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3日訊】我這次想談的話題是一個其實已經塵埃落定的問題，而所謂的“塵埃落定”其實只留於表面，我所指的就是“九鐵事件”。

“九鐵事件”在香港鬧了兩個星期，目前暫時塵埃落定。而所謂的“塵埃落定”就是九鐵主席田北辰繼續留任，但其權力會有所限制，其職權主要是對外發言和研究公司的長遠發展策略等，當其明乎其實的所謂“人頭主席”(figurehead)。至於署理行政總裁黎文熹就引咎辭職，而他引的是什麽“咎”呢？因爲他認爲他要爲其下屬所作之抗爭承擔責任。

而這抗爭所指的是，當田北辰和黎文熹在九鐵管理局斡旋之下，或是說九鐵管理局作爲董事局本身作出了裁判，把行政總裁與主席之職權弄清楚後，定出了遊戲規則，而田北辰又答應，黎文熹又覺得沒問題，雙方準備走出來宣佈消息前，竟然有二十個管理階層、總經理級的人物走出來召開記者招待會，公然“挺黎文熹”，這使到特首曾蔭權拍桌子，隨後黎文熹就引咎辭職，然後那個所謂帶頭鬧事的黎啓憲便立即被辭退。

這事件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塵埃落定。但對於這次事件，我想談的是，那些傳媒基本上是一面倒支援田北辰，譴責九鐵的管理階層，而其所憑藉的是一種封建、父權思想，就是以下犯上是不可以容忍的，這群管理階層要“倒田北辰”便是以下犯上，乃欺君之罪，其罪大當誅。這種意識形態竟然在二十一世紀現代文明社會的香港出現，你別說這不嚇人。而其中更有一、兩個電臺節目主持人公然“挺田”，但又說不出其所以然來，只是主要指出這群人不應該使到公營機構的主席這樣無法下臺階，有什麽事情都應該閉門討論。這種意識形態自從共產黨收回香港之後就開始出現。中國人最喜歡就是互相包庇，以下就不能犯上，當上級的就一定是高高在上，不需受節制。

在此我們理性、客觀一些去分析這事件。在楊啓彥時代，九鐵主席兼任行政總裁，而楊啓彥這個人只知黑與白，並沒有灰色地帶，他一個人就決定一切。而那些管理階層認爲，因爲既然他是行政總裁又是主席，於是當時九鐵就毫無問題地這樣運作。不過，政府就認爲這樣有問題，而且又準備要地鐵與九鐵合併，於是便削減楊啓彥的權力，把主席的職位交給田北辰。而這位“田二少”就把兼職當作全職來做，以爲自己當主席就可以全權管理一切，包括管理階層，於是就出了事端。就這樣，管理階層與這位“人頭主席”之間的矛盾慢慢地累積起來，愈來愈明顯，終至九鐵發生“裂縫事件”之後，情況就變得白熱化，因爲田北辰把責任推卸給管理階層，管理階層就覺得無法忍受。

讓我們以常理邏輯來分析，可以有四千名員工簽名，又有二十名管理階層聯署要“倒田北辰”，這位主席真的要去反省、檢討。因此，當時他視情況而表示要請辭，我認爲這是十分正常的做法。不過，後來他又留任，我就認爲十分有問題。大家試想一下，可以有四千名員工聯署，再加上管理階層都表示對一位公營機構的主席不滿，無法與他合作，這樣，請問是否應該檢討一下發生了什麽問題呢？

有些人認爲田北辰是改革派，把他比喻爲王安石，這樣請問宋神宗是誰呢？王安石的改革也是具體而微，影響到許多利益集團，當然也受到舊黨的排擠。但請問一下田北辰當了數年的主席，他又改革了一些什麽呢？其改革受到阻力又何所指呢？沒有人可以說出其所以然來，但就閉上眼睛去支援田北辰。我們實在無法去解釋這種不分是非、不分黑白、非理性靠邊站的傳媒現象。我們也無法以常理來分析，爲何曾蔭權一面倒去“挺田”，但實質內心並不是那麽想去“挺田”。

目前的結果是，田北辰的權力比較過去減少了許多。究竟這次誰是贏家呢？有些人認爲“強政厲治”的曾蔭權才是贏家。這次曾蔭權固然是贏了，但是他犧牲了九鐵的公信力。九鐵在市民心目中的公信力會因爲這次的權力鬥爭而蕩然無存。大家對這樣一個公共交通運輸機構的服務和其管理質素開始懷疑，我們作爲消費者付出那麽即昂貴的交通費，試問誰還我們公道呢？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