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4日訊】劉賓雁已經作古，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歷史人物，他在當代中國新聞史上留了下自己深深的足跡。今天，當我們這些晚輩步他後塵的時候，依然能感受到他披荊斬棘的艱辛和大無畏。

劉賓雁的逝世，我深感悲痛。雖然我見過他幾次，還有兩次是面對面的談話，但我與劉賓雁卻沒有一點私交。我對他的敬重，是一個普通讀者對一位正直、勇敢和無私的記者的敬重，對他一生所受到的不公而感到莫名的悲憤。

錢鍾書先生曾引《論語》，稱讚劉賓雁是「仁者必有勇」，又贈給他一副對聯：「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 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1987年初「反自由化運動」中劉賓雁被開除黨籍，如果我沒有記錯，有人提起這件事，錢先生還說：「這副對聯，我是不收回的。」

我幾次見到劉賓雁，正是在這個運動的前後。可惜我只保留著1986年下半年一次與他談話的筆記，成為我今天紀念他的依據。

1986年8月7日，由陳子明主編的《外國著名思想家譯叢》（工人出版社）在北京南河沿歐美同學會舉行首髮式。當時我作為《中國文化報》的記者前去採訪。首髮式沒有什麼台上台下之分，大家隨意走動交談，氣氛寬鬆自在。我在劉賓雁的身邊坐下，拿著筆記本，邊問邊記，他好像完全不在意我的記錄。後來發現，他也有一個筆記本，聽到什麼有意思的事情，也隨手記下來。這就是我對劉賓雁的第一印象，即使是他被採訪時，也沒有忘記作為一個記者的責任。

我問他：「您為什麼要來參加這個會呢？」

他說：「這套書的發行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建國以來，我們對於外國思想家有一個不好的傳統，就是只批判而從不介紹，你只要接受他的結論就可以了，而不需要你自己去發現和研究問題，獨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結論。人類的思想資源是豐富多采的，我們再也不能承襲國民黨的做法：一個國家一個黨， 一個黨一個思想了。事實上，一本書可以改變一個人。我當年就深受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影響。」在這套叢書中，就有一本《尼采》（勃蘭兌斯著，安延明譯）。

1986年夏天，《中國文化報》還是一家創刊不久的新報紙。我於是請教劉賓雁如何辦好文化報。

劉賓雁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不要局限在文化領域。要多登一些有關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大問題的文章。也可以用轉載、文摘的形式讓文化領域的同志眼光開闊一點，看得遠一點。當然同是文摘，你們也要有自己的角度和選擇。還有一點，多登一些有爭議的文章，多登有不同的觀點的文章，讓讀者去思考、去選擇。這就是思想的民主。民主就是自由選擇，對人的選擇，對政策的選擇，對制度的選擇。」

劉賓雁又說：「記者不能變成一個沒有頭腦的宣傳幹事。可惜中國的記者有頭腦、有抱負的太少了，不會超過十分之一，其餘都太功利了。一些領導同志認為新聞單位就是黨委的一個部門，記者就是宣傳幹事，叫你說什麼就說什麼，不叫你說你就要一聲不吭。所以，我們的報紙就像政府公報一樣，社論就像文件一樣。什麼公開什麼不公開，就是領導一句話，這叫什麼新聞呢？我們記者隊伍中，有的是呆頭呆腦的，有的是滑頭滑腦的。他不需要出去跑，也不需要思考，他也聽不到什麼信息，他只需要有個靈敏的耳朵，聽上邊的聲音就行了。當然，我挖苦的不是記者本身。西方說記者是無冕之王，咱們不要求做無冕之王，咱們不做三孫子行不行？」

我說：「有時很難把握所謂正面報道和負面報道的尺度。一有批評，有人就說只關注陰暗面，現在不是流傳這麼一句話嗎？叫做：拿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劉賓雁嚴肅地說：「人畢竟不是動物，他要求的不僅僅是碗裡有肉就可以了。」他還說：「希望青年記者張開眼睛，多看看痛苦的現實而不是沉浸於生活的快樂的一面。中國的希望在青年和政治改革以後的新生力量。雖然改革很艱難，但對於中國的前途，我今天也是樂觀的。」

劉賓雁還談了談他本人的現狀。他說：「現在關於我的各種謠言就不斷，什麼我已經被隔離審查啦，開除黨籍啦，趕出《人民日報》啦，還有就是我被放逐到美國去了。有的年輕人說：那不是挺好嗎？」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二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寫下這個「謠言」的時候，劉賓雁真的安息在美國一個公墓了。他給自己擬定的墓誌銘是：「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

此刻，我再也笑不出來，眼淚流了下來。

2006年4月5日清明節，於溫哥華

來源：新世紀(4/13/2006 6:38)(//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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