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5日報導】(中央社記者唐雅陵聖保羅特稿)與俄羅斯、印度和中國一起被稱為「金磚四國」的巴西，二零零五年的國內生產值僅較二零零四年增長百分之二點三，令市場大失所望，成長率在拉丁美洲十九國中僅高於海地 (百分之一點五)，更令人感到意外。畢竟，海地是拉美地區最貧窮的國家，且二零零五年經歷了嚴重的政治危機。

據拉美與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 (Cepal)指出，其他十七個拉美國家的經濟成長都比巴西好。巴西的成長率僅達該地區平均值 (百分之四點三)的一半。在全球經濟條件有利、印度與中國等新興國的成長率都介於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時，巴西卻栽了個跟斗，落後這些國家一大截。

到底是什麼原因令巴西的經濟成長減速呢？據經濟學家與市場分析家指出，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巴西政府採取高利率與高匯率的經濟政策。

Cepal巴西代表鮑曼認為，特定的一年經濟成長受限，對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來說並沒有很大的影響，但是若拉美地區繼續以每年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六的速度成長，而巴西維持連續三年百分之二的水平成長，則入主國際市場的路將會愈來愈崎嶇。

奧斯汀評估顧問公司經濟學家亞谷斯蒂尼指出，二零零五年巴西經濟成長疲軟，主要是因利率居高不下所致，但是他相信魯拉政府內的高官涉嫌貪污與收受賄賂所引發的政治危機，也對巴西的經濟發展造成極大衝擊，增添市場前景的變數。亞谷斯蒂尼認為，政治危機至少令巴西的成長率喪失了一個百分點。換言之，巴西再次被自己製造出來的政治危機、貪污舞弊、高利率、沉重的賦稅與公共投資低等問題所羈絆。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智利籍經濟學家巴瑪在接受巴西「聖保羅州報」訪問時指出，只有當巴西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為自己定位、找到屬於自己的空間時，才有辦法衝破經濟停滯不前的情形。但在此之前，國家必須先斷絕所謂的「沙文貨幣主義」，意即拋棄失控的高利率政策。

從客觀的角度來看，二零零五年對國際市場來說，的確是非常有利的一年，但為何巴西國內生產值的表現卻如此黯淡？

據巴瑪指出，國外帳目平衡、期貨價格上揚，對巴西經濟、投資市場非常有利，但卻因為利率居高不下、巴幣過分升值與稽徵政策荒謬等種種因素結合在一起而遏止成長。二零零五年的成長可以說是完全拜期貨出口所賜。然而，巴西的國內生產值已經停滯了二十五年。一九五零至一九八零年間，巴西曾經是全球成長指數第八高的國家，但之後卻逐漸下滑到第八十名，是全球經濟成長減速最快的國家之一。為什麼會這樣呢？

巴瑪表示，迅速而徹底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拉丁美洲與東歐國家，都被全球化的負面結果所害。印度從二十五年前開始漸進實行經濟與貿易改革，到現在尚未結束，每年都有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的成長率。

巴西在這些新興國家中的表現最差，因為它的改革更加徹底與極端。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市場上都有一種共識，那就是貨幣政策必須要「主動而有力」。但巴西將它乘以十倍，造成了一種失控的政策。一九九四年發生墨西哥危機後，巴西中央銀行即將基本利率上升二十個百分點，而實際上只要調高四個百分點就已經足夠應變了。這樣的貨幣政策根本只是重「量」而不重「質」。

美國CreditSights顧問公司新興市場主任史特萊克認為，巴西已患上「荷蘭症」。經濟學家所謂的「荷蘭症」，指的是當一個國家的貨幣過分升值而導致國內工業喪失競爭力的現象。

此「疾病」在一九七零年代末葉於荷蘭出現。當時，荷蘭大量出口天然氣，導致大量美元流入，令當地貨幣大幅升值，外匯貶值，奪走國內工業的競爭力，刺激進口，結果荷蘭工業受到重創，開始衰退。

史特萊克指出，巴西的期貨大量出口，令巴幣升值，導致國內工業逐漸喪失競爭力。一方面，從巴西匯出的利潤提高是一種好的跡象，顯示企業有賺錢；但另一方面，匯款量提高也顯示跨國企業寧可將利潤匯到國外，而不願在國內進行轉投資。這一點便反映出巴西經濟喪失競爭力。

巴瑪表示，一九八零年以前，巴西工業占國內生產值的三分之一，但今天卻不到百分之二十。巴西的工業衰退率與瑞士差不多，不同處在於當富有國家人民年收入達到至少兩萬美元的時候，工業開始衰退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而巴西、阿根廷與烏拉圭等開發中國家的工業若是提早衰退，那麼一定會出現負面的結果。

巴瑪認為，在中國成為全球最大工廠、印度成為軟體王國的同時，自然資源豐富的巴西絕對有條件成為全球期貨、礦物與農產品的加工大國。除了目前的經濟政策應該有所改革，巴西也必須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空間與特色，才能夠讓經濟永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