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9日訊】三峽工程怎麼使重慶市的防洪標準從百年一遇降低為二十年一遇？這是錢正英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

十四年前，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時，四川省代表團程貽舉、楊東喬等32位代表聯名向大會主席團提交了一份「請求專題研究和評價三峽工程對重慶市的經濟和環境影響」議案。為此錢正英代表中共中央向四川省代表團作解釋說，在建設三峽大壩之後，百年洪水不會影響重慶市。2005年12月26日，三峽開發總公司的金沙江溪洛渡大壩工程正式開工了，工程的防洪效益就是將重慶市的防洪標準從目前的二十年一遇提高到五十年一遇。三峽開發總公司得意忘形之際，把錢正英給出賣了。錢正英是否應該再向全國人民代表解釋一下∶重慶的防洪標準怎麼從自然狀態下的百年一遇下降到目前的二十年一遇？

一、防洪標準

防洪標準是指防洪保護物件要求達到的防禦洪水的標準，通常以某一重現期出現的洪水作為防洪標準。在一般情況下，當發生不大於防洪標準的洪水時，通過防洪系統的正確運用，能保證保護物件的防洪安全，具體體現為防洪控制點的最高洪水位不高於防汛保證水位，或流量不大於河道安全泄量。

德國是根據河流確定防洪標準，比如萊茵河邊的科隆、杜塞道爾夫以及其他中小城鎮和鄉村，採用同一防洪標準。在中國，則是根據城鎮的重要性不同，確定不同防洪標準，城市防洪標準高於農村，大城市防洪標準高於小城市。

根據中國建設部制定的防洪標準（ＧＢ50201-94，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特別重要城市（非農業人口大於等於150萬）：高於二百年一遇重要的城市（非農業人口50萬至150萬）：百年一遇至二百年一遇中等城市（非農業人口20萬至50萬）：五十年一遇至百年一遇一般城市（非農業人口小於等於20萬）：二十年一遇至五十年一遇

重慶和武漢的屬於特別重要城市，防洪標準應該是高於二百年一遇。

二、自然狀態下的重慶防洪標準

在建設三峽工程和葛洲壩工程之前，宜昌至重慶的長江河段處於自然河流狀態，重慶實測最高水位為海拔192.8米，最低水位為海拔159.5米，最大水位變化幅度為33.3米，常年平均水位為海拔165.7米．所以當年在建設重慶火車站時，鐵路路軌的標高選在海拔196米，高於最高洪水位。1981年，四川省發生大洪水，重慶市的洪水位高達海拔194.30米。

根據歷史洪水痕跡推測，1870年四川曾發生一次歷史最大洪水，最高洪水位為199.04米。自1958年以來，重慶的城市建設都控制在海拔200米以上，均高於歷史最高洪水。自然狀態下的重慶防洪標準在百年一遇之上。所以重慶是中國沿江大城市中防洪標準最高的。

三、三峽工程論證中的防洪效益

建設三峽工程的目的第一是防洪，第二是發電，第三是航運，第四是南水北調，第五是區域發展。

三峽工程初步設計審查總負責人、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張光鬥認為：三峽水庫防洪庫容222億立方米（作者注：後來張光鬥教授在給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信中承認，這個資料計算有誤，實際防洪庫容要遠小於此數。張光鬥建議，不要將此事告訴中國的老百姓），可以削減長江洪峰。目前長江荊江段防洪保證率只20年一遇，經荊江分洪後也只40年一遇。修建三峽工程後，可把防洪標準提高到100年一遇，荊江不分洪。當發生千年一遇洪水時，經三峽水庫調蓄，加上荊江分洪等分蓄洪措施的運用，可以使沙市水位不超過防汛保證水位（45米），避免發生毀滅性災害。張光鬥還說，三峽水庫最高蓄水位175米，洪水回水到重慶最高約200米左右，既不會淹重慶市，更不會淹成都平原。（參加張光鬥：長江三峽工程宜早日興建，人民日報海外版，1991年12月21日）

必須指出的是，張光鬥教授在文章中已經犯了一個技術錯誤，三峽水庫最高蓄水位不是海拔175米，而是海拔183米，三峽水庫的正常蓄水位為海拔175米。張光鬥教授在指出三峽工程對下游的防洪效益時，使用了100年一遇的防洪標準，而在談到三峽大壩建成之後，洪水對重慶影響時，則不提任何防洪標準。張光鬥教授有意掩蓋了一個事實，就是建設三峽工程之後，在同樣的洪水流量條件下，重慶的洪水位會抬高，重慶的洪水危害會增加，重慶的防洪標準會下降。三峽工程論證沒有具體說明，建設三峽工程之後，重慶的防洪標準將是多少。

1992年2月20日和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開會，討論三峽工程決策問題。李鵬在三峽工程日記中寫道：「2月21日，上午繼續召開政治局常務會，先由楊振懷、李伯甯、錢正英分別就各界人士對三峽工程提出的主要問題作了具體說明。錢正英講洞庭湖逐年淤積，已不能起到蓄水池作用，只能用三峽水庫來代替。」用三峽水庫來代替洞庭湖，改天換地，這是建設三峽工程的真正目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贊同「用三峽水庫替代逐年淤積的洞庭湖」的建議，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其錯誤的決策。

四、專家們的反對意見

清華大學水利系黃萬里教授對水庫大壩工程的防洪效益持批判的觀點。黃萬里教授在「怎樣決定三峽大壩是否修建」一文中寫道：「造壩截斷沙流，使上游洪水抬高，氾濫頻繁；下游停止造地，灘塗侵蝕。」黃萬里教指出：三峽大壩修成之後將使金沙江與四川盆地下來的河槽中的礫卵石和部分泥沙在重慶沉積下來，形成水下堆石壩，堵塞重慶港，其壅水將淹沒合川、江津等城鎮（合川、江津為重慶上游的城鎮），殃成數十萬人淹斃的慘劇，此壩永不可修。黃萬里教授更以1983年7月湖北省丹江口水庫上游安康的洪水慘案為例，說明三峽大壩對上游地區洪水嚴重危害的問題。

原水利部副總工程師、原全國政協委員陸欽侃先生參加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防洪組的工作，擔任顧問，是拒絕在論證報告上簽字的九名專家之一。陸欽侃先生是中國最早接觸三峽工程的工程師，曾留學美國。新中國成立之後就一直從事長江防洪的規劃研究工作，是中國對長江洪水研究造詣最深的專家。陸欽侃先生關於三峽工程的文章收錄在戴晴女士主編的「長江啊長江」一書中，該書在1989年公開發表，但六四之後，此書被禁，被焚。1993年陸欽侃先生不能再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但是他繼續向中央領導上書。1998年3月和其他23位專家共同上書《建議三峽工程先建至初期蓄水位，觀察泥沙淤積，緩解移民困難》；1999年3月再次上書《再次呼籲三峽工程建至初期蓄水位元——以緩解防洪與泥沙淤積礙航的矛盾及移民困難》；2000年3月陸欽侃先生聯合全國五十二名知名學者三度上書，《建議三峽工程先建至初期蓄水位，觀察泥沙淤積，緩解移民困難》。

陸欽侃先生首先對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提出置疑：長江洪水來源於上中下游；三峽工程僅能控制上游川江的洪水，對中下游的湘資沅澧四水和漢江、贛江等眾多支流的洪水不能控制。如遇1954年那樣全江大洪水，中下游共需分蓄洪五百億立方米，三峽工程僅能替代城陵磯以上部分的分蓄洪任務，其他地區仍需分蓄洪三百至四百立方米。對長江防汛重點城市武漢來說，三峽工程既不能降低洪水位，也不能減少其附近的分蓄洪任務。三峽工程對下游江西、安徽的防洪更是無能為力。所以三峽工程對長江的防洪作用是有限的，至於非常稀遇的一八七零年據調查當時它首先向南衝開松滋口，進入洞庭湖，而當時很薄弱的荊江大堤在監利以上並未潰決。現在松滋口已有現成分洪道，荊江大堤已經大大加固加高。一百多年前的一八七零年洪水沒有衝垮荊江大堤，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條件已大大改善，怎麼反而會造成突然幾十萬上百人的死亡呢？以此來催促三峽工程的上馬，理由不太充足。

接著陸欽侃先生指出三峽工程對大壩上游地區的洪水危害：而且一八七零年重慶的洪水位比四川水災很嚴重的一九八一年還要高出四點七四米，如果三峽水庫蓄水攔沙，勢必還有壅高重慶洪水位，進一步增加四川的洪災。陸欽侃先生在給筆者的來信中說，三峽工程在計算對荊江地區的防洪效益是按防洪標準百年一遇計算的，而在計算上游移民淹沒時是按防洪標準二十年一遇的洪水進行計算的。對大壩上下游採用不同的洪水標準進行計算是不科學的。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郭來喜參加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最後拒絕在論證報告上簽字。郭來喜在接受戴晴的採訪時指出：「三峽水庫建成後，達到正常蓄水高程，河流侵蝕基面抬高，水流必然減慢，影響洪水下泄，延長滯洪時間，肯定會加重上游地區的防洪負擔。更況且，水庫運行若干年後，如遇百年一遇洪水，重慶朝天門水位可達202米，比現在的情形高出7.7米，這在人口稠密的四川盆地的長江兩岸又需增加多少移民和損失？！特別在論證報告中已明確寫到:「變動回水區和壩區的泥沙，淤積問題已有模型試驗成果，但如何治理，特別是重慶港區水域的治理問題，尚缺少試驗研究成果」，這就是說，水庫變動區的礙航、庫尾淤積有可能使重慶以上的長江、嘉陵江形成攔門沙而礙航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1990年7月6日下午4時許，在中南海國務院第一會議室三峽工程展覽室，三峽工程籌建處哈總工程師私下和其密友交談時也不得不承認這點，並且說錢正英部長不讓談這個問題，怕影響論證。」

五、四川人大代表的憂慮

1992年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三峽工程提案時，四川省代表團中程貽舉、楊東喬等32位代表（主要是來自重慶市的代表）聯名向大會主席團提交了一份議案「請求專題研究和評價三峽工程對重慶市的經濟和環境影響」。（當時重慶市並未提升為中央直轄市，行政上還屬於四川省領導）

議案指出：「三峽工程不利影響主要在庫區。重慶港處於水庫回水變動區，三峽工程的建設與重慶市的經濟發展和環境有密切，但究竟影響程度有多深，範圍有多大，以前從未進行過系統的專題研究。世界上至今還沒有一座大型水庫是在一座特大型城市的邊上，國內外都沒有經驗可借鑒。儘管１０多年來有關部門對三峽工程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環境評價、模型試驗，提出了一系列的報告，在報告的一些地方也涉及到重慶問題。但我們認為，研究尚不深入、不全面，有些不利影響還估計不足，對策措施上還嫌籠統，不夠有力。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稍有失誤，給重慶市帶來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同時還會給子孫後代留下後患。」

32位代表在提案中列舉了泥沙問題、防洪問題、環境生態問題和其他問題，這四個問題都涉及一個問題，就是三峽水庫對重慶市的淹沒影響。32位元代表指出了三峽工程論證中的一個重大失誤，就是三峽大壩工程對重慶的影響程度有多深，範圍有多大，未進行過系統的專題研究，也無相應的結論。不知道工程對重慶的影響，怎麼能夠得到「建不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的結論？

同樣，重慶大學和四川科技大學也對三峽水庫對重慶市的淹沒影響作過研究，得出了和三峽工程論證不同的結論。

六、錢正英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對此所做的解釋

1992年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三峽工程時，錢正英專門到四川省作說服工作。會議之後，錢正英又於1992年9月26日專門到重慶主持了三峽工程對重慶市的影響和對策座談會，在會議上說，建設三峽工程後，重慶的百年一遇的洪水位為海拔199米。很多人以為，百年一遇的洪水位為海拔199米，還不到重慶朝天門碼頭的最高一級臺階的海拔200米的水位，三峽工程對重慶的防洪標準沒有影響，百年一遇的洪水仍然淹不了重慶市。

據說這是模型計算的結果。模型計算的結果，不但依賴模型的內部結構，還依賴模型的邊界條件。錢正英告訴了重慶代表模型計算的結果，但沒有告訴他們這個結果是在什麼條件下得到的。建設三峽工程後，重慶的百年一遇的洪水位為海拔199米水位，那麼此時三峽大壩處的蓄水位是多少？是水庫最高蓄水位海拔183米？還是水庫的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因為重慶的洪水也取決於三峽大壩處的蓄水位。根據長江水利委員會主編的」三峽工程綜合利用與水庫調度研究「（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第１５０頁），在計算重慶百年一遇洪水位時，三峽壩址處的蓄水位不是從正常蓄水海拔175米出發，也不是從最高蓄水位海拔183米出發，而是從海拔165.7米出發的。這個在潘家錚撰寫的「發電」一書的水庫運行示意圖中也可以看出，三峽工程在防洪時蓄水只到海拔165米，而不是到海拔175米。

如果三峽工程要發揮防洪效益，就必須動用221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三峽壩址處的蓄水位必須上升到海拔175米出發，此時重慶百年一遇洪水位就絕不會是錢正英擔保的海拔199米水位，重慶的防洪標準也不是原先的百年一遇，而是遠遠低於百年一遇，是陸欽侃先生指出的二十年一遇。三峽工程的建造使重慶的防洪標準從百年一遇降到二十年一遇。

但是許多中國人、包括許多重慶人不相信官拜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錢正英會欺騙他們。

七、得意忘形

中國的俗話說得好，紙是包不住火的，謊言終究要被揭穿。此次揭穿錢正英謊言的不是別人，正是三峽開發總公司。

2005年12月26日，三峽開發總公司的金沙江溪洛渡大壩工程正式開工了。金沙江溪洛渡大壩工程也有發電、防洪、攔沙的效益，其中公佈的防洪效益就是將重慶市的防洪標準從目前的二十年一遇提高到五十年一遇。可見溪洛渡大壩工程上馬的重要性。三峽開發總公司在溪洛渡大壩工程開工時，得意忘形，把錢正英一直不敢公佈的「三峽工程上馬後重慶的防洪標準只是二十年一遇」的秘密給出賣了。

現在請錢正英女士向全中國人民、特別是重慶市人民解釋一下，目前重慶市的防洪標準為什麼是二十年一遇？怎樣重新理解您在1992年9月26日所說的，建設三峽工程後，重慶的百年一遇的洪水位為海拔199米？重慶的百年一遇的洪水位海拔199米和目前防洪標準為二十年一遇之間有什麼關係？溪洛渡大壩工程建成後，重慶的百年一遇的洪水位是多高？當發生百年一遇的洪水時，重慶的部分城區不會被淹沒嗎？重慶火車站不會被淹沒嗎？重慶的高速公路不會被淹沒嗎？老百姓花一輩子的工資購置的房產不會被淹沒嗎？重慶的老百姓是否應該感謝您一輩子？

作者為工程師，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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