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泥:為什麼說（國家）社會主義是死路一條
【大紀元4月29日訊】1950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羅素，授獎原因在於他是「當代理性和人道主義的傑出代言人，西方世界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無畏戰士」，與諾貝爾本人的人生觀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兩人都是懷疑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兩人對當今世界都持悲觀的看法，但都共同堅信人類的行為規範終有實現的可能」。
當時，這位跨越兩個世紀，飽受苦難現實、野蠻政治和凶殘戰爭摧殘的歷史巨人，首先反思的就是政治，作了題為《對政治來說，什麼樣的慾望最重要》的受獎演說。在演說中，他說，人類的一切活動都受慾望推動，所以考察政權、社會時應從人性的、心理的角度切入。具體地說，人類除了受生活必需品如農、食、住等等的慾望推動以外，還有四種慾望亟須滿足，那就是佔有欲、競爭心、虛榮心和權勢欲。各種慾望中，對人們影響最大最深的卻是經常受到忽視的權勢欲，嘗過權勢滋味、領略過權勢給予了愉快的人，會更加專橫，日益貪得無厭。「就精力旺盛、野心勃勃的人來說，喜愛權力更是他們的嗜好。從很多風雲人物的生涯中都可以看出權勢欲膨脹到極度的情景。」
基於這種理解和認識，他一生都在反思權力，試圖知曉各種政治體制的弊端，使這種體制下的人們能夠自覺地控制權力，減小其危害。在他看來，現代一切政體中危害更大的是（國家）社會主義，早在l906年他就發現其根本缺陷：它僅相信衹要使機械設備方面得到改變，就能實現改革，忽略了與此相呼應、相配合的觀念上的轉變。
1920年夏天，他訪問蘇聯，考察這個實現了（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並見到了比他年長兩歲、已達半百的列寧。這個哲學家發現，列寧「太固執、太偏狹」。它源於「誠實、勇敢、堅定的信仰」，認為有一種萬應藥方可以醫治全人類的疾病。這種人「大概總是和愛好自由不相容」。所以，「我去俄國的時候，自信是一個共產黨人。但一和那些絕不懷疑的共產黨人接觸以後，卻因此使我產生了無數疑慮，不單對於共產主義懷疑，凡是堅信一種主義，甚至造成絕大痛苦而亦不憐恤的，我都對之持懷疑態度。」
羅素雖然也信仰共產主義，但他信仰的不是像蘇聯人那樣的將無限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那種共產主義。他認為，「雖然現在俄國處於高級地位的人大多數是極熱心的共產黨人，他們從前也曾表示過情願為主義犧牲一切的決心，但是他們總有一天要把政權讓給那些信仰不堅定的機會主義者。這種人和實際政客一樣，當然是以實利的眼光來使用政權的」。不過，即使在那時，蘇俄也已出現了用政治特權來尋求經濟特權的徵兆，譬如，「那些高級的共產黨員生活比普通民眾要安適得多」。
10多年後，1935年，另一位自由戰士羅曼。羅蘭也到達蘇聯，進一步地看到了這一政權的危害表現：濫用公民的自尊使之蛻化成虛榮心，濫用的方法是歪曲真相，並系統隱瞞、曲解外來消息；精心選擇的政黨對千百萬非黨人士實施不屈不撓的專政；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賤民階層，連兒童都不予信任，定出階級出身，不給任何機會；黨員工資並不是最高，但利用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特權代替金錢，確保他們過上舒適的生活，擁有特殊的地位；醜惡的作家在每一張報紙上都過分頌揚著斯大林；上層人物常常說他們什麼也沒有、不擁有任何東西，是「無產階級」，與此同時，他們是國家的統治者，擁有全部的權力；真正有良知的作家如高爾基，被分分秒秒地控制、照管，連內心深處的痛苦和悲觀都不能在外人面前流露出來。在這個國家，人們所做的一切「已經不是為了你自己，而衹是為了國家；國家要求我們變得殘酷無情」。
這樣的國家豈能穩定？
按照他的推斷，（國家）社會主義學說的謬誤在於以救世主自居，把見解不同的思想或者不贊成它的見解一概指責為落後的、反動的，進而認為「辯證過程」會保證這些「落後」、「反動」的東西，在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能自行消亡，因為衹有它代表了進步，最終也衹有它必定勝利。消滅「落後」「反動」則需要暴力「革命」。因此，國家社會主義者用它們鏟除了不贊同它的人以後，留下的都是贊同它的人，而這種鏟除手段在該學說的創始人看來，絕對必要，絕對正確。此後，全世界衹剩下「進步」的力量，人類的一切就美妙無比了這種烏托邦化的暢想、描畫，產生了偉大的號召力和廣泛的影響。民眾受到了鼓舞，但徹底「革命」後，他們卻發現並沒有進入那個妙不可言的世界，而站在一片廢墟之上，便感到自己上當受騙了，道德由此崩潰，但失去「道德」的「革命」尚在，於是惡性屠殺，社會拖入紅色恐怖中！
不難理解，蘇聯出現斯大林等人的暴政是自然之勢，即使不是「斯大林」，那也將是 「張大林」、「李大林」或其他某位暴君！所以，「權力的正常分配和物質的正常分配實在是同樣的重要。可以把大權交給可信且永遠可信的人，這種事實在很少很少」。
現代心理學的深入研究亦已表明，人的權力欲比經濟動機更為根本，如果沒有權力的平均分配，那麼，即使財富平均分配了，它所取得的成果也必是微不足道，也很不牢靠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競爭雖然能夠產生經濟壟斷，但這不特別可怕，因為各個工業國可以想出種種手段來進行有效的調節；權力壟斷卻相當可怕，除非掌權者甘心情願，否則這種壟斷沒有一點調節、制衡的餘地，因而，像蘇聯那樣的權力壟斷的國家社會主義體制，所帶來的禍害「比資本主義還要大」。
1920年，羅素訪蘇對蘇聯有了感性認識後，像如期預言了空襲、生化武器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預見到這個國家的未來必然是這樣的：官僚貴族在社會中出現並將權力集中到他們手中，建立一個比經濟壟斷的資本主義政權更為殘酷暴虐的政權。國家社會主義學說創始人，將如此多的權力賦予其政黨、政府官員，簡直荒唐之極！如此的政體形式必會「解體」、不能長存。（國家）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命運似乎也衹能如此。以後的歷史證明，羅素是先知先覺的，他的預言都建立在自己嚴密、科學的推理論證上，而非空穴來風。壟斷的權力則以自上到下、無所不在，依靠具有嚴格等級制的、大大小小的「組織」，來把每個人都牢牢箝制在「惟一」的「組織」中，互相監視、彼此摧殘。結果被奴役著的人們，不得不接受這種從肉體到靈魂、思想的奴役。
溯其源頭，這種學說肇始於歐陸理性主義，尤其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它規定，為了某種「共享的利益」，一切與私人有關的東西都應該、而且必須要取消。看來，多數人不是因為貧窮而被奴役，而是因為被奴役才變得貧窮的。所以，在那些已經實現了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要想擺脫貧窮，首先需要擺脫奴役與被奴役。其間教育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提起教育，人們可能會認為這是老生常談，其實並不如此。因為同樣是教育，倘你教的是八股、教條，甚至是仇恨、怨毒，而與眾不同，成就的「人才」也就大相迥別。羅素的睿智正體現在這裡。他認為一切教育都應該以致力於培養人的獨立思考能力和鑑賞能力為最高目的，以便「促進人們自由無畏的求知勇氣和求知過程中慎重的科學態度，培養人們的同情心和創造精神」，逐漸消除那些導向專制政治的精神品性，如貪婪、虛榮、好權、專斷、盲從、狂熱、恐懼、嫉妒、仇恨等等。
中國人也講教育，自孔子而下，直至1949年以來，教育似乎倍受注重，但她在所教的內容及目標設計上，和羅素期望的的確有著根本而巨大的差別：前者認同於等級制，以意識形態來統制思想、文化；後者千方百計地破除它，立起的是一個個的「人」，並且，「每個人自我意識的發展，都是對犯有自大狂的獨裁者的糾正」。
因而，羅素的教育思想是充滿新質、新意的，它源於對人性透徹的把握，力圖造就現代品性，從根本上抑制權力之於社會、人類的危害，杜絕類似於蘇聯、中國（國家）社會主義形式的「紅色」暴政的出現。「白色」恐怖天然地以百姓為敵，「紅色」暴政卻冠冕堂皇，打著「為人民」的旗號，做著危害天下蒼生之福利的事情，即中國人所謂「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正是由於具有上述這些閃光的智慧，羅素才不愧如瑞典皇家學院院士華拉古斯說的，是「人道主義和自由思想的光輝戰士」，是「當代最偉大最有影響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天才是全面的，他對（國家）社會主義，如蘇聯及其後承者中國等的洞見是無與倫比的，他的思想與精神值得我們永遠懷念！
《北京之春》05年11月號（總第150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