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國汀：西方媒體報導蘇家屯是個時間問題
【大紀元3月24日訊】（大紀元特約記者蔡紅、靳欣報導】蘇家屯事情曝光後，已有兩名證人出來作證，國際追查組織也有調查報告出來，而且當時證人作證的時候，也有西方的主流媒體在場，但是到現在為止，除了大紀元、新唐人、希望之聲有詳細報導外，人們還沒有看到其他的主流媒體有詳細的相關報導。記者就此現象採訪了客居加拿大溫哥華的中國著名人權律師郭國汀，郭律師從幾個方面談了他的看法。
蘇家屯事件是真實的
舉證責任和媒體信譽、媒體責任之間關係的問題確實是一個法律問題，但是更重要的它還是一個道德問題，還有一個就是客觀公正的問題。像蘇家屯事件，或者蘇家屯倒賣人體器官這個事件，它在法律上反應的舉證責任的問題我是這麼認為的：根據目前有關媒體，包括大紀元、有關證人和那個記者出面作證，已經證明了事實，再參照中共歷史上一貫的做法，它一貫都是採取欺騙、矇騙、掩蓋事實，無數次無數次歷史前科的這麼種做法，另外，再根據中共當局明明知道這個事件已經發生了十幾天了，但是到今天為止，中共當局並沒有作出任何積極的反應，或者積極的申辯，或者為自己澄清事實，沒有採取任何這方面的措施，所以我個人的判斷，蘇家屯集中營這個事件是真實的，是可信的。
蘇家屯事件從種種跡象包括從中共鎮壓法輪功、包括江澤民、還有中共對警察下達的秘密指令，比如說法輪功打死的算自殺之類的這種指令，事實確實存在的。再加上比如說自從鎮壓法輪功以後，中共當局一開始是掉以輕心，輕視了法輪功，因為中共當權者都是無神論者，所以它們對宗教一無所知，可以說是非常無知的，它們根本不知道信仰的力量，你憑強權或者憑暴力就能夠迅速的把法輪功鎮壓下去，所以，才會有江澤民的所謂三個月解決法輪功問題的這種說法，這種說法我相信是存在的。正因為三個月不但沒有把法輪功鎮壓下去，反而是越打法輪功的反抗越強烈，這個道理跟彈簧是一樣的，彈簧你要是壓的力量越大，它反抗的力量越強大，更何況是有真正信仰的人，有真正信仰的人是不可能被壓服的，也不可能被打下去的。所以，中共的鎮壓層層的升級是很符合邏輯的，就是三個月以後看看壓不下去了，沒有別的辦法了，那就把打壓的力度加強，一次一次的升級，升到最後，看來沒有其他的辦法了，共產黨就採取了這種方式，就是滅絕政策，就是所謂群體滅絕這種犯罪行為。
那麼像蘇家屯事件，很明顯它不是一個醫院私下裡這麼干的，它是奉命行事，那麼再加上當局至少是暗示，或者是縱容，縱容有關的醫院的當局，有關的醫生，用利益的方式，超額利益的方式，來收買這些人幹壞事，幹這種事，因為很多法輪功學員被抓的時候呢，是堅決不透露或者是堅決不講自己的身份，也不講自己真實的姓名或地址，那法輪功學員當時也是沒有預料到中共會這麼邪惡。所以有不少這樣失蹤的人士，全國有不少這樣的法輪功學員，比如我聽到過一個案件，黃熊的案件，在上海的黃熊的案件就是這樣的。黃熊在上海交通大學的宿舍失蹤，已經兩三年了，沒有任何信息，我們也查過好多地方都沒有。那麼蘇家屯據稱的6000名法輪功學員，很可能都是跟黃熊的事件是一樣的，是這種情況。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當局看這些人又不轉化，用盡了一切手段都無法使他們放棄，那麼乾脆就滅口。在轉化的過程中，酷刑折磨已經使他們的肉體是傷痕纍纍，如果把這些意志堅強的人放到社會上來，或者放出來，他們一個個都是活的證據，鐵的證據，所以中共最後殺人滅口，是順理成章。
國際大媒體為利益保持沉默
作為媒體，特別是國際上的媒體很強調負責任，不作偏見的報導，那麼從表面上似乎有理，但實際上我認為是一種經濟利益在後面支撐，國際上的大媒體保持沉默，這實際上是一種很可恥的做法。
舉證責任從一般的情況下，作為原告負有舉證責任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在特殊情況下，舉證責任倒置這個也是法定的，比如說行政訴訟，就是說由民告官，行政訴訟就是被管理的這一方來告管理者，告國家、告行政機關這一方，那麼這兩者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法律應當是考慮權力的平衡問題的，那麼在行政訴訟中，完全採取的是叫舉證責任倒置，就是說舉證責任是歸被告，而不是歸原告。那麼同樣的道理，像中共鎮壓法輪功這一件事件上，同樣是兩者是處在絕對不平等的地位上，那麼從法律的原則，或者法律的根本上來看，保持平衡，或者保持權力的平衡的要求來看，儘管目前對於鎮壓法輪功確實是沒有任何規定來規定怎麼個舉證，舉證責任如何，更何況呢現在還沒有進入到比如說刑事訴訟程序，它僅僅是一個事實階段，在這個階段的舉證責任，媒體強調證據不足，或者證據不充分，然後根本就不予報導，這種做法實際上是一種藉口，是一種逃避。
那麼要避開這一點，假說法律沒有規定說舉證責任倒置，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如此，媒體完全可以客觀報導，所謂的客觀報導就是不帶偏見的報導，它可以對蘇家屯事件通過採訪，通過實地瞭解，通過證人，通過一個兩個三個多個證人來互相印證，另外還可以通過情理，通過程式去推斷，推論，可以得出你記者或者報紙作為一個第三者，所謂的第四權吧，三權分立之外的新聞監督權，就是第四權，做一個客觀的評論，這是完全能夠起到很好的作用的，至少能夠起到制止暴行繼續發生的作用。所以我認為在蘇家屯這個事件上，國際媒體保持沉默實際上是媒體的老闆，不是記者本身，記者都很願意報導這種事情，我相信一點，很多記者都很有正義感，關鍵是報社的後台老闆，就是說這個投資者，它往往怕得罪中共或者說怕影響他們的利益，所以，就禁止他們的記者報導這些事情，應該是這種情況。
實際上我們每天都在查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就是這十幾天吧，我每天都在查它，看他們有沒有報導這件事，到今天我還沒有看到，還沒有見報的消息。那作為我來講呢，我認為這件事可以肯定，就是從我的經驗，我在中國執業27年，從我對法律的理解，我認為蘇家屯的事件是真實的，可信的，這個事情國際社會都應該動員起來，責令中共當局，或者是聯合國派出獨立調查機構，立即對它進行調查，否則中共當局和當權者很容易的毀滅罪證，就是說採取各種方式來銷毀罪證，那麼時間拖得越長，這個罪證消失得越乾淨。
西方「中國通」不瞭解中國
那麼現在的國際媒體或者說大眾，特別是有不少的中國通，西方國家的中國通，即瞭解中國情況的人，實際上他們並不真正瞭解中共的本質或者真正的面目。我瞭解到不少的美國啊加拿大一些對中國有所瞭解的所謂的中國通，他們僅僅是被中共收買了或者是被矇騙了，相信中共的很多做法。
我剛剛看到一個老外專家寫的對這個事件的評論，他就是持否定態度。他認為6千人關在地下室是不可能的甚麼甚麼，還有就說中共現在正在大力發展經濟，不可能做出這種事來，這種事會影響它們形象甚麼的，這都是一種基於常人的思維，或者說正常人理性的思維，確實是不可能的。但中共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邪惡的毫無章法的流氓犯罪集團，它們做事根本就不考慮任何的原則，或者任何的理性，完全是只考慮一個字，就是權。為了抓住權力，它們甚麼都不顧，沒有任何的公理可言。所以我們作為親自體驗過中共專制暴政的人，能夠理解，而且能夠很清楚的看出中共的真面目來，那些外國專家，在中國搞甚麼研究，他們都得到中共很好的待遇，給他們提供種種的方便，而且帶他們去的都是掩蓋真像的場所。
像希特勒集中營，當年也是沒有任何主流媒體的報導來披露，那麼性質是一樣的，中共當局純屬流氓無產階級，流氓無產階級根本不需要文化，所以它毀滅文化或者說摧毀人類道德這方面已經是登峰造極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它做出的任何事情，我認為都已經是不足為奇。它做出的種種非常殘暴的事情，非常下流的做法都已經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到了這種地步，所以中共不滅亡啊，真是天誅地滅。
西方媒體報導蘇家屯只是個時間問題
我認為西方媒體到目前為止還不敢報還不能報，不是等於他們不報，他們一定會報，只是時間的問題，就需要所有的中國人關注這件事，而且加大呼籲，向各國的國會，向各國的政府首腦，比如國會議員或者媒體強烈的呼籲，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十次，那麼一定會引起關注，引起關注才能真正制止犯罪，因為中共現在是死要面子，儘管它現在已經是邪惡的無以復加了，但是，它還是要維護它在國際上的形象和面子的，因為如果它真的徹底公開了，或者甚麼都不顧的話，如果到這個程度的時候，它不顧國際社會的一切正義的呼聲，真正的胡作非為或任意妄為的時候，那麼也就是中共滅亡的時候。
我覺得把這個真像以一傳十，十傳百，傳的讓所有的人都知道，而且要不斷的提醒，不斷的披露，就能夠制止這個事件的繼續惡化。事實披露出來以後，我認為那些還活著的人，他們已經被保護了，我相信在這個時候、這個場合，胡錦濤不敢再放任或者再裝聾作啞，如果被幹掉四千的話，還有兩千多人，他們的生命可能會得以保存。因為胡錦濤本人我認為他不是一個邪惡到這個程度的這樣一個人，他應該是屬於比較無能，軟弱無能，而且他不是一個天生的惡魔吧？從他個人角度來講，他負有很重大的責任。在這件事情出來以後，他可以採取很多措施啊，聽任幫助這些罪犯來掩蓋罪證，消除罪證，很可能胡錦濤當局會這麼做的，但是另一個方面，他也同時會制止進一步的罪惡的擴大或者繼續進行，他應該也會這樣做，否則的話，等待胡錦濤的一樣是很可悲的下場。(//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