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草堂讀書會：《我的閱讀與思考》
【大紀元3月2日訊】元月十六日，成都草堂讀書會在經幹院學府茶坊舉行了一次「讀與思」的講座。講座由葉濤先生主持，由詩歌評論家楊遠宏先生主講。
當天來參加講座的約有四五十人。太平村和蔟橋鄉的農民兄弟姐妹也有代表參加。
葉濤先生回答有些朋友們的詢問，就是關於草堂讀書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活動、組織或非組織？葉濤說，草堂讀書會的特點就是「四無」，一無組織、二無紀律、三無經費、四無結論。每次在付費的公眾場所聚會，任何朋友或非朋友盡可以自由取捨，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只是茶資必須要自付。
講座上葉濤先生給大家念了一段某報刊發表的一則報導，某國家機構發佈他們調查的我國人民自認自己的「幸福度」已經達到了90％。就此問題大家也展開了討論。特別是下崗生活無著的工人兄弟和遭遇拆遷失地極大地降低了生活水平的農民兄弟姐妹們，對這樣的假新聞假報導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楊遠宏先生主講後，與會者也展開了討論。前後大概有二十幾人發言，但因為當時錄音筆出問題，未能將大家的發言錄下，不能有完整的錄音講稿提供給大家，非常抱歉。
下面我們將遠宏先生的講話草稿整理刊出，供大家瞭解。
——黃維才
楊遠宏演講《我的閱讀與思考》：
在眼球文化、圖像文化大面積遮蔽、羞辱心智文化的現實語境中，在一個膚淺平庸而不願高度、深度閱讀，不耐思考的時代，草堂讀書會重提「讀與思」的話題，無疑是有其深長宏闊的眼光和緊迫厚重的意義。當年的東林書院有一副聞名天下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上聯是對讀書人在淒風苦雨中刻苦攻讀的動人寫照，下聯表明讀書人苦讀與社會關懷之思考，刻骨銘心的道義良知。孔子也說過「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殆」，挑明瞭學（讀）與思的相關性。我的演講也就由此出發，談一些我的粗淺、點滴體會，以供在座的朋友們參考。
關於讀。
好幾年前，我曾經將閱讀分為兩類。一類，我稱之為上升性、增質性的閱讀，具體指對人類文明最高智慧、最高思想、最高藝術、最高經典的閱讀。此類閱讀增加人的質量，引領人上升。應以此類閱讀的汲納，構成閱讀者終身的基礎知識框架和學養，只有在此基礎上，才可能生長出才華和優秀。另一類我稱之為下降性、減質性閱讀，具體指那些淺俗無聊、無向無效的閱讀。此類閱讀不讀或許更好些，讀了反而使人減輕質量，反使人沉淪下降。對此，古人有足夠的清醒：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引伸一下，當然也就是取法乎下，得乎其下中之下。那怕窮其一生，我們連人類文明浩如煙海的經典都讀不完，哪有時間耗費在那些淺俗無聊的文化垃圾上。要害不僅在於讀與不讀，而更在於你在讀什麼。我們應當對我們的閱讀有嚴格甚至於是苛刻的美學限定、文化限定、思想限定和精神限定。朋友們，再不要在閱讀之路上盲目彎行或下滑了。
鑒於我們民族哲學智慧和宗教感的單薄稀缺，而哲學無疑是人類最高智慧的結晶，宗教無疑是人類靈魂最高的超越和昇華，因此，我建議朋友們要強化古今中外哲學、宗教經典的閱讀。
文化研究是國際思想理論的前沿。這個流派以人類整體的社會生活方式，作為文化的一種定義，將包括文化生活在內的一切社會生活現象，都看成是文化現象，而對之進行多角度、多學科的綜合思考和研究，這無疑會給我們帶來宏闊的眼光、思考和啟示。會帶給我們一片更廣闊的閱讀和思考的新天地、新境界、新發現。因此，我建議朋友們注意文化研究的閱讀。推薦三本書，這三本書是《文化研究讀本》《消費文化讀本》《文化研究訪談錄》。另外給朋友們推薦幾套叢書，你們可選擇性地閱讀。它們是商務印書館出的「漢譯名著」，三聯出版社出的「學術文庫」「新知文庫」「憲政譯叢」「歷代基督教學術文庫」「基督教學術研究文庫」，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的「當代學術思潮譯叢」「20世紀西方哲學譯叢」，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的「知識份子圖書館叢書」灕江社出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沒有收入叢書的單行本太多，難以一一推薦，請原諒。
關於思。
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是對思、理性、主體的充分認定和確信。後現代有人說「我思故我不在」，我理解這種說法對理性崇拜、專制的反彈，以及在現代、後現代感性、理性進退惶惑、困境中，對理性、主體的懷疑和挑戰。但是，作為人之為人的堅實依據之一，無論受到何種懷疑、反彈和挑戰，理性和主體，依然要伴隨人類到人類的終結。
對理性、思想的另一類質疑來自培根。他說「凡思想皆被思想過」。可以這樣說，人類思想的基本命題，確實已差不多被思想過了，因此才有「太陽底下無新事」一論。但是，即使對已被思想過的思想，完全可以帶著新的問題意識，有新的切入和角度，而產生新的理解和意義。比如反智反理性，實則古已有之。老子就主張「絕聖棄智」，但老子是出自「常使民無知無欲」使「智者不敢為」「民利百倍」「智慧出，有大偽」的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的考量。而18世紀的啟蒙運動，卻喊出了「讓一切重新接受理性審判」的口號。這是強調思想、理性的獨立、反思和啟蒙，帶有召喚革命的預謀、抱負和雄心。後現代主義反理性，則是反抗理性對感性乃至感官、欲望的壓迫和專制，張揚、鼓吹人的感官和欲望。依我看，反理性反思考、既可能是洞透天地後的大智慧（但這是深厚透達的理性、是思考在前，其結果也是極少的大智者）更可能是無知即無畏的愚昧和輕狂。這是大量的愚氓。由此可見，僅管同是面對反智反理性，古今中外，完全可能有不同的思考。何況，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急劇變化、新問題層出不窮、新舊影響盤根錯節的時代，能不保持足夠的理性、思考和清醒嗎？
對此，我們應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問題思考。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一個沒有問題意識的民族，是問題最多的民族；一個沒有問題意識的國度，是最成問題的國度。」旅美加洲大學學者張旭東在北大的一次講座中，曾經振聾發聵地發問，我們到底要的是什麼？我們到底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我認為，如果對此類人生基礎性問題，沒有起碼的思考和選擇，面對由此問題而牽動的人生方方面面，能不困惑、盲目和糊塗嗎？
有位國外的思想家說過，在書房裏產生的思想，可以帶來一場地震。諸位不要輕易重複歌德所言「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不要輕視帶有問題意識的思考。理性思考是構成人類文明的一個極重要的部分。
縱觀中國思想史，我們民族和中國知識份子嚴重缺失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感、人類關懷，和具有超驗、超越性的精神維度和精神源頭，尤其是宗教精神的嚴重缺失。由於前者的缺失，我們始終走不出狹隘的、簡單的、極端的所謂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怪圈和陷阱，而在其中自我坐大、麻醉、腐朽。須知，古今中外的統治者，都是以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兩面靈旗來呼風喚雨，來招搖聚眾，尤其是在內外交困的時候更是如此。如果將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簡單化、狹隘化、絕對化，而演變為自大張狂的排他、排外禍水，就極可能威脅到人類的安全與和平，這是極危險的，極需警惕的傾向。何況，歷代統治者慣常在愛國主義中玩掉包慣技，將其中的「國」本指「祖國」，卻權謀地偷換為「國家」。我們卻往往對此不加深思而盲從。安德森認定，民族是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既是想像，當然就帶有建構和虛幻的色彩；既是想像，為什麼不可以再想像？既是建構，為什麼不可以對之進行再建構或解構？別爾嘉耶夫說過，愛祖國是壯麗的，但還有比這更壯麗的事業，那就是愛真理。最終，我們不是通過祖國，而是經由真理，走向通往天國的道路。
由於後者的缺失，我們因為沒有來世，沒有末日審判而無所畏懼，而肆無忌憚；因為沒有絕對的精神源頭、指向和歸宿、信靠，而只能在我們的文化傳統造就的功利主義、實用理性中伺機隨機，隨波逐流，隨浪逐利，靈魂思想無根而隨風飄轉，受盡欺蒙和苦痛，最終淪為他人或自己的實用工具。人生苦短，轉瞬即逝而終無靈魂、精神的信靠，終無未來，這難道還不覺得可悲嗎？
在此，深思魯迅的悲劇是意味深長的。
對魯迅作為一位深厚的，有良知和道義擔當的思想家、作家，作為一位獨立自主鬥士，我是滿懷敬重的。但魯迅過分自信來自尼采的超人理念和強力意志。主體心智和力量，成了他心靈唯一的主和信靠。對超越自身意義的絕對精神的拒斥情緒，使他拒絕把生命、信靠奉獻給超越性的神聖，以至最終在現實的一再失敗、失望之後，最終走向怨恨和絕望的深淵。現實不能解決他的失望，而又沒有超驗的、最後的精神信靠和歸宿，魯迅的悲劇也就必不可免。無所畏懼地面對生存的嚴峻考驗和苦難，始終對人類持有普世的恒常的關愛和希望，這一切，只可能來自絕對的超越性的精神信靠。而這，正是世界級大師必備的精神素質。也只有親和或具備這樣的精神素質，中國的知識份子才可能有真正的希望，才可能有真正的出路。
上述思考的詳細論述，請各位參見網上拙作《重建知識份子的精神》。
我的演講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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