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1日訊】
在胡錦濤先生用心良苦地提出頗有儒學政治功底的「二八」即「八榮八恥」後，網上出現了奇觀：國外中文網即官定「敵對勢力」的民運網站反應冷淡，少有評論，即便有一、二評論，點擊率也很低；國內呢，則一片熱炒，反對聲音大大高於民運，《網易》竟開了《盜亦有道而「中」國人無道》的大討論，各種跟帖大有與「二八」唱反調的勁頭。其中，一帖（局部）云：　　

「國家現在提出『八榮八恥』……『吏』中有幾人考慮百姓死活？！嘴中唱得怪好聽，行動在哪裏？聽老人講，土匪也有講信義的原則，而現在的『吏』是『滿嘴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的男盜女娼』。若繼續下去，就會國將不國了，更談何統一……」

且不論這激忿的一帖是出自何種背景人物之手，但說中國社會的「盜之道」就讓人驚嘆：現在盜賊階層似乎也把經濟總量的增長放在第一位了，而不再顧及最起碼的道義後果。比方說，「摳皮子的」（黑話，即市場上掏包者）原先是絕對不允許偷孕婦的，怕人家著急，胎氣一動，流了產即害了一個無辜的嬰兒；又比如，「拿大輪的」（黑話，即火車上行竊者）原先是絕對不允許偷帶小孩的老人的，因為一老一小同行非為看病就為異地尋人，被偷了即無生路，非死不可，等等。隨著政府道德的敗壞，也就是錦濤先生所講的「八恥」的氾濫，盜賊們開始向政府「撒嬌」：官員們吃肉，咱討點湯；你們多貪，我就多偷。不過，這種「撒嬌」也出了大問題：其一，盜們的業務禁忌被打破了，大膽改革的後果就是「盜已無道」──孕婦與老小一塊偷。其二，盜們有意無意地「成了朝廷的鷹犬」，不少腐敗大案就是由小偷給「偷犯的」，所謂拔茅連茹也。
　　
關於第二種情況的出現，更助長盜不講道（禁忌）的改革勢頭：不少貪官污吏被盜後，竟然不報案；由於這一啟發，官場政爭中就引進了「用盜」一手，去用「偷犯了」的辦法揭發對手的黑底。十多年前，我所住的小城市就出過這麼一個傳聞：說是市委某書記家被盜了，好 酒被砸無數，小偷竟然留下姓名（如血濺鴛鴦樓的武行者一樣，壁書大名）。沒人抓小偷，也沒人進一步證實「傳聞」。不久，市委某書記悄悄調走了。
　　
盜賊介入政治，加速了黑社會的壯大，有些人開始跨專業，由一般小偷小摸開始賣兇傷人或殺人。「官匪一家」不太準確，要說「官的盜化促進了賊的匪化」則不無道理。那些沒有升級換代的蟊賊們沒有做大業務的機會，也就開始不擇手段地改革起來，比如，「摳皮子的」 和「拿大輪的」就變成「搶孩子的」。幾天前，在河北頗有影響的《燕趙都市報》3月25日報導：河間市（縣級）街面上發生明搶婦女馱帶的兒童的事件。起初大家以為是報紙炒作，但事發眼前就信以為真了：泊頭市鐵道東街有一居民，稍有不慎，七個月的女嬰被人從家中偷走。
　　
盜之無道如此，比兵災戰亂時候的道德水準還差！──於是，小小的城市又興起了一種自救辦法：凡有婦女馱帶兒童尤為低齡兒童者，孩子就被用帶子捆在自行車後的小椅子上。問題是，凡騎自行車帶孩子的婦女絕大多數不是富裕人家的，大多數草民驚恐之狀可想而知──要是一個一、二年級的小學生放學後自行回家，不讓大人接，大人非急了不可。兒童的自立行為反會招來大人的責罵，怪也不怪？！
　　
盜之不講道與政府不講理成了我們這個社會的一道特殊風景線，且不說非法關閉了「少數精英分子」的獨立網站，也不說甚麼地方又圈禁了幾個人，就看一看「一切以經濟增長（或美其名曰為發展）為中心」的衍生效果便可知悉。仍是《網易》消息：湖北漢川市，為推動地方白酒銷量給下屬鄉鎮、單位下達買酒令。雖然全年銷量僅區區200萬元，但是一個名義上每年只有一萬塊錢招待費的鄉鎮，得指標二萬元，即每天要消費三瓶白酒。評論說「每天渴酒還怎麼辦公？」其實，問題不在「怎麼辦公」上，而在於鄉鎮又有了超支招待費的理由：每天額外三瓶，一般要加兩桌額外宴席；一桌按菜價100元算，一天就200元。一年365天下來，就73,000元（不算酒錢）。
　　
這一算，中國統計學的奧秘就全出來了。既便我們認可「政府可以為盜」，那麼這個「盜」肯定也會越來越不講「道」。就別說那個市政府之公然為盜了（明搶，由小偷型變成搶奪型），就看這個鄉政府：明碼指標為吃一萬，額外加碼為七萬多。怎麼辦，再講「為盜之道」顯然真地不如社會上的真盜了。有著一日，上級真地查處這個鄉鎮，後者也會「撒嬌」地說：「這不都是市裡逼得我們為盜嗎？」
　　
轉載自《民主論壇》2006-04-01；//asiade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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