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0日訊】【說明】一年半前，我剛從美國回來，寫了這篇七千字的長文《農民貧困問題縱橫談》，保存在電腦中，沒有發表。近日寫完《新農村建設的始作俑者不是共產黨》，再打開本文，重新讀了一遍，覺得可以作為該文的補充。因為本文的寫作是以美國的觀感見聞為基礎，視角多了一個參照系，足可開闊我們的眼界。李昌平為農民鳴不平，但是並不瞭解美國的一般情況，所以拿美國開涮沒有道理。中國的媒體媒體人，如《北京青年報》，總是以在美國那個雞蛋裡挑出幾根骨頭來做文章，起碼是犯了以己度人的錯誤。中國的「三農問題」，情況如今有了新的發展，回頭再看看一年半以前的情況，也是有益的。因此，拿出來發表並不過時。（2006-3-24）

前後相隔不到5個月，我讀到李昌平寫的下面兩篇文章：《貧窮與富裕的雙重變奏》和《造成農民貧困的十八大不合理制度設計》。關於這個李昌平，可能大家知道一點,他曾經風雲一時。2003年6月，他在《半月談》雜誌對大學生著文說：《大學生可解三農問題》。他首先談了三個問題「我曾晚上誤入荒郊野林踩著了幾個上訪露宿者，我所知道的因為上訪而坐牢的農民不下百人」；「法律是個好東西，但搞不好會成為有錢人和有權人欺負窮人的工具」；「農民工創造了城市的繁榮，他們只感受到卑賤，天下的農民工何時都能感受到『我勞動、我快樂』啊」，可見他對於農民的疾苦是多麼的同情，但是怎樣解決「三農問題」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大學生身上，說「只有大學生自覺地將自己的命運同農民和工人聯繫在一起，而不是脫離工農，我們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這個結論不知一年多以後的今天他還堅持不堅持，但是看他新近寫的《造成農民貧困的十八大不合理制度設計》，把問題的本質、根本、癥結找到了。中國的三農問題，靠大學生是解決不了的。不從制度上作根本的改革，農民仍然不能翻身。「八個大蓋帽管一個破草帽「（孫大午的名言）的局面仍然破除不了。

關於這個李昌平，新華網編輯在轉載這篇文章時加了一個按語，云：「三年前，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斗膽上書給朱鎔基總理，傾吐自己關於中國『三農』問題的苦惱與思索，從基層幹部的獨特一角撩開了一個龐大群體某些長期被遮蔽的實況。朱總理在李昌平的長篇書信上作了肯定性批示。一時間，李昌平被大眾媒體推為年度風雲人物，他向總理反映的原版三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也成為中國『三農』問題的經典表述。不久，《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的問世，更使他在海內外博得了更多的知音和聲譽。這位創下當代中國公民社會一部傳奇的李昌平，儘管離鄉進京已快兩年，但仍不斷有基層幹部和農民兄弟打聽他的萍蹤和心跡。應編輯部之約，寓居京城的李昌平抽出5月10日、11日雙休日，百感交集筆走龍蛇，洋洋萬言一氣呵成。從他專門揮寫的長篇自述裡，我們篤信不疑，這顆昨夜的星辰依然閃爍，進京仍為『三農』謀，位卑未敢忘憂國。相信關注『三農』的讀者會從中感動著他的感動，沉思著他的沉思。」但是，當時身處北京的李昌平，在沉思之後，卻把希望寄托在大學生身上，實在是無可奈何吧。大學生衝鋒陷陣斬將奪旗的偉績，「五四運動」只是一個特例，從那以後已經終結。大學生不可能包打天下。

三四年過去了，李昌平現在有了為農民大聲呼籲的條件，他還在不斷地為農民大聲地呼籲，可是三農問題卻越來越嚴重，成千成萬奔走於途進京告御狀的農民隊伍已經成了偉大首都的一大景觀。大概是因為天高皇帝遠，法大不如權大，於是他們把希望寄托於黨中央。李昌平說：「實在是忍無可忍了，窮人才進紫禁城。」可是天大地大不如如來佛的巴掌大。他們到了北京仍然逃脫不了如來佛的手掌心，一個個還是被免費汽車押送回原地，頭頭則要蹲班房，連為他們打官司的律師都要東躲西藏，以免被抓。「上訪」有罪，這是中國農民遇到的新問題。李昌平說：「有的人說中國的法制越來越完備了，中國社會越來越接近法制社會了，我相信一半。因為為少部分人服務的法制是越來越完備了，越來越被這個社會『默許』了。這個社會的多數人（特別是窮人），要想依法維護自己的權利，是越來越難以支付成本了。」筆者有學生從農村來，說起打官司，是「不打生氣，打了更生氣」。「大蓋帽，吃了原告吃被告」成了民間的順口溜。打官司成了權力與金錢的派對遊戲，如夢如幻如瘋如癲倫巴大跳。司法腐敗成了寄生在現代專制政體上的一顆毒瘤，也是它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

五個月前，我在美國讀《貧窮與富裕的雙重變奏》之後，寫了如下觀感：「因為我到過雲南，尤其是農村，雖然只是走馬觀花，但印象頗深，對雲南很有感情，所以把這篇文章讀完了。怎樣叫農民脫貧解困，是一個有意義的事情。靠救濟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這個世界就是不平等，但是我們也不能搞『土改』式的解決。（5／28/04）」貧富不均，差距拉大，已經成了困擾今天中國的難題，但是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劫富濟貧，雖然做到了「均貧富」，但隨後又通過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人民公社，把農民的土地化為集體——國家所有，這種共產主義的暴力革命，實在不可取。農民不能作自己土地的主人，沒有土地權，就遑論其它的任何權利了。我國的農民至今不是還在吞嚥這枚強行恩賜的苦果嗎？

李昌平的前文把憤懣發洩向美國，實在是無的放失。他說：「你站在北京上海深圳看看美國後，再請你轉過身來看看中國的貧苦地區，再認真的想想。」這一「看」一「想」，怎麼能遷怒人家美國呢？世界時時在演奏「貧窮與富裕的雙重變奏」，中美之間的差距，近似於中國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但是在尋找原因方面，卻是各有各的帳。中國農民目前的貧困問題，直接原因，和美國沒有關係，不搭界。美國建築業的小工，每小時的工資是15——20美元，即人民幣124——166元。電腦工程師每小時最少也在30美元。他們的工資高得如此「離譜」礙著我們什麼呢？中國農民的貧窮要從內因找問題，但是也不能歸罪於中國城市裡的廣大市民和百萬、千萬、億萬富翁，即使他們中有的人發的是不義之財。千萬不要走歷史的老路，把農民的貧窮引向對富人的嫉恨。「均貧富」只能造成族群仇恨，冤怨相報，種子綿延不絕。

50年前，我們不解，為什麼美國的無產階級不起來造反。現在，我到了美國仍然思考這個問題，原來，美國是一個開放的競爭的社會，政府、法律、制度，都為窮人參與競爭提供了公平的起點，例如公立學校的義務教育。如果你不參與起跑，或者落後，或者中途放棄，那就不能怨天尤人，只能無怨無悔，自認倒霉。因此，住在免費的公寓房間裡的窮人對於開豪華汽車、住豪華住宅的富人並不嫉恨，非要群起造反不可。這正是美國的窮人不向社會發洩怨憤的一個不容小覷的原因，雖然這不是唯一的原因。

李昌平終於找到了癥結。中國農民為什麼貧窮？為什麼受歧視？為什麼淪於社會最弱勢群體的地位？因為「制度」就是為他們作了這樣的「設計」。首先是他們被剝奪得一無所有了。李昌平說的「十八大不合理制度」中，第一是「產權制度」。這是很對的。

九億沒有土地權的農民，站在強勢的政府面前，站在具有生殺予奪大權的大地主「政府」面前，他們能夠維護自己的權利與利益嗎？黃世人想做做不到的事，這位「地主」都能做到，心想事成。靠種地吃飯的農民卻沒有土地權，他們能安心生產，安居樂業，走向富裕，共同奔小康嗎？他們能夠擁有自己的尊嚴嗎？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國家把農民的全部土地據為「國家」所有嗎？這樣一個「國家所有」的大蛋糕，誰不想近水樓台先切一塊。

我們去到美國，到處看到鬱鬱蔥蔥的樹林，為什麼沒有人亂砍亂伐呢？因為樹上掛著牌子「私人林地，禁止狩獵」。連進去狩獵都不行，亂砍亂伐就更加不行了。既然每一塊土地都是私人所有，私有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賦予了農民擁有財產權土地權，並無條件地保護公民的這個權利，那麼這個蛋糕誰敢碰一碰呢？

中國農業一向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特徵。對這種小農經濟強行搞集體所有、全民所有已經證明此路不通。規模遠遠不是小農經濟可以比擬的中國國企之改革，改來改去總想繞開產權改革起死回生，結果還是逼上梁山，以產權改革為依歸。國企改革如此，三農問題能夠繞開產權改革而走出死胡同嗎？土地承包如果不走向土地私有，企圖不邁進農民私有土地這個門檻，那麼三農問題是解決不了的，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共同發土地橫財的腐敗問題也是解決不了的。

李昌平說：「土地是集體所有，人不在集體裡了，自然就應該將土地交還集體；集體所有，但集體卻沒有收回、分配、甚至調整土地的權利，眼看著集體的成員被『新地主』剝削、受窮而束手無策！這正在孕育著革命啊！」這位「新地主」是誰，不言自明，當然不是黃世仁了。今天，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大發橫財的根本條件就在於這個土地制度。如果土地為農民個人所有，那就釜底抽薪，斷了官商暴富的財路。

華盛頓市區北部馬里蘭州的洛城、蓋城一帶是最近一二十年發展起來的新興城區，但就是有一些農場主不肯出賣土地，形成都市中的鄉村景觀，誰也沒有可能去強行征地。台灣商人為什麼要跑到大陸投資呢？除了看中了大陸的廉價勞動力和廣闊的市場之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可以以極為低廉的價格得到他所想要的任何一塊土地，絕對是心想事成，沒有任何商業的或法律的糾葛。可是在台灣，土地是農民的私有財產，農民的命根子，你不付出高昂的價格休想獲得土地，而且，如果你要建立一片巨大的廠房，就要涉及多家農戶，你要逐家逐戶地去討價還價，其中只要遇到一個「釘子戶」你就束手無策，政府不能助一臂之力。這筆徵地的買賣會弄得你焦頭爛額，元氣大傷。在大陸，父母官們要招商引資，他看中的土地，只要用手一指就可以劃撥給你了，而且還要為你搞好七通八通，叫你心滿意足。如果大陸的農民也能像台灣的農民那樣，失去土地之後，搖身一變就成了大富翁，未必不是一件美事。可是，在大陸，在每一片「開發區」、「花園小區」的後面，就站著一群茫然無措失去土地的農民，也站著幾位得意洋洋的官商。據說，中國已經有4000萬農民失去了土地,這當然是指「承包」的土地。他們的生計有保障嗎？否則，「這正在孕育著革命啊！」這大概算是改革開放遇到的新問題，但千萬不要用階級鬥爭的眼光來看待、處理這些新問題。

李昌平說：「我們有沒有考慮到、那些生活在貧困地區的農民、一旦失去土地，他們怎麼生活？我們為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麼樣的社會保障呢？」「主流社會，面對農民就業難的時候，總是指責農民文化水平低，素質差，不適應城市社會，不適應市場經濟等等，全是歧視性的語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沒有把農民的就業問題當成是「國民的基本權利」，沒有把創造農民就業崗位當成政府的基本職責。 中國的農村什麼最多，勞動力最多。每天有幾億農民沒有活干，能掙錢的活專給有錢的人干，你說農民能不窮嗎？」「工資制度對農民工嚴重的不人道，會導致一系列嚴重的後果。」這都是警鐘之言。山東東部農村是中國農村中的佳境，可是你如果去走走，聽到的幾乎都是憤憤之音。

政府，國家，把土地還給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這是唯一的選擇，早還總比晚還好！

馬列也有過一部《聖經》，它叫《共產黨宣言》。在夜深人靜萬籟俱寂之時，我每每聽到上帝的冥告：在共產主義的天國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但是這位上帝又告戒我們：「土地公共所有制」是「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那麼我們已經進入了這個天國，建立了一個「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天國。可是細細品嚼上帝的金玉良言，前後卻是互相矛盾的。我們追求的是「公共所有制」，否定的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在這個天國裡，事實上是沒有「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於是耳邊響起了揮之不去的聲音，彷彿是上帝的符咒：「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身了。」共產革命今天要革的不是什麼資產階級，而是執政黨自己。那麼，批判的武器如今卻對準自己了。我真是不寒而慄了。難道「異化」是太陽永遠從東方升起嗎？難道向對立面轉化太陽永遠落在西方嗎嗎？難道共產黨自己就是逃脫不了「週期律」的牢籠嗎？

據說，「共產」二字的本義是「共同生產」，由於漢語文字的歧義與多義，中國的實踐者們理解成了「公共財產」、「共有財產」，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連無師自通的土馬列阿Q同志也感悟到「共產」的真諦：「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喜歡誰就是誰。」於是這位「投降」了革命的正宗貧農阿Q同志回到未莊挑頭舉起了造反的大旗，首先叫了幾個夥計把秀才娘子的寧式床搬到了土谷祠裡，和還俗了的小尼姑三拜天地，喜結良緣。如今阿Q和他的兒子都成了離休老幹部，住在城裡的幹休所裡，含飴弄孫，頤養天年。至於未莊的農子農孫們的喜怒哀樂，他們被高牆大院屏蔽，已經很隔膜很生疏了。

李昌平寫的《造成農民貧困的十八大不合理制度設計》，把問題的本質、根本、癥結找到了。中國農民的貧困，我們怎麼能夠怪罪美國的強橫與霸權呢？這是無的放失。看來李昌平是在不斷思考這個問題，尋求實實在在的答案。這大概就是他新近寫出《造成農民貧困的十八大不合理制度設計》的原因。

10月3日，我在北京首次拜訪了一位偶然認識的朋友陶鼎來先生。他原是中國農業工程研究設計院院長，曾就讀西南聯大，和楊振寧同級，後留學明尼蘇達大學，時在抗戰勝利之後。他退休之後，每年要到美國的兒女家住半年。我問他：據你的親身觀感，這五六十年中，美國的變化如何？他說，他覺得感受最大的是美國黑人地位的提高，如今黑人在美國受歧視的問題可以說已經不存在了，黑人的身影在任何場合都可以看到。

這一點，我也有同感。如今的美國，在政界、商界、學界，在體育界、影視界、演藝界，到處都能看到星光燦爛的黑人。記得50年前，我們的教科書，我們的媒體，不厭其煩地揭露美國黑人受到的歧視，如乘公共汽車要分車廂，孩子上學要分校，等等，確實是在美國隨時隨地可以見到的事實。對此，馬列主義理論分析道：種族壓迫是階級壓迫的一個表現，云云。這個問題，今天美國可以說是基本解決了。

談到美國黑人的解放，不能不說立下首功的黑人牧師、著名的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40年前的8月28日，約25萬人的遊行隊伍匯聚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前，聆聽馬丁.路德.金博士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演說激昂慷慨，熱情洋溢地呼籲實現美國民權運動的要求，讓包括黑色和棕色人種在內的所有人都享有同等的權利，實現種族平等的偉大夢想。這次遊行和集會受到美國政府、國會和憲法的保護，沒有任何人受到追究與審判，被認為是「一場法治之下的非暴力革命，一場價值觀的革命，一場理念的革命」。黑人的訴求得到國會與政府的重視，在這次大遊行結束後不到一年，約翰遜總統簽署了1964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這項法律正式生效。該法案禁止在旅館和餐館等公共設施進行歧視並禁止就業歧視。隨後又制定了《投票權法》、《公平住房法》等法案，保證了有色種族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這種平等不是「財產」的平均，而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機會的平等，起點的平等。例如，大學招生、公務員招聘，必須要有一定比例的黑人，即使是「濫竽充數」也不能棄而不取。這樣為消除種族歧視提供了一系列制度保障。1968年3月，當金牧師組織「貧民進軍」中，途經田納西州孟斐斯城時，遭白人種族主義分子槍擊，至4月4日逝世。金的遇刺觸發了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巨大風暴，在全美及全世界引起了極大反響。美國政府確定從1986年起每年1月的第三個星期一為「全國紀念日」，是為全國性的假日。

現在，在美國，歧視黑人就是違法的問題，而不是認識問題、態度問題，說一聲SORRY就可以算了。我們看兒童電視片，凡是有幾個小演員的故事，其中總少不了黑人或黑頭髮的人。他們是少數族裔的代表。沒有這樣的形象代表就可以控告製片人犯了種族歧視罪。這就是說，消除歧視，從教育抓起，從娃娃抓起，甚至於體現在兒童娛樂電視片中。我故意刁難地問幾個五六歲的中國小孩：黑人是不是壞人？他們都說不是。作為孩子，在美國的中國人和各種膚色的小孩都能融洽相處。由於有了這種制度—法律的保障，所以現在美國的黑人在事實上獲得了平等，至於實際生活中存在的個例問題，首先不是因為制度—法律的偏頗歧視造成的。

不過，我們中國人有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談起美國來，總能從雞蛋裡頭挑出骨頭。2003年8月25日 《北京青年報》紀念馬丁•路德•金演說40週年，發表了題目為《 5大歧視讓夢難圓》的文章，例如現在的布什政府裡有兩名非洲裔美國人即黑人，他們是國務卿鮑威爾和國家安全顧問賴斯。他們二人都是布什政府外交政策事務舉足輕重的人物。這在40年前是不可想像的。可是《 5大歧視讓夢難圓》的作者卻只看到了鮑威爾退出總統競選，原因是據「知情者透露說,鮑威爾夫人和他本人是出於對種族『政治有色眼鏡』的擔心才退出的」。這未免不是揣測之詞。他們看不見黑人鮑威爾做了國務卿，卻盯著他退出了競選總統。真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這屆布什總統的內閣成員中，有一位女的勞工部長趙小蘭，是華人，幼年隨父母從台灣移民美國。因為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各個少數族裔的利益更要照顧，其中華人占美國人口的1%，亞裔占美國人口的3%，所以，有了一個趙小蘭，她可以為少數族裔的利益大聲疾呼爭權奪利，大家就比較放心安心了。美國政府在國內絕不敢實行白人霸權主義。

對比之下，我們中國的農民佔了人口的三分之二，50幾年來，除了一個陳永貴當過副總理，還有可以例舉的人嗎？再往前推，曾經還有過一個正宗工人出身的總書記向忠發，可惜他成了叛徒。我們總是習慣於樹立一兩個農民或工人或資本家的典型，戴上高帽子，登上天安門，陪同領導人接見或出訪，把他們捧得高入九霄，其實他們只是一個好看的花瓶，並不能為工人、農民或資本家鳴冤叫屈爭權奪利。我們再看全國及省市縣鄉的各級人大代表中有幾個農民呢？對於農民如此的歧視，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對於鮑威爾放棄競選總統就是不可忍。這種「雙重標準」真有意思！

我從1960——1985年在一個縣的中學教書，文革期間受到再次戴上右派帽子「監督勞動」的懲處，直接參與各種各樣的農業勞動，和農民有了更多更直接的接觸，對農民的生存狀態有了直接的觀察與體驗。其次，又因為到美國探親，有機會見識美國的黑人處境，看到他們實現了種族平等的夢想；而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討論執政黨要加強執政能力的問題，「三農問題」自然也在視野之中。於是對中國農民的貧困問題嘖有煩言，不吐不快，由李昌平的文章說了如上的觀感。

（200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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