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鐘政：1957五十年祭
【大紀元4月24日訊】
斗轉星移，時光流逝。
50個春秋，彈指瞬間。
在中國大地，在1957年那場反右浩劫中，有多少知識分子、天真、熱情、單純的心懷報國純情的知識分子，從彼時開始改變了人生軌跡，走上了屈辱磨難的歷程。
往事如煙，歷歷在目，恍若昨天。
有位女作家著書名為：《往事並不如煙》。是的，那漫長的歲歲年年，一椿椿，一件件，從我的經歷中，是血、是淚，是個人的九死一生而倖存，是親人的鬱鬱而死，是老父絕望無告而自縊；三代人的牽連受壓抑，為他（她）們和生活罩上了陰影，從人身至心靈都套上沉重的長久掙不開的枷鎖！
1998年，我寫了一部書稿《血淚驚魂夾邊溝》，為紀念勞動教養40週年，它把那段勞教的親身經歷作了真實的描述。那是以血成字，以淚成章，令人難以卒讀，令人憤而淚下的紀實文字。
如今，反右已屆50週年了，從甘肅酒泉夾邊溝九死餘生，到走出夾邊溝這段歷程，可謂是生死迷茫之路。
兩度發配滄州老家為農；髮妻吳宜勤在1962年返鄉八個月後即心力交瘁，身患絕症拋下幼小的5個兒女撒手含恨而去。就在同年冬又一位年輕女人走進我的生活，她名叫陳璧珠，本名叫羅翠蘭，她才貌雙全，俠骨柔腸，不嫌我右派，不計較我是農村戶口；不怕我拖兒帶女，毅然嫁我，要分擔我的窮途窘況，她伴我41年，撫養兒女長大成人，成家立業。待到兒孫滿堂，該享天倫之樂的時候，她卻在2004年享年70歲時撒手而去了！
1969年春，在我二次發配滄州為農時，為家鄉後白馬大隊跑推銷業務，不想趕上了「一打三反」運動，在西寧被當作了投機倒把分子遭逮捕。同年三月在十萬人的公判大會上判「死緩」，險些成了異鄉的屈死冤鬼！
1972年出獄後，走天南地北得到很多人的同情、關愛；這些，都給予我生活的勇氣，對未來生活的信心！
記得有位文學大師，曾寫過一篇《甲申三百年祭》，他從李自成的滅亡總結了教訓；而我寫的《57—五十年祭》這篇短文，是懷著泣淚凝血深深的哀思，來為我的親人獻上滿懷哀思的祭悼之心。
爸爸：上世紀二十年代，您離開貧窮滄州老家，您十六歲闖天津，赤手空拳，吃盡了苦，總算學了一套西餐手藝來養家，在天津衛站住了腳。您是一位有燕趙之風的人，交朋好友、熱腸義氣。您對我這個長子寄托著無限希望，常對我說：「柱兒，」長大了要當「督軍」，做「大寫」（文化人），給咱們姓提的爭氣。您教導我，做事，要比別人做得好，不能讓人挑出毛病來，本事要多學幾手，藝不壓身。
1937年，「七•七」事變，您失業生病，五口之家陷入絕境，十五歲的我剛剛念完小學，為了養家餬口，我在日本人的企業——東亞海運公司當了一名勤雜工。抗戰勝利後，我又在美軍擊戰隊第一師在津的醫院當了三年清潔工。這樣，使一家老小有一活路。爸爸：記得我在1948年考上天津工人日報當了記者，您那欣慰與驕傲之情溢於言表，笑得兩眼瞇成了一條縫，喝酒時，不再是愁眉苦臉喝悶酒；而是綻開笑顏喝的是開心酒！
1949年，是您鼓勵兒子投身革命考入了華北大學，說：「孩子，咱窮人解放了，不再伺候有錢的人啦，可以揚眉吐氣，挺起腰桿做人啦！」孩子要好好跟著共產黨做事。
當兒子在天津西站乘一列貨車奔赴大西北那天（1949年7月30日），您看著一千幾百個熱血革命青年，身穿粗灰布軍裝，背著大草帽，唱著「我們是民主青年」的歌曲，那種豪邁之情，那種意氣風發的革命勁頭，您滿含熱淚，激動不已，可能心裡在想，我大兒子去解放大西北了，作為父親您那自豪之情，驕傲之心，不都溢於言表了嗎？
爸爸：您在天有靈，一定會記起，自從您目送兒子去解放大西北後，咱爺倆再次相見已是十一年後了。那是淒情慘景，肝膽俱裂的再相逢。是您和兒媳宜勤雙雙從千里之外，背了救命乾糧到甘肅高台明水農場救我。當時，兒子全身浮腫，奄奄一息，命懸一線，當看到兒子睡在四面透風的地窩子草地上，您以痛子之情，憤怒之情，對兒子說：「他們這樣對待你，你怎麼能忍、能受。你幹嘛不用鐵銑跟他們拼！」
爸爸：你後悔了，悔當初不該讓兒子考華大，悔不該讓兒女離開天津，拋下妻兒老小，去解放什麼大西北？去做什麼大駱駝，革的什麼命？到頭來，差一丁點兒革了自己一條小命！
兒子一生命運太多磨難，文化大革命清理階段隊伍時，說兒子是「十種人」，摘帽右派，必須遣送農村，1969年春兒子第二次又發配回到了滄州老家，當了大隊副業廠的業務員。記得這年冬天，我離開您出差到青海省西寧跟您告別的情景：那是一個寒冷的早晨，村南頭那片棗樹林，枯枝在風中搖曳，您背著個糞筐拾糞，您的短短頭髮霜一樣地白了，臉頰上鬍鬚也白了。滿臉上一道道深深地皺紋，呵，這一別競是最後一次訣別！
我到西寧後，正準備在新年前把與各廠簽的合同作個了結，誰知晴空又蒙上了一層濃雲，驀地裡又炸響政治運動的風雷，在「一打三反」中，我被誣當作「投機倒把」分子遭到逮捕，並且在西寧省十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上，在一無證據、二無審判認罪情況下，竟然被宣佈判為「死緩」！法理何在，人權何在？
父親絕望之中，急瞎了雙眼，年逾古稀的老人每天以淚洗面，度日如年！
1972年冬，老人摸著熟路，走到南場棗樹林，繫上一條麻繩含著激憤難平的心，自縊而去了。
命運偏偏弄人，在老父死後六小時後，後白馬大隊收到了我的電報，西寧公檢法宣佈：「坦白交待好，有立功表現，免予刑事處分。」感謝政府寬大！我又撿了條命，其實，我在為大隊搞業務期間，每天僅記九分工，每天領1.5元出差補助，沒有多拿一分貪污錢，對所承攬的加工產品質優無假。
兩年的西寧南灘監獄的鐵窗日子，老父的含冤自縊，這一切應該向誰去討個說法。
在我從西寧奔向滄州的列車上，一路上說說笑笑，很快就要見到我的爸、媽和孩子們啦！真是歸心似箭啊！一路上，人們沒有向我透露一點點父親亡故的事。直到下了火車，妻子璧珠才慢慢地向我吐了點兒口風，說爸爸重病，病得挺厲害，七十幾歲的人啦，看能不能扛過去。走進自家院子，發現擺了一口白木棺材，「啊」！一下子才明白過來，爸爸走了！生離死別，肝腸俱裂！事情的驟變與發生，合乎情理嗎？合乎天理嗎？
三十多年過去了。在淒風苦雨之時，每憶起這段撕心裂腑的往事、恨事，我都要仰望蒼穹呼喊：「老天！這世上發生的一切你可曾看見？」為什麼不在六月也飄起一場漫天大雪！
《57—五十年祭》，我還要祭悼我的一結髮賢妻——勤姐，你走了六十三個春秋了，你有多少難以割捨的情啊？
從相愛到訣別，整整十八年，留下五個幼小的兒女，最小的兒子才五歲，她（他）們要靠誰來撫養成人，相依、相愛的人正值青年，不會持家理事，要靠誰幫？
勤姐：你泉下有知，記得嗎？1945年夏一我在公園裡認識了你，引起我注意的是你手裡拿了一本當時天津正暢銷的小說：《結婚十年》。我們從這本小說開始了話題，你穩重大方，頗有大家風範。經過攀談才知道你要報考一家日本制靴工廠，我當時也正閒著，於是我們考進了這個工廠，而且還分到一個車間——完成科。僅僅兩個多月的共事，「8•15」日本投降了，工廠關閉了，再不能天天相見了，於是我產生了一種失落的感覺，一種難挨的思念的感覺。呵，對了，那是一種愛戀的感情。
你是出生在一個官宦世家，祖父在海關主事，有宅院、有門房，過去家有包車，不像我這窮門小戶，真是門不當戶不對。可是我們竟能結為夫妻，那是因為你愛我之心非常堅決，非我不嫁，你父母愛女心切只好依了。
勤姐：我們幸福恩愛的生活沒有幾年，便被57「反右」的噩夢粉碎了，我由一個電台記者變成了「另冊」賤民。被醜化，被批鬥，被奴役，停了工資只發給十五元生活費，生活陷入困境。
你，沒有抱怨，自己默默地忍受。
記得1957年中秋節，我在電台很晚才回家，當我非常乏累地走進家，發現小桌上擺了兩三碟你炒的菜，一盒牡丹煙，還有一瓶葡萄酒。啊！勤姐：那是我們相愛以來我感受到的最幸福的一個節日，我在單位受到的屈辱，受到的壓抑，在你的柔情體貼關愛中都暫時淡去了。
1960年，我在河西高台明水勞教時，大漠的嚴冬，死人如麻，當時我已全身浮腫，時時昏迷，神情恍惚，已無力走路去打飯了，死亡的威脅時時在靠近我，真是朝不保夕啊！
1960年11月7日，你和爸爸千里迢迢走到明水農場救我來了！我已不是平時你看到我的那副時時浮著微笑，時時歡歡樂樂那種活力十足的樣子了，兩眼腫得成了縫縫，聲音是那麼微弱，我在四面透風的幾十人擠在一起的地窩子裡蜷縮地躺著，你們爺倆的及時趕來使我得救了，當你午後扶我在雪地上活動時，我每走一步，白白雪地上可以看到我走過的地方，滲著鮮紅鮮紅的血滴。你心疼地擁抱著我痛聲叫著我，無助地向茫茫大漠戈壁望著，口裡低聲說：「天，為什麼會是這樣！」我們罪在哪裡呀？為什麼把人折磨成這個樣子呢？
兩年以後，我們下放到了滄州老家，你說，這回可好了，不再受罪了，不再叫人擺佈了，我也不再擔驚受怕了！雖然每天喝碗粥，吃塊粗糧也好，畢竟過的是人的生活啊！
在後白馬老家，剛住了半年多，你病了，心情鬱悶，有苦難言壓在心裡，是呀，當年天津大戶人家嬌生慣養的小姐，如今成了窮鄉里一個農婦，推磨、井裡打水，燒柴火做飯，每天帶著孩子悶在屋裡……
臘月，病重了，每天傍晚胃疼，疼得在炕上翻滾，臉焦黃，冷汗淌，勤姐：你咬緊牙不呻吟，不出聲，你是怕驚嚇了我，我只能握緊了你那冰涼冰涼的手，幫助你用勁，似乎在為你解除那病痛。屋裡，油燈如豆，死寂無聲。
勤姐：你多少次輕聲歎氣，說：「唉，我走了，你可咋過？村東頭芝芬妹挺喜歡咱們的孩子，以後，請她來幫你照看咱們的孩子。呵，你可能感到來日無多了，特別含蓄地暗示我什麼。本來我倆可以在平凡中白頭偕老，安安分分地做人，盡職盡責地做事，生兒育女，做一對恩恩愛愛的好夫妻。在既無兵荒馬亂，又無天災飢餓，為什麼無端遭此磨難呢？好端端一個家竟落到如此淒慘呢？
勤姐：你走的那天是1963年正月十八日，前兩天我去天津為你買掛面、蛋糕，正要送回給你，可是噩訊傳來，說你病危。我急忙趕到地區醫院，我忐忑不安地走進護士辦公室，找住院床號（2），那個號牌被摘去了，不祥之兆！我急找護士問她們2床病人哪去了？她們推推諉諉，誰也不說，最後在我逼問下才說：「在太平間。」
天色昏黑，燈光暗淡，醫院裡一片沉寂。我獨自走進冰冷的太平間，一盞昏暗的電燈，照到有幾個停屍的床，都蒙蓋著白布單子。突然，我發現靠窗的床下邊有一隻藍條絨棉鞋，那是勤姐的鞋，我忙把白布單掀開，勤姐雙眼閉著，頭髮散亂地覆在臉上，一隻腳光著，我不顧一切地伏在她冰冷的身上，放聲大哭！我把臉貼在她涼涼的面頰，大聲喊著：勤姐，你為什麼不等我，怎麼就這樣走啦！連最後一面也不讓見一下。
安葬以後，我怕進我倆住過的屋子，勤姐梳過頭髮的梳子還擺在桌上；勤姐盛針線的木盒還擺在炕邊；勤姐穿過的衣衫還掛在炕沿上頭；勤姐沒有納完的鞋底還在木椅上……
見物思人，睹物傷情。十八載恩情斷，從此以後，人間地下，再相見只能在夢中！
今年，是反右五十週年，特向冥間的勤姐深深祭悼，孩子們都成家立業，咱已是兒孫滿堂了，安息吧！我永遠懷念你！
2004年7月24日，與我有50年摯愛，伴我41年的第二位妻子陳璧珠（本名：羅翠蘭）走了，享年70歲。
她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她本身就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書。
她出生在山城重慶一個服裝店的家庭，1947年隨父羅漢卿為逃軍方所負的債務，全家四口人來到了漢中。
舉目無親，窮困交迫，因為母親患病，無奈之中羅漢卿以500大洋將親女兒賣到了西安。養母陳老太給她起名陳璧珠，這是一棵搖錢樹，她長得亭亭玉立，濃眉大眼睛，機靈乖巧，但生性暴烈，頗有股子強勁兒。
陳老太為她請了琴師，教習京劇，每天吹拉彈唱，讀音咬字，可是一個四川女娃，京腔京唱可不是好學的，為了這，不知道挨了多少籐竿的抽打，全身青一片，紫一片，可她卻不吭一聲，兩年起早貪黑，這女娃子會拉會唱了，眼看就可以為陳老太大把大把地掙大錢了。
1948年，蔣家王朝的江山已是搖搖欲墜了，西安城人心惶惶。
陳老太為了撈回血本，設下巧計，以1000大洋讓璧珠服侍一個大商人，一個尚未成年的姑娘就這樣失去了貞操。此後，有幾個月陳璧珠出去賣唱獻藝，為養母掙了不少錢。
1949年，西安城解放了。
璧珠成了一個解放了的自由人，參加民營群眾劇社，穿上了灰布制服，戴上了女戰士那樣的八角帽，在十月一日那天上街歡快地扭起了秧歌，歡慶人民的解放。
1954年春，璧珠和幾位同事姐妹來到了蘭州，在雙城門新聲曲藝社獻藝。此時，我在廣播電台文藝部負責采編文藝節目。璧珠常去電台錄節目，慢慢地認識了我，對我甚至產生了好感。有一天，我的同事老鄭向我提起了一件有趣的事，他說，璧珠托他說，願意跟我交個朋友，老鄭告訴她，我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了。
璧珠住的地方正好和我家保姆徐大媽同院，有一天，在徐大媽家見到了她，我們在聊天中知道了她的身世，使我對她產生了同情和憐恤之心。璧珠慢慢地瞭解了我的為人，知道我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好人，她對我說：「我是一個孤苦的女孩子，沒有親人，你認我做個妹妹吧！以後，有什麼事請哥哥幫我拿主意，護著我，省得讓人欺負，行嗎？」就這樣，我以極為純潔的感情待她，清清白白、磊磊落落。真地表現出一個做老大哥的樣子，處處關心對待這個孤苦的小妹。
按照沿習已久的舊觀念，女藝人被人稱作「戲子」，屬下九流的輕蔑的稱謂，一個「女戲子」和一個人們視為高尚職業的電台記者，頻頻接近往來，其中……於是流言蜚語，說長道短的閒話，流散開來。
不久，電台領導叫我在團員生活會上做檢查交代，最後領導嚴肅地叫我與陳璧珠斷絕一切往來。否則，會對她採取逐出蘭州的措施！就這樣，為了使璧珠能順利在蘭州演出保住飯碗，這段短暫的兄妹摯純之情斷絕了。
逝水流年，九年過去了，到了1963年。
六月，我從滄州老家來到蘭州，上訪省委請求落實政策，給我一條生活出路，經城市辦公室登記等待處理。在此期間，我整日漫無目的地在街上閒走。一天下午，我走到一條巷道一個劇團門前，看到一塊演出的《文昭關》的廣告牌，不覺停下細看起來，想問一下演出日期，不覺走向售票窗口打算詢問一下。當我看到的售票人員竟是璧珠，真讓我驚喜交加，疑是夢中。璧珠的表情也一副驚呆的模樣，她請我到她家中敘談。我抽著古巴煙，把九年來的往事向她傾訴……，我說我已不是當年那個當記者的人了，57年當了右派，58年去勞動教養，妻子宜勤去世了，目前正在等待落實政策，等等，等等……
她的眼淚不停地流淌，有時竟哭出聲來。璧珠深情地說：「哥，現在你不用太擔心什麼啦，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會管你的，如政策落實了，我陪你在蘭州生活，把孩子接來；萬一不能落實，我跟你去滄州，替你撫養幼小的兒女！我現在已是離了婚的自由民了，這是不是我們前生的緣分呢？老天爺把你又給了我……，」她微笑著、含著淚花向我訴說著。
珠妹，你很善良，你的愛心，使我永生難忘。璧珠工作的劇院經理，勸阻她說：「鐘政是什麼人，右派，家又在窮滄州農村，還有五個孩子的拖累，別的不說，光這五個孩子的後娘，你當得了嗎？你真是傻了，呆了！「劉經理，這一切我都不考慮，我只是關心他，我認為鐘政是我遇到的一個最好、最好的人，在他最困難的時候，我不能不管，今後我跟他去討飯受窮，我一百個心甘情願！」這是我深愛的珠妹表露出的一股俠骨柔腸，我真正的紅顏「知已」啊！
車到山前必有路。
1963年9月27日，城市辦公室通知我：決定收回，安排在蘭州市五金公司。
11月16日，我與璧珠終成眷屬，結為連理。我在蘭州市五金公司所屬的化工商店當了總務，行政24級，工資44.20元，比在電台原工資級別82.28元，少了一半。這，已經是求之不得了，足矣！足矣！
把三個最小的子女接到蘭州。我與珠妹倆人工資一起不足百元，為此，她在下班後還要把從商店領回的牛皮紙糊成裝鹽的袋子，每糊6000個，可收入13元。
在劇場勞累了一天的珠妹，在燈下糊紙袋子直到深夜，每天午、晚下班她要走過一個站再乘公共車，只為了少坐一站可以省下兩分錢！
璧珠的父親是重慶一個服裝店老闆，璧珠她從小就是嬌女娃，從不動手做針線、做家務。可是此時有三人孩子要她操心，做飯，縫縫補補的事兒都要親自不辭辛勞地去做。孩子們漸漸大了，大兒子大華就讀於聾啞學校，女兒與二華上了小學。
政治風雲驟起，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
我，作為右派每天陪批、陪鬥，低頭哈腰，揪發挨踢，受盡屈辱！可是，我也把這一切一切都視若遊戲了，那就來一回玩世不恭的遊戲吧！政治就是遊戲，人生也是遊戲嗎？
遊戲在繼續。1968年，又出了一個新戲碼：遣送「十種人」。作為右派的我自在遣送之列。禍不單行！正在此時，璧珠卻被定為「現行反革命」，被囚禁在單位失去自由，罪名是說毛主席沒有留鬍子，意思是影射「嘴上沒毛」，是對偉大領袖的污蔑！
而我，都帶領兒女被遣送回到了滄州老家。我想，人生絕不會是兒戲吧？可是，人生確真的是兒戲！中國歷史，五千年，哪朝哪代，數都數不清，可有什麼朝代會讓一個草芥之民有如此遭遇。像煎餅一樣，煎過來、煎過去，裡裡面面，煎干了！只留下了一絲絲氣，在苟延殘喘！何時方休？何時是了！
歷史，常會把最大的生死攸關的懸念施加給最有承受力的人物，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此人，捨我為誰？
我第二次被遣送到滄州老家，做了後白馬大隊業務推銷員，那是1969年4月。
我所在的後白馬大隊，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凡是出去訂合同金額達到一個千元的，要放一掛鞭炮以示慶賀。
我在西寧，西北最邊遠的小城，與六、七個工礦企業訂立合同金額達到34萬元。天吶！那要放多少掛1000響的鞭炮呢？與我訂合同的幾個企業，至今我依然記得；青海製藥廠、電化廠、五金配件廠，地質局、化工廠……業務為玻璃儀器，野外帳蓬修復再利用，高、低、壓配電廠製作安裝。
所有簽訂的合同都要到工商行政管理局去鑒定蓋章，這引起了該局注意，一查，我們僅是一個小小的社隊企業，這些官員們認為捉到了一條「大魚」，可以為全國雷厲風行開展的《一打三反》運動立一份頭功！
1970年新年前夕，西寧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經濟警察認定我是一個投機倒把分子，在當地常是有人與公社合作，以分社業務人員身份承攬工程等業務，達成之後與分社按合同收入分「三七」或「四六」分成。
於是，在這種先入為主的認定下，我面臨的大難是萬一不能逃脫的了！於是，我的全部財物被沒收，被送進了西寧法院指揮部收容所內，與收容的「盲流」雜處草棚之內。每天喝兩頓小米稀粥，發的打飯盒子髒兮兮地沾滿了泥垢，唉，這種情景，使我又憶起了夾邊溝那段經歷，何其相似乃耳！歷史老人死死地盯住了我，讓我當作這段歷史的「實驗」者！
舊歷除夕，西寧清理指揮部死樣寂靜，三間土屋，鋪了草的地下，躺著橫七豎八的各類被收容的人，我住的那間土屋有一個從拉薩收容的陝北的木匠老漢，還有兩個多年前西藏動亂去了拉薩的倆姐妹，如今都已長大被送回青海老家，姐姐叫桑木珍，妹妹叫玲木珍，他們穿著油垢的皮袍，都紮著細辯子，手臉都掛滿了泥垢，她倆相擁著擠在牆角，一句漢話都不會說。
在這個除夕夜，我心緒煩亂，我托一個很機靈的小伙子，給了他幾塊錢為我買來一瓶互助牌白酒，一個人喝悶酒，想心事，微醉了，我把三個屋裡的人喊著都到我的屋裡來，要聯歡過除夕，我說給大家出節目。
山東人點我唱呂劇，我唱了郎鹹芬的《藍橋會》；河南人讓我唱一段常香玉的《拷紅》，還有幾個西北、陝、甘人問我能不能唱秦腔，我喝了一大口白酒，扯著嗓子唱了「活周瑜」沈和中的《黃鶴樓》「……黃風吹動了，長江浪，黃鶴樓上有埋藏，我命甘寧過江往，要害劉備一命亡……」屋裡三幾十個人破顏大笑起來，我還唱了旦角戲《游西湖》……
在愁雲苦雨的除夕夜，我以愁苦之心為愁苦之人暫解愁情，同是天涯受難人，相逢何必要相識。
真正的傷心斷腸事是在正月初三，我的珠妹是在大年三十等不到我回家過年，一打聽才知我出了事。急忙趕到西寧看我，當她見我被囚禁在這種鬼地方，與好多破衣垢面的乞丐一樣之人為伍的時候，她號啕大哭起來說：「我要找地方講理去，我們一沒犯法，二沒犯罪，憑什麼抓人！關人？」我儘管內心裡心疼她對政治的幼稚天真，和看她那滿懷憤怒痛苦的表情，我心在滴血，滴淚！可我還是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有沒有笑地把除夕晚上出節目過大年的高興事講給她聽，我告訴她說，這些人都把我稱作是他們的「國王」，是一個「大演員」，珠妹聽了不覺破涕為笑了。
她給我留下錢和糧票，哭得兩眼紅紅地回了蘭州，誰知，這一別竟是兩年。沒過幾天，傍晚一輛吉普開到清理指揮部，走進兩個穿綠制服的人用手銬把我押送到了西寧南灘看守所。
升級了，等待我的又是什麼？心裡有種預感：凶多吉少。
一大早上，我被五花綁地押到了西寧體育場，在看臺下面一間空地上跪了不少人，一個戰士命我頭頂地跪下！我坐在地上沒有跪下，他厲聲喊道：「為什麼不跪！」我說我血壓高，心臟病，腦子一充血，恐怕上不了公判大會了，我一時維持了我那份尊嚴。三十幾萬居民的西寧，開了個有十萬多人參加的「一打三反」公判大會，口號震天響，人頭黑壓壓，站在台上的「罪犯」每人都是五花大綁，脖下掛了寫有罪名的大塊牌子，而且還勒了一根細麻繩，由揪著人們頭髮的戰士捏著，防止呼「反動」口號！
大高音喇叭傳出判決，死刑，立即執行，一大串名字：死緩，判××年，又是一串，逮捕，一串名字。我豎耳只聽我的名字：提鐘政，罪名：右派，長期流竄作案，投機倒把，腐蝕幹部，私蓋公章，嚴重破壞了青海省經濟建設……等等。天吶，這是我嗎？這一切、一切從何談起？
上天見憐！本來要判死緩，誰知我在電台的老同事曲滋蓮向他的愛人軍區張司會員說，我的電台同事鐘政怎麼上了公審大會，佈告上說，還是個大投機倒把分子，不對吧？他是個很有才氣的記者，50、51年那時候還是新聞團委的書記呢？怎麼會……？正巧，張司會員秘書好奇，就給公檢法打電話隨便問了一下，公檢法人們慌了手腳，以為張司會員過問此事，忙著查找罪證。
結果，本人沒有投機倒把，一切帳項都是經過委託付款給大隊，本人無分文進入腰包；二是所簽合同均按要求交貨，質優可用。這還判什麼「死緩」。只好關押起來，等以後看情況再說吧！一關就是兩年，1972年冬，以「在獄期間坦白交代好，有立功表現，免予刑事處分，予以釋放。」呵！感謝政府寬大！
璧珠妹：你在兩年漫長時日，白天憂愁，夜晚難寐，度日如年，食不知味，常是夜半哭醒，幾次去西寧探望都沒有見到我而痛哭而返！
三十六年的往事了，珠妹，你泉下有知當會記住那段撕心裂肺的日子。當年，你的宜勤大姐為我在夾邊溝受難而心力交瘁，我在西寧含冤入獄兩年，又使我的珠妹焦心苦慮，倍受煎熬！這一切一切都緣自1957年那場劫難，這都是因為我成了一個右派所致！
五十年了，如今我尚苟活於世，而我最愛的兩位賢妻卻在受拖累多年先後離我而逝了，五十年祭，此恨綿綿，緬懷無盡！
此刻，又有幾多右派未亡人，他們又會發出怎樣的心聲，去悼念早已蝕骨為灰的屈死亡人呢？
讓歷史銘記這五十年祭日吧！
讓人們銘記上世紀50年代那55萬多右派們所經歷的銘心刻骨、凝血泣淚的多難人生吧！
可是，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殉難赴死，能夠為後世找出一個治世之法？
讓人人都生活在燦爛陽光下，過著無驚無恐的舒心日子，能夠發揮才智，不再受到扼殺，讓人們能夠相親相守，不再活活地被拆散成為冤鬼，怨魂。
青春無價，五十年金色年華都已虛擲不回了，今生已無緣追補了。
理想無限，如今皆以化作泡影！我不該生於那常常刮著風暴的年代，可是，這是由不了我自己的。奈何！
往事並不如煙，在我垂暮之年，猶記起那段荒誕而難忘的歷史！
那就將歷史永遠記在後人心上，對1957年這個忌日，永遠地深深地祭悼吧！
提鐘政
2006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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