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 ：怒江人不反對建電站
【大紀元4月25日訊】（一） 我到怒江旅遊
關於怒江水電開發的問題，網上沸沸揚揚之聲，持續了好久，最近似乎趨於沉寂，我把半年前開始寫作的本文，發表出來，希望放個馬後炮。
論辯的雙方，以環保為焦點，一方是主建派，被稱為反環保派，一方是反對派，被稱為偽環保派，雙方唇槍舌劍，刀來槍往，好不熱鬧。作為觀眾的我，既非水電行家，又沒到過怒江，所以看得一頭霧水，只好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來形容。不巧，2005年9月間我到怒江旅遊了一趟。既然到了怒江，當然免不了要看、要問、要想。看什麼？問什麼？想什麼？怒江建壩的問題，就是怒江的到底可不可以建水電站。既然看了，問了，想了，於是，我也來湊湊熱鬧，說一點所見所聞所想。雖然我不是行家，說的可能多是外行話，但是因為怒江離開人們太遠，去一趟不容易。在誇誇其談的談家中，可能有人就沒有去過。一位偉人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我畢竟去過了，在這一點上，算是取得了發言權，起碼我不是懸空虛談。
再說，論辯的問題，大體是可以直觀的環保問題，而不是深層次的如三門峽的泥沙淤積那類非常專業、難以直觀的技術問題，所以誰都可以七嘴八舌，嘰嘰哇哇，冒充行家裡手。
我覺得儘管現在論辯的雙方還沒有出現握手言和的跡象，但是這種自由的論辯，哪怕互相指責、刁難、譏諷、挖苦乃至尖刻的咒罵，總比一言不合旨意，就抓辮子、打棍子、戴帽子要好一萬倍。這是黃萬里的悲劇取得的慘重收穫，畢竟修三門峽大壩的時代已經告別。唯一不足的是這種論辯，還不能夠擴大到中國的方方面面的問題上，並且在中國的媒體上而不是國外的網站上自由展開。這是題外的話。
我為什麼要到怒江旅遊呢？因為我應邀到大理州的南澗彝族自治縣參加他們建縣40週年的慶典。這裡離怒江不遠了。由於我此行是為寫作《滇緬鐵路悲歌》作準備，書中的陶述曾從緬甸逃回中國的時候，就是從怒江州城六庫渡過怒江的，我當然也想到六庫看看。所以我從南澗乘汽車到達六庫，行程三百幾十公里。途中經過下關、巍山、瓦窯，這也是陶述曾走過的地點。
六庫瀕臨怒江，屬瀘水縣，瀘水之北是福貢縣，福貢縣北是貢山縣。從六庫到貢山縣城248公里，水泥路面，但因為彎多坡多，車速不能太快，所以用了一天到達。第二天從貢山縣城出發，走到該縣最北的丙中洛鄉，繼續沿江北行，到達旅遊的最佳也是最北景點的石門關，當天返回縣城，共計一百多公里。從石門關往北，就逐漸沒有了公路，並且進入了西藏，是怒江的上游地段了，我沒有去。
遺憾的一是到了貢山縣城，沒有多走幾十公里，到獨龍江的獨龍族聚居地一遊，二是到了六庫沒有向西稍走不遠，到片馬，那裡瀕臨中緬之間的國境線。
這樣，我沿著怒江大峽谷行走了三百公里有餘。我離開六庫後，是到騰沖縣旅遊。汽車要沿怒江南行一百多公里，再向西翻過高黎貢山。這一段路程上，兩側山峰的相對高度非常明顯地感覺到逐漸降低，山勢由陡直逐漸變得舒緩，河谷逐漸開闊，峽谷景觀就逐漸淡化。
總之，我沿著怒江乘車行走了四百幾十公里。
作為旅遊遊覽，我從成都到過九寨溝，那是沿著岷江大峽谷走。兩相比較，岷江峽谷比怒江峽谷，其氣勢之壯觀高峻，就要略遜一大籌了。
（二）怒江的環境及其保護問題
不到怒江的人，閉目一想，那裡該是人煙稀少之地，是一派山青水秀、鬱鬱蔥蔥的大自然的原始景觀，天上百鳥穿林飛，林中走獸攀巖跳，山花爛漫開，蝴蝶漫天低昂，人們走在怒江畔，只覺得賞心悅目，心氣高邁。遺憾的是，我去到那裡一看，實際景觀和想像迥異，滿目是一片濯濯童山和台階式的梯田，一直修築到高出江面100米，200米，甚至1000米目力不可及的山巔上。這就是山有多高，梯田有多高。30度以內的坡地開墾殆盡，45度以內大概也所剩無幾。有些地的坡度超過了45度，不能開闢為梯田，只好就地刀耕火種，當地人叫做大字報地——雲南人把水田叫做「田」，旱地叫做「地」。我問，在這樣的地上耕作，有沒有人失足滾倒江水中。當地人說，怎麼會沒有呢？
在這樣過度開墾的狀態下，江面上1000米的高度範圍內，幾乎沒有什麼樹木，連灌木叢也少見，原生態植物大概消滅殆盡。但是，高黎貢山脈南北狹長綿延幾百公里，東西寬度也有幾十上百公里，最高海拔點為5128米（這是當地人提供的數字，雲南地圖冊為4649米），據說，深山裡還有成片的原始森林，其間有珍稀植物，所謂物種庫就是指這些地方而言的，但是作為旅遊，一般人是難以進去的。因為山高崎嶇，後來中央下達了禁伐令，所以保護了那麼一片原始林地。
我行進在怒江河畔，不時見到河灘上，栽進了一行一行的樹樁。我問當地人，這是做什麼用的？據告，那是水漲時攔截漂流下來的樹枝，撈了做燒草。由此可見怒江邊上農民生存的極端艱辛狀態，既缺吃，又缺燒，和滇西南地區到處是繁茂的樹林相比，形成巨大的反差。
怒江地區人口密度不高，但卻是高寒地區，降雨量不大，能夠墾殖的土地極為稀少，所以造成過度墾殖，地表植被全被破壞。
就海拔而言，六庫為850米，福貢1200米，貢山1560米，因此修建壩高150——200米的水電站，在貢山以下，淹沒的山地很少有天然植被。再說這種淹沒，並非是平均水深。水庫的水深是成斜坡狀遞減的。如果環境保護是指保護峽谷兩側坡地的原生態野生植物，那麼，修建水電站造成的破壞恐怕用不著擔憂。
我在昆明一位朋友處看到的資料，目前怒江計劃修建6座水電站。它們是（1）貢山縣布西水電站，600萬千瓦；（2）福貢縣鹿馬登水電站，210萬千瓦；（3）瀘水縣亞碧羅水電站，390萬千瓦；（4）瀘水縣躍進橋水電站，230萬千瓦；（5）保山縣雙虹橋水電站，140萬千瓦；（6）施甸縣蚌東水電站，130萬千瓦。共計1700萬千瓦。不過這個資料和網上幾位論者的說法略有出入，可能是不同時間的規劃，我姑且記載於此。
在六庫與貢山的700米落差之間，修建4座水電站，平均為落差150米左右，但因為地形斜坡大，水庫的深度會逐步遞減，成三角形——實際上是梯形，不能用平均值計算。最高的貢山布西（可能是「普拉底水電站」，鑽探仍在進行中）壩高大概在海拔1800米左右，仍在環境保護設定的海拔2000米以內。
1700萬千瓦這是就裝機容量而言，因此接近三峽水電站的1800萬千瓦，不過我估計，因為怒江的水源遠不及長江充足，實際發電量會少得多。我去的時候是九月中旬，進入了雲南的旱季，水流量就不大，但是，總體效益仍然是很可觀的。
根據我在南澗縣聽說的情況，漫灣水電站修建之後，形成了一個大水庫，對於促進水庫地區的生態恢復起了積極作用。因此，怒江環境保護如果僅僅就保護兩坡的植被而言，在怒江修建水電站大概不會造成破壞性的嚴重後果。反之，即使不修建，原來的原生態環境也永遠不可能恢復了。
（三）怒江人不反對建電站
知識分子總是喜歡充當救世主——筆者自然也是「救世主」傳染病的晚期患者，否則就不會在這裡多嘴多舌嘮裡嘮叨了。關於怒江建壩，網上一片熱烈的辯駁之聲，但是怒江人的聲音卻很少聽到。修水電站涉及複雜的科學問題，技術問題，當地人他們可能沒有發言權，但是電站要修建在他們生活的土地上，其中有幾萬人還要被迫搬遷，離開家園，怎麼能夠不聽聽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呢？據我瞭解，怒江人有擁護的，也有反對的，還有不反對的。最有意思的是「不反對者」的意見。他們認為，要修不反對，也反對不了，但是重要的是解決好移民安置問題。只要移民安置得好，他們沒有意見，因為科學技術這些深奧的問題，他們不懂，只好留給專家去解決，政府拍板。政府要修，他們也無可奈何。至於擁護派與反對派，究其實也還是一個移民的安置問題。擁護者估計修建水電站，可以借東風，解決農民的脫貧奔小康問題。反對者則是因為對此持懷疑態度。所以，三派的態度觀點都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圓滿地解決移民安置問題。
在他們當地人看來，這是比環保更現實的問題。
修建水電站當然是利在國家的大事，以往我們看到的述說和宣傳全是國家利益，這沒有錯。不過到了實際執行起來，國家需要成了冠冕堂皇的說教，庫區當地群眾的利益受到莫大的傷害，所以哪裡修水電站，那裡的移民必定遭殃。一位雲南的官員說：我在小灣電站建設的最前沿小灣東鎮工作了2年多，工作調動後近4年也一直與小灣電站建設的各方打交道，對電站建設的一些事情感觸頻多。越往後，越對水電開發商的承諾感到不可信，因為電站建設對地方經濟的拉動作用遠不如他們說的大，對庫區絕大多數群眾的好處更是少之又少。我老家屬小灣電站水庫影響區（不是淹沒區），政府要作部分搬遷（一半左右），主要考慮通過分流減輕村子的生存壓力。目前很難說好多還是不好多，但我早已不相信某些振振有詞的宣傳，如我到過的雲縣、景東、南澗3縣的漫灣電站移民新村，生活水平的確大不如前，甚至在2003年發生驚動高層的幾千移民圍坐電廠事件。我始終認為，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最「聽話」的，最能忍的，不到山窮水盡、萬不得已，不會去「鬧事」。
我在南澗縣聽縣裡的一位負責同志說，為解決漫灣水庫移民的生活問題，現在上頭在採取補救措施，從電費中抽取一定比例的錢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因為「群體事件」逼出的結果。
說起修建水庫對當地的影響，這位官員告訴我，第一是修建期間，會招收一批民工，主要是非技術工，此外因為一時人員聚集，還對當地的消費商業有一定的拉動作用；第二是縣裡可以得到一定比例的稅收提留，但是很少很少。至於水庫建成以後，留下的管理人員很少，也不住在電站上，所以對壩區當地經濟的促進作用就完全沒有了。
我行車經過怒江，看到幾處新修建的「異地搬遷」的移民村。他們是從遠處高山上遷移到江邊的。由政府出資，給每家分給一棟3——4間的「標準房」，一棟連接一棟地建在江邊，都是石頭牆壁，石棉水泥瓦，遠遠看去甚為整齊，但是仔細瞅瞅，幾乎沒有人住。我感到奇怪。據說，這都是些擺設品，看是好看，房子也的確比他們原來的住房要好，可是農民有了一棟新房子就生存下去了嗎？吃的，燒的，花的，從哪裡來？怒江邊上哪裡還有土地讓他們去開墾？他們不是幹部調動工作，到了新崗位，繼續領工資，幾乎不用愁吃穿住，所以，國家白花錢，成了花架子，擺設品，農民領情的不太多。
我覺得，怒江邊的這些農民，家底已經薄得叮叮噹噹一無所有，稍微有點能力的青壯年都外出打工了，因此，採用異地搬遷的辦法，更是把他們推向絕境，加上文化等等原因，搬遷越遠，他們的適應能力越低。
我不知道資本主義國家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從情理可以推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他們的法律絕對保護農民的權益。國家無權也沒有必要，用崇高的號召作為誘餌，為開發商效勞，由政府越俎代庖，一鞭子把農民趕出家園。開發商要向農民逐家逐戶地購買土地。憑了賣地的錢，農民可以自行搬遷，選擇安身立命之地，重新開闢家園。因此，我估計，在資本主義國家，大概不會出現聲勢浩大的搬遷農民維權的群體事件。我希望有人介紹一下國外的情況，以借他山之石。
本文寫完之後，一直沒有發表，想再看看別人的說法。後來從《新語絲》上讀到水博的文章《水電開發所創造的財富到哪裡去了？》，其中說到這個問題，足可參考。他說：
例如：怒江地區目前農民的平均年收入還不足千元（折算成原煤大約也就相當於3噸煤），怒江水電開發之後的年發電量大約相當於5000萬噸原煤，按照五萬移民估計，怒江水電開發的效益平均大約相當於每個移民每人每年產出1000噸煤。也就是說怒江的水能資源利用開發之後，當地農民的人均年產值將增加300多倍。然而，怒江的水電開發之後，不可能按照火力發電的價格入網。所以，怒江水電開發的效益絕大部分，將會以低電價的形式返還給整個社會公眾。除此之外，中央和地方按照國家政策的分別收取不同比例的稅收，發電運行企業賺取一定的投資收益，水庫移民除了在工程建設過程中得到相應的補償之後，也還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後期扶持資助。其中，移民享受的比例到底多少才合適，是目前爭論較多的問題。不能否認，忽視、侵犯移民利益的做法肯定是錯誤的，但是，過分強調移民利益，把屬於國家的水資源當成聚寶盆，利用水電屬於公共利益的特點，想不勞而獲的永遠寄生在水電站上的思想意識也是不能縱容的。
國際上常用補償的標準是：下限應該保證不低於移民原有的生活標準，上限通常是不超過所被佔用的地產的最高社會評估價值。據瞭解：現在美國有些地方的法律就明確規定，公共工程的拆遷補償一旦超過了社會評估的最高值，就會被認為工程承辦單位是在用全體納稅人的利益送人情。法院就要出面干預。也有的人認為遷移應該充分尊重移民本人的意願，補償水平必須達到讓移民本人滿意。目前國際上有一個「水壩與發展決策新框架」(DDP)就比較堅持要達到讓每一個移民都自願的移民標準。對於這一點，國際社會爭議很大。因為水利水電工程不像是一般的房地產開發可有可無，很多情況下其工程是關係到國家、社會安全的國計民生大事。號稱是自由世界的楷模的美國，在其水電大開發時期對於涉及公共利益的水庫的移民，也歷來都是沒有任何協商餘地的。據悉，至今美國有些地方法律中仍然對公共工程中的移民容許有1%的強制拆遷比例。
水博的介紹很好，可以使我們更周密地考慮這個問題。問題是第一我們的農民沒有土地權。土地都是國家的集體的，農民只是虛有其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開發商都是一些財大氣粗的強勢集團，屬於國有資本，背靠著國家政權，可以堂而皇之地打出「國家需要」的大旗，藐視弱勢農民的權益，以期獲得最大最快的回報。資本從來是長著一顆冷酷的心。他的本性就是追逐最大的利潤。國有資本不會比私人資本會更加憐憫慈悲，反之，沒有土地權的農民，他們也就沒有了和征地方討價還價的權力。他們唯一的依靠是政府的關心。至於中間環節上的貪污截留，已經成了常情常理，更不在話下了。
第二是我們的農民沒有農會組織。村支部、村委會能夠成為農民利益的代表者嗎？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能夠充分代表農民的利益和開發商談判嗎？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怒江的農民實在太窮了。如果按照補償的「下限應該保證不低於移民原有的生活標準，」那就會出現我上面提到的「異地搬遷」情況，那幾乎是把他們推進深淵。
在中國出現過「過分強調移民利益，把屬於國家的水資源當成聚寶盆，利用水電屬於公共利益的特點，想不勞而獲的永遠寄生在水電站上的思想意識」這樣的情況嗎？現在的水電站，幾乎都是修建在雲貴川三省最偏頗的山區，都是農民窮得一無所有的地區。如果以「不低於移民原有的生活標準」為標準，無異於把移民推入絕境。
此外，還有一個政府地位問題。政府的具體化，還可以細分為中央、省、州、縣、鄉各級。他們各有不同的身份定位與利益定位。他們既可能代表「國家」，和國有企業的開發商結成利益共同體，也可能代表農民，成為農民利益的代表者。這種一身而二任的身份，加上政府本身也要在水電開發中獲得最大的利益，就很難保證農民獲得充分的利益保障。事實上官商結合犧牲群眾的利益，謀求相互之間的最大利益，已經成了水電站修建中的普遍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我想，解決移民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用市場辦法，即經濟辦法處理。如果按照市場規律辦事，我們就應該尊重貢獻了土地家園的農民的權利，那麼，他們算不算水庫的「投資方」呢？只要你不買斷土地，農民應該持有股票，也是股東，按時分得紅利。同時合理合情合法地安排他們的出路。
水庫移民問題最好還是以法律為手段，用經濟辦法處理，而不是當成政府行為，用行政辦法處理。把政府，主要是電站當地的縣鄉政府解脫出來，對於維護農民權益和縣鄉政府自己的權益，應該是利多弊少的。
據說，怒江州以往修水電站是採用包干安排的辦法，電站佔了農民的土地，這家農民的青年男女，就成為這家電站的工人，其他的老少，據根情況適當安排處理。這本身就不存在移民問題了。你佔據了這家農民的土地修建電站，這家農民自然就和這家投資商（企業）結成了合夥人的關係，有福同享，有禍同當。政府實在不應當為開發商效勞，解決農民的安置問題。例如瀾滄江小灣水電站，裝機容量420萬千瓦，移民只有兩萬多人。這點移民的安置水電站不給解決，就太沒有良心了。歧視農民、漠視這個弱勢群體的習慣，是否可以在怒江水電開發中扭轉過來呢？
水博所說「過分強調移民利益，把屬於國家的水資源當成聚寶盆，利用水電屬於公共利益的特點，想不勞而獲的永遠寄生在水電站上的思想意識也是不能縱容的。」這話說得絕對在理，不過以往的問題更多的是侵犯蔑視農民的利益。起碼在目前，中國的這些年輕力壯的農民，可能多數還不敢奢望「不勞而獲的永遠寄生在水電站上」。
從長遠來看，像怒江地區的農民，關鍵是如何提高他們的自我生存能力。這就不是本文可以說清的了。
為了使移民問題的處理市場化、法制化、民主化，農民不但可以推舉代表，而且可以聘請律師作為自己的代表，參與談判、簽約，並監督實施全過程，使開發商、政府、移民處於平等的均勢地位。
以上這些設想是否屬於科學發展觀、符合科學發展關、構建和諧社會的範疇呢？這樣做在怒江地區是否可以建成和諧社會呢？怒江農村因此能夠成為「新農村」嗎？
怒江邊上的農民實在是太窮太窮了。我在貢山縣城北的吉木斗村，下車拍照時，碰巧走進了一家農戶，那種家陡四壁的情景叫人真是慘不忍睹。我們生活在東部城市的人無論如何無法想像他們那種一貧如洗的情形。你只要看過一眼，一年，十年，永遠難以抹去「曝光」在心頭的那淒涼的農家農舍圖像。
有意思的是，這戶農民在門口張貼了一張滿幅的大招貼畫。畫的右上方是毛澤東揮手的照片，中間是天安門，左下角是華表。三個大字赫然印在畫的左側，是「東方紅」。這招貼畫是當地政府部門印發的。我拍下了它的圖像，並多次觀賞。我沉思良久。這些一窮二白一無所有的農民多麼可愛啊！他們還在盼望著，癡情地盼望那人民大救星輪迴轉世，來拯救他們……。
我坐在車上，兩次看見鄉村牆上的大標語，號召掃除青少年的文盲。
吉木斗村是怒江邊的一個小村。我在那裡遇到一個15歲的小姑娘，叫羅英蘭，只讀過5年小學，沒有錢，輟了學。她的母親和哥哥跟著叔叔到四川種田去了。她也去過，住了兩年回來了。家裡有父親，可是一塊大字報地今年雨季發生滑坡，塌了。她指給我看，就在不遠處，公路旁邊，坍塌的情景歷歷在目。他們就靠那塊地種玉米生活。她問我從哪裡來，問我山東好不好，問我怎麼辦……我實在無言以對。我說山東好，我又不能給她謀求工作。我知道，在中國，有非常多非常多的15歲少男少女正在學校讀書。他們要吃麥當勞，要穿李寧牌運動服，要在耳朵裡塞一個MP3，要課餘學奧數、學英語、學鋼琴，要假期出去旅遊……而遙遠的怒江邊的那個15歲姑娘羅英蘭，也是一個花季少女，面對的卻是沒有希望、沒有前途、沒有陽光、更沒有鮮花鋪路的生活。她能做什麼呢？
當然，像羅英蘭那樣的少男少女在中國不算多，但也是以百萬計算。我們是否應該關注他們的命運呢？
我草就此文時，收到保山日報一位記者的電郵。他說，怒江流域建設水電站，保山也有兩座大壩，保山人除了個別腦子有蟲的人外，所有的人尤其是農民十分盼望建壩。大家說：「難道為了幾條小魚而讓我們邊疆人民受苦受累並貧窮落後嗎？」。
另一位閱讀了我的文稿的雲南朋友給我發信說：關於怒江水電開發，我一直在關注，十分感謝你的實地考察和深入思考。滇西片，我到了迪慶、麗江等地，還沒去過怒江，但從我接觸到的圖片、資料看，從與怒江的同學、朋友交流的情況看，那裡的人民太苦了！太難了！！太需要關愛了！！！我老家很偏很窮，但看了怒江，我還是感到震驚，怒江應該是全中國生活最困難的地方（至少是之一）。我對植被、生態遭到毀滅性破壞痛心疾首，我對人民生活在極端困苦中深感憤怒，絕不是怒江人民砍伐捕獵，我怒某些官員、知識分子對人民的苦苦掙扎麻木不仁！怒江人愛砍愛捕嗎？不是，那是沒有辦法，活不下去了。對於怒江開發，我目前沒有成熟的思考，但觀點是鮮明的：一定要開發！我想，只要從人是最寶貴的、是第一位的出發，從以人為本出發，從人民的利益出發，環保問題、生態問題等等問題都有辦法解決。只求開發商多一點仁慈、施一些善心，畢竟，地盤是人民的，激流是人民的，落差也是人民的。地方政府也不能只盯在財政收入上，還應更多地關注民生，不能一味地支持開發商而不顧人民的利益，不能再讓怒江人民再這樣下去了！至於偉大的反對派，如果你真正偉大、真正崇高、真正愛地球，還是脫下你的皮鞋，做好掉到怒江谷底的準備，親臨怒江一趟吧！
附帶說一下，這位朋友的來信，我本來是準備實名介紹，後來我考慮到他的身份和地位，不得不徵求他的意見。他回信說：從我內心來說，我非常希望將發自肺腑的吶喊（姑妄稱之吧）公諸傳媒尤其是網絡，通過大家的齊聲呼籲，適當喚醒某些當權人物的良心，因為我的想法可能有些極端，但絕對是站在勞苦大眾特別是農民的立場上的，可能由於我是地道的貧困農民的兒子，對農民的困苦感受太深。但考慮到我目前的職場、工作、身份，不適宜於將內心的質樸想法毫不諱言地放到公開的場合。…………
我忽發奇想：78年前跟隨毛澤東鬧秋收起義，奔向井岡山的那些農民，會比今天怒江邊上的這些農民更加赤貧更加絕望嗎？問題是電視這個害人精把今天城市人民東部人民入有高樓出有香車衣有時裝食有美味男歡女愛遊山玩水歡天喜地瘋跳瘋唱美不勝收的生活圖像天天傳送到他們的面前，他們看了能夠不悄然動心嗎？
那些掌握水電大權的企業家、政府官員們，對於這些赤貧的弱勢的絕望的移民有多少悲憫之心？
那些印發「東方紅」招貼畫的官方部門，是否想用精神鴉片來麻醉這些絕望的農民，而逃脫自己的責任呢？
修水電站能夠使怒江邊上的水庫移民絕處逢生，走出生活的陰影，一步進入小康嗎？怒江農村能夠因此快步步入新農村的行列嗎？
（2005/12—2006/4於山東大學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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