即共產主義十分技術性地顛倒了人類財產觀的歷時性與共時性關係，從而人類本質的精神平等被替代。這種替代方式可稱為「財產新宗教的歷時性與共時性顛倒」。在這個分析基礎上，我們仍能看到，中國的改革仍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環，與真正社會主義（精神平等與普遍福利）仍有巨大差距，甚至南轅北轍。除非特殊利益集團佔據權力核心並且其利益計算使其認識到共產主義已經成了純粹負資產。
（二）作為公共品的政府淪為道德弱勢群體
在中國社會中存在的諸種問題在抗議者的話語壓力下，執政黨也就是政府體系處於動輒得咎的政治窘境中，由於沒有民主的互辯機制，政府的經濟效績合法性反而被自己的一些本可以實施反而拖延了的改革所抵銷。如看似與經濟增長無關的刑法第105條第2款的違憲狀況。在政府一方它必須以捍衛執政黨不可討論的合法性來抵制合理的批判，而總體利益說詞又是「為了穩定」。為了穩定的目標是（至少是）不使現有的經濟效績被想像的動亂、人禍所破壞。這就使政府（執政黨）本身陷入了一個奇怪的悖論之中：黨政高度合一且黨實控政的局面必然會使其成為民間輿論對政府批判的最後承擔者。
（三）沒有人能知道改革的最終目標是什麼
這是因為改革的目的是用增加財產總量的形式來複述共產主義宗教中的經濟崇拜，而絕不可能是精神平等。在拒不討論精神平等即派生出人權、自由之觀念的同時，它又無法複述共產主義的歷時性，如此「改革」也只能作為一個「存在」而已，最後無法達到倫理說服的效果。同時，改革在越來越表明舊體制被剝奪者繼續被剝奪或更為嚴重之時，舊體制的精英也由政治權貴變成了經濟權貴，「改革」也必然會遭到社會底層即大多數的反對。「改革」成了一種好的利益轉移辦法，它不只對準存量，更對準增量。
那麼，剩下的問題也是（所謂的改革的）核心奧秘是：把改革這種共時性的東西轉變為歷時性的東西，結果是整個社會永遠不可能知道改革的最終目標是什麼。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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